唐德剛：民國前十年（《袁氏當國》之前部分）
告別帝制五千年 3
◆ 前言 3
◆ 電腦時代新史學的試探 6
◆ 三大階段，兩次轉型 9
◆ 百代猶行秦法政 14
◆ 戰前千年不變，戰後十年一變 19
細說辛亥革命 20
◆ 辛亥革命的定義與爭議 21
◆ 得風氣之先的華僑青年 25
◆ 孫文脫穎而出 29
◆ 「三民主義」的根源 32
◆ 石不轉而江自流的中國知識階層 33
同盟會這個革命大拼盤 37
◆ 「同盟會」這個革命大拼盤 38
◆ 「老孫」「小黃」合作的開始 43
◆ 大清帝國「牆倒眾人推」 46
◆ 驅逐滿人、建立民國、以美國為模範 49
◆ 佛郎、馬克雪片飛來 50
韃虜易驅 民國難建 52
◆ 一個「開始的結束」 53
◆ 三權已足 五權不夠 57
◆ 「武昌起義」的經緯 59
◆ 韃虜易驅 民國難建 61
◆ 再看無勞增值、漲價歸公 64
◆ 從「企台」到「總統」 69
◆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黃花岡」 70
◆ 孫文的革命外交舉隅 74
◆ 科州盧家的故事 76
告別帝制五千年
◆ 前言
這部拙作是作者在退休以後才執筆編寫的。作為一個以歷史為專業的教師，我個人自二十四歲開始在大學教授歷史以來，至此已四十餘年。在此將近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十、九是在美國紐約的兩所大學裡度過去了。在哥大研究院專授兩門課，整整地教了七年。一門可說是包羅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的【漢學概述】；另一門則是包含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料學】。上課時往往是推著整書車「史料」進課室的。在紐約市立大學則前後教了近四十年。前二十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課；後二十年則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學院作專任。其中十二年則兼亞洲學系的系主任，並負責設計和教授各種課目。在紐約市政府和聯邦政府所主辦的中學教師訓練班中，也曾擔綱教授多種課目。總之，四十年中在紐約市大所設計和教授的課目幾近二十種之多。作為一個「課目設計」（course proposal）的負責人，你縱不親自上課，但對教學內容也必須有其徹底的掌握。加以紐約市大的學生和家長們都來自世界各地，種族、宗教和政治背景皆萬般複雜。作為一個歷史課目的教師，尤其是設計人，各方面可能發生的問題，都得面面顧到。日久在不知不覺中，竟會變成個無所不知，也沒一項知得太多的大雜家。荒時廢業，莫此為甚。
但是筆者在這身不由己的教學環境中，卻勉力地做了一項堅持：在十多種無法擺脫的課目之中，我始終堅持中國近現代史一課必須親授；四十年未嘗或缺也。由於學生背景複雜，程度參差，因此對教學史料之篩選，也不得不隨時注意，每一學年的教材都按時下出版情況加以修正。因此四十年來，愚而不學，未能著作等身，卻講義連屋。回憶昔年在哥大，因職司圖書管理，對國史資料曾作有系統之累集與編纂。工作雖為人作嫁，然身當其任，熟能生巧，乖材辟典，每可一索即得。友生時有諮詢，其數年不解之難題，往往可一語解紛。嗣在市大因該校無中文圖書設備，余嘗簽請紐約市府與市大當軸，擬由市立圖書館與市大圖書館合設一中文圖書館，一以方便市大教學，兼為華裔社區服務。蓋市府有此經費，有此立法，而社區與學界亦皆有此需要也。為此筆者曾與市府官員及市大當軸會議無數次，終以華裔社區支援太少，政府體認不足而流產，至堪歎息。承乏一主要學府，以漢學為重心之亞洲學系而無漢學收藏為基礎，則雖為巧婦亦難以為炊。所幸筆者服務哥大有年，兩校近在咫尺，在研究資料上，尚可互通有無。至於日常有關漢學文史之教研，則筆者恒以一己之個人收藏為系中師生之輔助。有關資料，片紙未敢廢也。積少成多，數十年來，茅盧竟成堆疊。
然處此高科技時代，汗牛充棟之史料收藏，究非一介寒儒所能勝任。敝帚自珍，終是滄海一粟。所幸久居紐約，集天下之至善與至惡於一城，若有所需，仍可一索即得也。年前自紐約市大退休之後，為人作嫁之身，初獲自由，文化出版界友好不棄而有索稿者，亦可勉力應命。昔時課室講稿及平時塗鴉舊作，自校中呋氐貛欤?远讶鐏y山，偶自整理，抽編應命，初不意有同好之讀者賢達與朋輩師友，竟頗有極嚴肅之鼓勵。承師友厚愛之餘，筆者亦不敢自棄。究竟寄身象牙塔內數十年，縱系至愚，能無一得？因每於霜晨月夕，於數十箱舊稿中，略檢其尚可用者，編綴成篇，多半寄呈劉紹唐先生于「傳記文學」中酌量選用。隨意塗鴉付郵，數年來，竟至百餘萬言。日積月累，浸成巨帙，亦殊出所料也。筆者于六○年代之初嘗與美國出版商麥克米?#123;公司訂約撰寫，總攬二十世紀中國之「民國全史」。英文稿成千餘頁（部分章節曾由李又寧教授主編之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季刊披露之，見一九八八年諸期）。嗣復承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慷慨資助擔綱主編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Republican China（「詳註民國史資料彙編」），積稿亦數十箱，雖明知經費有限，非一人之力可竟全功，然愚公移山，古有明訓，知其不可而為之，未嘗氣餒過。唯自哥大轉業之後，所承擔之新職，管理重於研究，一轉百轉，致前功盡棄，實非所願也。時格勢禁，乞食異邦，無如之何，思之可悲。如今退休之後，雖已漸感老邁，然琴劍猶存，棄之可惜，摩挲舊簡，終覺難安，老驥伏櫪，仍思賈起餘勇，終始其事而以本篇為前導。天假以年，不敢自棄也。
◆ 電腦時代新史學的試探
在本篇中，筆者必須向賢明讀者特別交代的是，劉紹唐先生所編的「傳記文學」，並不是「學報」型的雜誌。筆者亦無心多寫學報文章。所謂學報文章是文體不嫌枯澀，而言必有據，本師胡適之先生所謂「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是也。如山師訓，吾何敢違。祇是覺得學術文章，不一定必須行文枯澀。言而有據，也不一定要句句加註，以自炫博學。美國文史學界因受自然科學治學方法之影響，社會科學之著述亦多詰屈聱牙，每難卒讀。治史者固不必如是也。筆者在作博士生時代，對此美國時尚即深具反感，然人微言輕，在洋科場中，作老童生又何敢造反？誰知如真造反有理，實不愁造反無人也。在此行首舉義旗者，不意竟為筆者在哥大所最崇拜的業師之一傑克斯巴松（Dean Jacques Barzun）也。巴氏曾在哥大任教務長及文學院長多年，後以校聘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退休。在筆者受業期間，巴氏即不時於授課中嚴厲批評時士所炫耀，以註腳（footnote）做學問之美國式繁瑣史學為不當（巴氏為法裔），六○年代時更著而為文于哥大校刊中痛論之。無奈積弊已深，縱碩學高名如巴松者亦不能移風易俗也。筆者嗣讀此邦師生之漢學論文，其中每有湵』闹囍?饔须y言者，然所列註疏?#123;證洋洋大觀焉。時為之擲卷歎息，歎洋科舉中之流弊不下於中國之八股也，夫復何言？！不意近年來電腦之發展已至不可想像之程度，如今臺北中央研究院已將「二十五史」與「十三經」等輸入網路；大陸上甚至已將「四庫全書」全部電腦化。筆者本人曾承臺北南港中研院電子專家之輔導，試檢「二十五史」及「十三經」之諸典籍，按鈕索驥，所需史料簡直多至無可招架之程度。近月由華裔譚崇仁博士等專家為美國IBM所設計之「深?#123;」電腦，與世界棋王科斯巴魯夫對弈，科氏敗下陣來，曾引起世界震驚。其實此事並無可驚之處。蓋「深?#123;」計算棋式之「秒速」為二億步，所藏棋譜在萬種以上，而且日新月異，永遠不斷地在改進之中，一人腦中智慧之累積，究有其極限。古人云：「以有涯隨無涯，殆矣。」棋王敗北，何足異哉？
再者，照目前電腦科學發展之情勢度之，則下一世紀電腦之秒速將有十億字之檢索能力，直可把目前藏書鐵架長逾六十英里之美國國會圖書館，全部收藏集於一機之內，置諸衣袋之中而有餘，真是成何體統？！讀者賢達批覽拙篇，或將疑我為撰寫科幻小說。朋友，非也，非也！此一幻想之成為事實，祇是十年、二十年後之事耳。電腦革命如今已排山倒海，吾人身在此山中，不自覺之罷了。
現在言歸正傳。若談電腦革命對史學之影響，實在令人不忍卒言。筆者昔年每勸胡適之先生不應再搞他的「水經註」。原意是胡師今世之大思想家也，惡可因噎廢食，沉迷於考據訓詁之小道哉？然久有考據之「癖」的胡老師聽不進去也。孰知進入今日的電腦時代，考據訓詁真已成為工匠小技哉？適之先生二十年之功，今後如以電腦檢索之，數星期之事耳。浪費了胡適二十年的光陰，我們的民族智慧如何浪費得起？……事實上，縱在今代電腦出現之前，美國史學界對此以注腳相尚，氾濫成災的繁瑣史學之抗拒已甚囂塵上，論者以容忍一注可長至三百頁之當今美國的八股史學實為荒謬。今後在電腦徽种?拢?蔷透?蛔阏撘印Ｈツ昵铩讣~約時報」對此一學術革命，曾有頗為詳盡之報導。（見William H. Honan, Footnotes Offering Fewer Insights : Schoalrs Desert an Old Tradition in a Search for Wider Appeal, The New York Times. EDUCATION. August 14,1996.p.B9.）有感若此，以故筆者試撰此篇時，既為顧慮一般讀者對章句之不耐；同時為試探電腦時代新史學應有之取向，乃不作教科書式之撰寫。一般史實之早成定案者，都以我國傳統史學中之「紀事本末體」及「大事年日誌」之方式於末卷中條列之。如此，則讀者可一目了然，毋須作者囉嗦也。而史實中之可議、可驚、可歎之處則于正文詳敘之，並試行減少學報氣味，庶幾一般讀者能讀而終卷也。名家之見足傳千古者，則博攬而廣收之；或有不足者，則以愚者之一得而填補之。雖僅一得之愚，亦聊備一家之言，以待知音者之更多補充與佐證。至於一般注腳，除具有關鍵性者注明之外，一索可得者則省卻之。蓋專家檢索，初非難事，遣興讀者亦知作者之不妄言也。聊以拙篇為新方向之實踐，縱不能至，然心嚮往之。至懇讀者隨時匡正之也。
◆ 三大階段，兩次轉型
抑有進者，筆者讀史、教史、著史數十年，勞者自歌，亦每以千慮一得，自作主張，對四千年國史之詮釋，一以貫之。斯即數十年來初未離口之拙論，所謂「三大階段」與「兩次轉型」也。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後有紀錄可征之國史，凡四千餘年（B. C. 2200-2000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會型態發展之程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則四千年來我民族之社會政治型態之發展，蓋可綜合之為三大階段，亦即封建、帝制與民治是也。從封建轉帝制，發生于商鞅與秦皇漢武之間，歷時約三百年。從帝制轉民治則發生於鴉片戰爭之後，吾儕及身而見之中國近現代史之階段也。筆者鄙見認為此一轉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難見膚功也。換言之，我民族於近代中國所受之苦難，至少需至下一世紀之中期，方可略見鬆動。此不學所謂兩大轉型也。
今日尚主宰大陸史學界之馬克斯主義歷史學派，根據馬克斯主義之教條，則分國史為五段，亦即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包括所謂「最後階段」之共產主義社會）是也。今因大陸上兩制之推行及蘇聯之解體，社會主義已成過街老鼠，鮮有衷心信服者矣。然不疑之處原亦有其可疑餘地也。縱觀近百餘年來之名家史學，馬派之社會發展階段論之科學性，原無可厚非也。祇是日爾曼學人太武斷，每好以偏概全；而我國「五四」以後之啟蒙文人，崇洋過當，在學術轉型期中食洋不化，致將錯就錯。
蓋人類社會之發展雖有其通性，然各大民族之社會發展亦各有其特性，二者交互影響乃形成各民族史之不同型態與不同階段也。在歐亞大陸上，我華夏民族社會發展之經驗足於白種民族﹝包含閃米特族（Semitic Peoples）?#123;相頡頏。馬派史學所總結者，實為白種民族之現象，持之以解釋我民族之發展，鑿枘就大不相投矣。榫頭卯眼大小不同而硬接之，就死人億萬了。思之可悲Ｃ慌?ド緇嵋裁蛔時局饕邐夜?糯?杏信??slaves），而無奴隸制（slavery），筆者在不同的拙著內曾力證之，國際漢學界亦有公論。〔見「新版大英百科全書」（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 30 volumes）1997年版，第16冊，頁858〕既無奴隸社會階段，則我國史上之封建制，實自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直接演變而來。其實馬派史學所謂之原始公社者，即初民之部落生活（tribal life）也。蓋初民生活原與猴馬牛羊等群居動物（尤其是猿猴一類）之社會行為，頗有相似之處。群居動物，居不離群。初民生活亦必以部落為單位，而部落生活必有其自然形成之酋長，有其長幼強弱之分歧，亦有其部落間之交往，及彼此間之競爭與鬥爭。甚至守土之習慣與夫疆界之劃分，亦為與生俱生者。近年生物學家曾發現非洲之黑猩猩（chimpanzee），各群之間亦每為爭奪疆土而發生群鬥，其情況竟如初民之間的部落戰爭。若輩雖無武器可用，然既抓且咬，爪牙並用，為族群之保疆衛土，亦每至死傷枕藉，有時甚至闔族同殉，其慘烈亦不下於我國共相殘之內戰也。猿猴尚且如此，而況於人乎？以故初民社會之屬土習慣，及長幼強弱階層之自然形成，實即封建之雛形也。隨之，眾部落之間，強淩弱、眾暴寡、大吃孝尊禦卑……，千年演變與進化之結果，乃形成西周時代之高級封建王朝矣。曩昔余讀美洲紅人史，每驚其與我國三代史之酷似也。近讀十七世紀前後在美國維吉尼亞洲建國之印地安「帝國」史，尤信封建制出於部落生活之非虛。蓋此邦盛時所擁疆土約為臺灣之一倍，其君主保哈坦（Powhatan）屬下有大小諸侯三十家。每家各有其大小不同之疆土；每家亦各擁有勇士自二十人至三百人不等也。他們君主與諸侯之間的權利義務亦均約定俗成，頗有可觀。保哈坦有女甚美，後來下嫁與英人，頗有賢名。閑讀此書，幾疑其為「左傳」之英譯也。（見Helen C. Rountree, The Powhatan Indians of Virginia：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9. pp.114─125.）關於封建社會之特徵，我們可以說有兩點最為重要。其一則為土地屬於天子或諸侯，大貴族可以把土地「封」與小貴族，但不得買賣，百姓黎民更不得私有。其二則是居統治階層的貴族實行世襲制，黎民百姓除卻裙帶關係或結幫造反之外，絕不能進入統治階層。這一東方式的封建制度發展至西元前八世紀的西周之末，可說已登峰造極。唯物極必反，迨平王東遷（西元前七七一年）之後，它就開始滑坡以至崩潰了。能把這一從滑坡、崩潰到改制的經過，說得最簡單明瞭的古代記述，實莫過於「漢書•地理志」裡的一段記載。且抄錄如下：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裡；子、男五十裡。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荊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秦遂並兼四海，以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蕩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孓遺者矣。（見中華書局版「漢書•地理志」，第六冊，頁一五四二。）「漢書」中這節記載，歷史家要在雞蛋裡找骨頭，那也是找不盡的。可是作者敍述的封建崩潰的程式，那大體是言之成理的。可是郡縣制之出現卻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經過數百年慢慢轉變出來的。大體說來封建崩潰之開始是，諸侯用各種方法兼併來的土地，不再「封」與他人，而是暫時「懸而不決」或「懸而不封」。這就是「縣」的起源了。在古文裡，「縣」、「懸」本是一字。讀音亦相同。不像後世讀成縣去（聲），懸平（聲）也。縣而不封，縣而不決，本是個臨時的辦法。後來永遠「縣（懸）而不封」，縣就變成個政治制度了。
把郡縣或州縣的「縣」解釋成「懸」字，段玉裁（1735-1815）在他的名著「說文解字注」中也說是「縣者縣（懸）也」；不過他接著說是「縣（懸）於郡也」，那就說錯了。（見該書萬有文庫版，第3冊，34頁）筆者青年期在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就讀時，隨顧頡剛師治商周史便曾指出段氏之誤釋，認為是「縣者懸也。懸而未決或懸而未封」，而非「縣於郡者也」。撰成「我國郡縣起源考」之期終作業，嗣並收為「畢業論文」之前篇，頗承業師過獎。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益覺青年期判斷之非謬。蓋封建王朝末期對封地「懸而不封」，古日本及若干印歐民族國家亦有之，祇是其結果不若中國竟發展成獨特的郡縣文官制（civil service）之重要而已。
郡縣制之興起與發展實為我國社會政治（sociopolitical）第一次大轉型之關鍵所在。一轉百轉，迨始皇統一中國，「廢封建，立郡縣」，由封建制轉入郡縣制，全國人民生活方式（life ways）便無一不轉。「廢井田，開阡陌」亦是必然之事。所謂「廢井田，開阡陌」者，即是開放國有或公有土地任人民私自耕種，以增加生產也。筆者撰拙篇於抗戰中期，初不知歷史會重演，其後竟有廢人民公社，搞包產到戶等之現代化的「廢井田，開阡陌」也。以故筆者不揣湵。?鄬⑽迨?N年前之青年期舊作收入本編，以就教于方家也。
回憶五○年代中期，筆者在哥倫比亞大學半工半讀之時，曾在該校之「中國歷史研究部」作編譯。斯時學部主持人魏復古（KarlA. Wittfogel，1896-1988）教授之巨著「東方專制論」（Oriental Despotism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正在殺青階段（此書於一九五七年由耶魯大學出版，近年曾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譯成漢文出版），魏氏囑余校訂全稿並?#123;注拙見。不才曾歎其功力驚人，而其結論則因果倒置。蓋魏氏修正馬克斯末竟之學說，所謂「亞洲式生產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並創立其一己之理論，認為「亞洲式社會」實為一種「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國家為提高農業生產而興建規模宏大之水利工程，乃導致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逐漸建立起極權專制之國家機器來。其語甚辯，而鄙意則適得其反。蓋我國國家機器之完成，實在始皇帝「廢封建，立郡縣」，建立「職業官僚體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之後也。我國政治制度之發展，實是郡縣制的國家機器建立於先，而大規模之工程（如都江堰、長城及吆拥鹊龋﹦t建設於後也。建立都江堰這樣大規模水利工程的李冰，便是秦王國的「蜀郡太守」（今日大陸上叫做「四川省委書記」）。李冰若不是利用他省委書記的權力，他的都江堰工程（約同於今日李鵬主持的三?#123;水壩工程），是無法施工的。以故筆者數十年來所篤信之我國「國家強於社會」之傳統（始自郡縣文官制之出現），為我國政治制度之最大的特點之拙見，與魏氏之說，表面上似頗為接近，而本質上固有其本末先後之異也。
◆ 百代猶行秦法政
這一記從秦國開始的我國史上的第一次社會政治大轉型（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發自商鞅（西元前三九○─前三三八年），極盛於始皇（統一中國於西元前二二一年），而完成于漢武（B. C. 140-B. C. 87年在位）。漢初諸呂亂後，非劉不王，曾一度郡國並存，搞一國兩制。迨吳楚等七國亂後（西元前一五四年），封建之「國」名存實亡，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之政制轉型始正式落幕，至今未變。其他相關的轉變，如重農輕商的經濟制度、獨崇儒術的職業官僚制、士農工商的階級劃分、婚喪禮俗的日常生活等等，一轉百轉走向定型。尤其是中央集權的三級文官制，自秦漢以後，晉、隋、唐、宋、元、明、清，甚至民國時期之北京政府及國民政府，均不斷加強之。迨人民政府成立之後，毛氏當國對此一中央集權的三級文官制之傳統，可說更是情有獨鐘。在他與郭沫若往來的詩詞中，便頗能聞其心聲。今且抄他一首七律全文如下：
「封建論」
——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神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猶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此詩作于何年，論者不一。但在「九一三事變」之後，毛為四人幫批林批孔助陣時，重提此詩，可知其念念不忘也。總之毛氏對馬列主義之瞭解，自始至終未脫離標語階段，而對傳統帝制之認識，則深入骨髓。毛之不幸是他把兩個極端的理論都誤用了。在重溫傳統帝王政治學時，他體會不了我國傳統裡「有教無類」、「改土歸流」等等歷史經驗的重要性，強不知以為知，自以為是的亂引馬列教條，創造新制度。上節曾說過周初有一千八百國，包含著無數的大小民族（時至今日全國仍有五十七族之多）。所以我國歷史的經驗是，族群不是由少變多，而是滾雪球式的從多變少，形成一種多文化的大民族（racial regrouping under cultural pluralism）。這在現代美國的經驗裡，便叫做「民族大鎔爐」（racial melting pot）。加以在今日交通發達，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極高的時代，一國之內的少數民族怎能永遠聚居於一地呢？……就以我華裔移民美國來說吧，近年來我華裔人數很快便會超過外蒙和西藏的總人口（據專家估計：下世紀，旅美華僑可能上一千萬，蒙藏合計可能不到此數。華僑移民配額，大陸、臺灣、香港之外，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配額裡皆有華裔，有人估計，下世紀中葉，華人可能近千萬雲），今日在美國的所謂中國城（Chinatown，舊名唐人街），在紐約便有三座之多。我們的政治的出路實在祇有落地生根和就地參政之一途。今日我們已出了一個州長，誰能說我們下一世紀不能出個總統呢？我華裔如舍此康莊大道而不由，要來搞個「中國城獨立」或「中國城自治」，豈非二十一世紀一大笑話哉？大美帝國海闊天空，要我們擠在Chinatown內搞「獨立」，不特我華裔有為子孫所不願為；青年期曾在Chinatown做打工仔的老朽如愚亦不幹也。其理甚明嘛！華裔之外，如人逾千萬之非裔」人逾六百萬之猶裔，人逾兩百萬之波裔，他們不搞獨立，正有同病之憐也。所以美國能從十三州發展至五十州者，實我中華千年以來所搞的「改土歸流」之美洲翻版也。朋友，現在臺灣和菲律賓還有很多人，想參加美國的改土歸流，做美國的五十一州呢！改土歸流有何不好？
民國初年的孫中山畢竟是個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臨時大總統時，就反對所謂五族共和這套謬論。他主張採取美國式的民族大熔爐的哲學，而擴建一個包羅所有民族和多種文化的中華民族（見「三民主義」文言文原稿，收在臺灣版「國父全集」，頁180-181）。其實在大清帝國時代，朝廷改滿洲和新疆為省；民國時代改內蒙為省，當政者所採取的也正是這個大熔爐的哲學。不幸到人民政府時代，毛公因受蘇聯制度之影響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誤為進步，廢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內蒙、廣西又全部化為少數民族的自治區，而又只許少數民族在中央集權下，享受點象徵性的自治，這樣就間接鼓勵了少數民族中的分裂主義者和國際間的反華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動了。這種偽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後來也就貽患無窮。今日新疆的亂源即在此。
〔附注〕在早版「毛選」中，毛澤東曾主張少數民族有權獨立，後版中他們就祇能「自治」了。毛自己的思想反反覆覆，便十足表示他對此問題沒有原則性的掌握，隨意搞其黑貓白貓，而墮入中國歷史上原先並沒有的大漢族主義的框框，實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類似的情況下，毛澤東對現代的民治主義和社會主義，也認識不夠。因此在現代西方文明挑戰（challenge）之下，「百代猶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續，但他老人家卻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續下去，其不出紕漏也，豈可得乎？朋友，我們的毛主席在中國近代轉型史（我國歷史上的第二次大轉型）中，原祇是個轉型中期的民族領袖。他個人的個性、見識、修養、訓練和時代，都祇能鑄造他做個轉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個完成轉型的漢武帝。這就叫做形勢比人強。毛澤東自視為天生聖哲，其實他和讀者賢達以及在下的我一樣，也祇是個渺小的脊椎動物，並不能扭轉他們唯物主義者曲不離口的所謂「客觀實在」啊！他是時勢所造的英雄；但是他這個蓋世英雄卻未能創造時勢。夫複何言？
我們及身而見的第二次大轉型，與第一次大轉型頗有不同之處。第一次轉型時，由於我們內部的社會發展至某一階段，促使我們社會政治結構非轉型不可，那是主動的。第二次轉型就不然了，它幾乎是完全出於西人東來之後，對我們著著相逼的挑戰──尤其是軍事挑戰。這一挑戰揭開了近代中國國恥國難和社會政治大轉型的序幕，於是有那個可恥的鴉片戰爭（1839-1842）和隨它接踵而來的「中英南京條約」（1842年8月29日簽訂）……。鴉片戰爭之可恥是雙方都有份的。勝者的可恥，是他武裝販毒，竟不以為恥；敗者的可恥，是他顢頇腐化，政府無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國竟被數千個英國水兵打得一敗塗地。
◆ 戰前千年不變，戰後十年一變
鴉片戰爭在我國歷史上的重要性，長話短說，便是它推動了上述從帝制階段向民治階段的轉型。在這兩大階段之間，它是個分水嶺。戰前我國的社會政治制度（毛澤東所說的秦法政）是千年未變的；戰後的中國那就十年一變了，甚至變得面目全非。這一轉變過程雖萬般複雜，但是事後回頭看去，卻又階段分明。在各階段中，身當其沖的革命家、變法家、觀察家乃至一般智者與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無法識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數智者（像洪秀全、康有為、毛澤東等人）往往自以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勢，難免就強人從己而貽誤蒼生了。
早朝的歷史家，雖也不時回頭看去，試作過歷史分析。無奈這次轉型，如果最後能轉出個長治久安的定型來，根據中西歷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時兩百年才可能有個初步的結果。因此在轉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時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邉印箷r期，分析家對中國前途的變數，實無法掌握。蓋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漸少，羊在何路不難追蹤，中國前途的遠景何似也就隱約可見了。俗語說：「女大十八變。」小女孩才變了三、五變，您怎能看出她的變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變了十五變之後，將來她會成為怎樣的一位夫人，我們也就不難預見了。這祇是個時間的問題；非後之來者勝於前賢也。
根據筆者大膽的觀察，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實在是從割讓香港之後才被迫開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難歲月也悄悄地溜過去了。從林則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傳了五代了。古語說：「五世其昌。」當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經說過：「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見「夷務始末」道光給林則徐上諭）今日香港回歸，國難結束，可能也是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完成的開始。筆者不揣湵。?仡櫱罢埃?A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應可完成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之偉大的歷史任務。國有定型，民有共識，以我國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潛力，走入人類歷史上民治主義的新時代，開我民族史今後五百年之新摺＞藕现T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誰？筆者畢生治史，歷經國難國恥，艱苦備嘗，守到天明覺夜長，終能初睹曙光，亦為之興奮不已。謹以這部小書，野人獻曝，追隨讀者之後，略表個人對香港回歸之慶賀，至懇方家賢達，不吝教之。
細說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爆發，至今已整整八十周年了。為這八秩大慶，海?#123;兩岸乃至日本和美國的中華史學界，都在紛紛集會研討，並撰文以為紀念。在我們執筆之前，首先想自問一下，「辛亥革命」這四個字是誰發明的呢？或是誰首先使用的呢？筆者不學，自覺此答案已不可考；至少是爭議很大，姑置不論。且說「辛亥」。辛亥是我國歷史上傳統的「干支紀年」裡，六十年一迴圈之中的一個年頭。我國歷史自黃帝以降，已有七十八個「辛亥年」。我們這個「辛亥革命」是發生在第七十七個「辛亥年」。這個辛亥，在清朝歷史上是宣統三年；在西方耶穌紀元上，則是1911年，所以西方史學家，都把「辛亥革命」翻譯成「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因而我們今日來撰文討論這個「一九一一年之革命」，首先面對的，便是「定義」的問題了。
◆ 辛亥革命的定義與爭議
我們如望文生義，則「辛亥革命」祇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到1912年元旦孫文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間兩個半月的事。這個狹義的用法曾為甚多中西專著所採?#123;，然為本篇所不齲蓋。「革命」究與突發的「政變」不同，它是長期醞釀的結果。只見其果，不明其因，是會引起誤解的。至於廣義的用法，似乎就應該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見影的後果了。──換言之，我們研討「辛亥革命」事實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國革命邉拥娜?窟^程。但是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邉樱?质悄囊荒昶鸩降哪兀窟@就有點爭議了。
一般的說法，總認為近代中國最早組織的革命團體，便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爆發以後，孫中山先生於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所成立的「興中會」了。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因此也就是中國近代革命邉拥钠瘘c。國民黨官書如是說；大陸上的李新教授在其「中華民國史」上，亦作如是說。
這一點實頗有可議，因為在興中會成立之前，還有楊衢雲烈士和他底一夥同志們在香港所組織的「輔仁文社」。文社成立於一八九○年（清光緒十六年；另一說為一八九二年），比興中會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創立者楊衢雲、謝纘泰、劉燕賓、何星儔等十餘人，其年齡、學歷、社會背景，和他們「推翻滿清」、「創立合眾政府」、選舉「伯理璽天德」（President）等主張，與孫逸仙（中山別號）他們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團，幾乎一模一樣。所以當中山於一八九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時，經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為文社社員，亦中山好友──這兩個小革命團體，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聯合組織了。
在這個雙方聯合的新組織裡，他們決定用「興中會」為會名。因為「振興中華」這個響璫璫的名字，較之那酸溜溜的「輔仁文社」四個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後來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組織了一個「興中會」。這個遠在華北的興中會，與孫、楊的興中會毫無關係。據孔祥熙說，他們那時聽說海外有個「興中會」。他們喜歡振興中華這個響璫璫的名字，乃把他們自己的小團體取個名字，也叫「興中會」。（這是筆者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校對孔祥熙回憶錄時，聽到錄音帶內孔氏親口說的。當時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組織，當成孫中山興中會的「太原分會」，實是誤聽錄音的結果。）楊衢雲、孫中山等在香港所組織的興中會，事實上除掉名字之外，一切皆是「輔仁文社」的延續；會員們也大致都是楊衢雲的班底。因為楊的團體已成立四年有奇；而孫的團體還未滿二月。楊是香港的地頭蛇；孫則是新從夏威夷回來的。雙方強弱之勢是可以想像的。據說他們合併之後，選舉新會長（他們叫「總辦」或「伯理璽天德」）時，曾發生孫、楊之爭。據後來國民黨的官書所載，在同年十月他們預備搞廣州暴動時，孫曾當〔過〕「伯理璽天德」或「總辦」。後來「楊既獲大權，遂藉端要?#123;，而請〔孫〕先生以「伯理璽天德」相讓。鄭士良、陳少白等聞而大憤，極力反對，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內訌，力表謙讓，即以此席讓衢云……」云云（見「國父年譜」頁68-69）。
這段官書頗難說服任何公正的讀者和歷史家。如所敘屬實，那可能不是楊的「藉端要?#123;」，而是孫的黨羽為擁孫而暗中想搞殺楊的「苦撻打」（coup d’etat；政變），為孫所阻。官書甚至說楊衢雲排滿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組織「輔仁文社」的叛逆行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結果（見前書頁50）。這些似乎部是想像之辭。有人或許要說「輔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輔仁」；它是個社交團體，而非革命團體。其實辛亥首義時，最活躍的一個組織則是「文學社」。文學社卻是個革命團體，而非社交團體。所以名字與實質並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時期。我們不能望文生義，或以辭害義。
須知楊衢雲開始其革命行動時，孫中山還是個用功的醫科學生。一八九四年中山還親赴天津「上書李鴻章」呢。他「上書」不幸被拒。如果李鴻章英雄識英雄而重用了「孫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嗎？哪還搞什麼「革命」（他們那時叫「造反」）呢？所以在這一階段裡，楊衢雲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孫在「上書」被拒而走上排滿革命之途，所受楊衢雲的影留，倒是很明顯的。
再者，「興中會」最初在檀香山組織時，其形式和性質也祇是個「銀會」。會員每人出「底銀」5元，「股銀」每股10元，購買愈多愈好。目的是「舉辦公家事業」，事業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該會宗旨，除報國之外，「兼為股友生財捷徑……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頂子買翎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見馮自由著「興中會組織史」及「香港興中會章程」第八條）所以在檀香山的「興中會」裡孫逸仙是在暗中籌款造反，而絕大多數「銀會」會員，則是在買「樂透獎」。而這個興中銀會的會長也不是孫逸仙而是股商劉祥。但是孫卻是這銀會首會的得利人——他籌到港幣一萬三千元（1,3000），外加個「興中會」的組織名義。有了這些本錢之後，中山便匆匆趕回香港向楊衢雲洽商（事實上是bargain）兩會合並的事務了。合併之後，會長一職順理成章自然應該是楊衢雲。是年十月，他們竟然發動了「義兵三千人、洋槍六百杆」外加火輪船二隻的廣州起義。試問中山皮包裡的一萬三千港幣（1,3000$），能買幾枝「洋槍」呢？這些起義的本錢，顯然都是楊衢雲搞起來的。中山半途加入罷了。可惜楊氏早死——一九○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殺於香港，他底事蹟功勳就被埋沒了。所以一部「中國近代革命史」，是應該從楊衢雲開始寫的。
筆者寫這段小辯正，絕無意貶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地位。相反的，我們是更上層樓地尊崇他為我們的民族領袖；民族領袖應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領袖的地位。因此我們不願採用「黨史家」為「黨魁」作傳時，視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的譜牒方法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