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战士系列回忆（1） 送交者: 老五道口 兵团战士系列回忆 作者：龚仁 前言 在商界混了多年，既看到了他们堂皇的售货大厅也看到了那些外人看不到的阴暗的库房。别看那些经理们西服革履、仪表堂堂，一肚子屁的人也有的是。有人说：人与人之间表现得最奸诈就算是商界了，它和政界通着后门。我把我看到的全都写出，保证都是真人真事。（只是假名罢了） 有人可能会说我把社会写得太灰暗。对不起！我写的是讽刺体的小说，就是想把那些家伙笔挺的外衣剥光，让他就剩下虚伪。我还有专写光明的小说，但不是这本。 兵团战士系列回忆（1） 我们连队的后面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山，山的形状像个女人的乳房。据说数年前，有个叫李大麻子的在关里杀了人，跑到这里来躲避，给这山起名叫奶头山。我们连队的前身自然叫奶头村。我们到这里时它已被收编改为五营五十一连。 那年正是中苏边境紧张的时候。我们连队离国境线--黑龙江只有两公里，一到晚上，江对面探照灯的强大光柱在我们的屋顶上来回横扫，红或绿色的信号弹也不时地划破夜空，非常耀眼。说心里话，那时人人都有点儿紧张，战争不知哪天打起来，而谁都知道是战争就免不了有死亡。死亡也就意味着人间的所有好事--疼爱你的父母、人人都向往的返城、搂着恋人的腰等等等等的全与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了。谁不知道生命的珍贵！ 生命确实是珍贵的。就因为他珍贵，你就像个老处女似的守着自己的贞节过一辈子，这贞节又值几个钱？谁都不愿意死，可国家需要的时候，你就该把命交出来，这才体验生命的价值。实事求是地讲，那时大家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除了有一两个干部子弟偷偷调回城外，人员也是比较稳定的。战前动员会开了好几次了，大伙都摩拳擦掌。宣传队也非常活跃，除了演样板戏就是编演苏联兵欺辱我们渔民的小话剧。我那时是特别恨苏联老毛子，觉得修正主义比帝国主义还坏！我们还发了枪，枪老了点儿，是朝鲜战场退役下来的那批……。 这不，天刚黑，团支部在小学校召开的战前动员会，要求所有团员和写了入团申请书的青年都必须参加。今晚我特别紧张，团支部肖书记指定我代表没有入团的青年发言。 那时我们还很落后，所谓小学校也就是一排土坯房，房间里放上条桌和比扁担宽不了多少的条凳，前面也有老师用的讲台，墙上挂了一块裂了缝儿的黑板，再往上是毛主席的照片，照片两侧还贴有八个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菱形纸块。 那年头还没有电，油灯放在讲台上，一切都显得那样昏暗不清，油灯的气味儿加上男知青喷出的烟雾，和并成一股很怪异的味道。灯光将团支部书记肖卫东的身影投放到墙上模模糊糊很高大，他这人很有口才，满肚子的马列语录，讲起话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他先讲了一通儿，接着是几个团员发言，最后才轮到我。 我紧张地走到讲台前，觉得下面无数只眼睛都在审视着我。什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什么为了保卫祖国我甘愿流尽最后一滴血……。当我发言正酣时，教室外面响起了乱七八糟的脚步声，突然门被外面的人一脚踹开，一股冷风窜进来，油灯像是害怕忽亮忽暗地闪烁着，我的身影也在墙上剧烈地晃动。只见几个端着枪的苏联士兵闯了进来，为首的大个子长满络腮胡子，战靴跺得地面"咚，咚"响，大嚷着谁也听不懂的俄语。 一个小个子大概是翻译："全都举起手来！"他讲汉语就像公鸭被踩着脖子。"你们的连队已被我们占领！你，举起手来！"他拿枪指着我。 我下意识地举起手。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说实话，当时我也不知怎么能会失禁，尿液完全没感觉地便排出来。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体会不到那种紧张和恐惧感的。当时我想，完啦，这回准完啦！怎么这么突然？如果在战场上两军对射，我才不怕呢。可妈的就是这么残酷！平时我总觉得死神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它就藏在我们身后。人的一生都要见一次死神，真的，它很狰狞很恐怖…… 小个子还在翻译大个子的话："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知道你们团员在这里开会。苏联人的情报是很准确的！外面都是我们的人，你们的连干部已被我们统统杀死，现在请你们的团支部书记自觉走出来。"小个子拔出匕首，看样子他要用刀结果团支部书记的命。 我偷偷看了一眼肖卫东。他就坐在我对面的第一排，也举着手。 大个子苏联兵又"哇哇"地咆哮起来。"长官说了，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团支部书记不肯走出来，那就把你们全枪毙！"小个子译道。 这话我是听明白了，也不知肖书记听明白没有？我想他可能像电影里的英雄一样，为了大伙挺身而出。平日里我是很佩服肖书记的，这不光是因为他理论水平高，他的阶级觉悟、政治敏感性等也都优于我们这些知青。记得刚来兵团时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那天我午饭后去厕所。我们的厕所和食堂是连队仅有的两座砖式建筑，那时我们那里的砖比现在北京的玉还少。严格地讲，这厕所也不能算全砖，四面墙是砖的，而外面的拐角挡风便是木板的。就连厕所中隔开两性世界那堵最重要的墙也没舍得用砖，也是用木板钉的，虽然钉的是双层，但还是依稀可以看到对面晃动的异性身影。就因为这面墙，让好几个知青竞折腰。我们连队有三个"大板缝儿"就是因为偷看对方让人逮住，后来大伙戏称他们"奶头村三凤"。 我一进厕所便看见一个人跪在茅坑前，屁股蹶得老高。我以为谁在偷看女厕，刚要上前抓，只见肖卫东直起身来，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棍尖上挑着一张报纸。那时肖卫东还不是书记，只见他用两指尖掐着报纸："这人真反动，太反动了！"边说边拎着滴着汤的报纸一路臭味儿地奔了连部。我当时也没太看清，好像是林副主席的一幅照片。 这事可闹大了，第二天全连开大会。"这肯定是男知青干的！"刁连长语气坚定地说。他的推断不是没有道理，这里的东北佬一般是不上公厕的。每当中午或晚上收工时，便会看到贫下中农的大叔大婶们憋着腚门儿往家跑，肥水不流外人田，粪便可以浇自家的菜地，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私有财产。只有知青才傻目呵呵地把屎拉在厕所里。 在城市人看来，大粪是废弃物，肮脏恶臭不值一提，而农村却把它看成是宝，只有在农村才能理解对大粪的重视。在没有化肥的年代，谁家若有几车大粪，就好比有了几袋金子一般。俗话讲：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什么叫当家的？那就如同你们家户主，可见其地位之高。 而且这里的东北佬揩腚是不用纸的，在他们自家砌的土坯厕所的墙上一般都留个小窝。讲究点儿的呢，将那玉米秸杆儿用刀剁成两寸来长的小棍儿，再竖着一切两半，齐溜溜地放满一小窝，拉完屎一刮。不讲究的呢，捡块儿石头或树枝一抹了之。您别笑话他们，我敢打赌，您的祖先也是这么揩腚的。知青来了以后，因为买不到手纸便用报纸。 这事儿查了好几天也没查出来是谁干的，最后不了了之了。如果查出来最次也要打他个反革命，剥他一层皮。 就是通过这件事，我认识了肖卫东，觉得他很有政治头脑。很快他就当上了团支部书记。 苏联兵见没人站出来便转向了坐在头排的组织委员上海知青黎美萍，大个子的枪口几乎要碰到她的鼻尖，大声咆哮着。 "快说，谁是书记？不说就先打死你！"小个子翻译道。 只要一勾扳机，黎美萍那张线条优美的脸顷刻就会稀烂。她微微往后躲着，看得出她很恐惧。但任凭老毛子怎么吼叫，她就是一言不发。此刻屋里的空气如同凝固了似的，用刀都能切成块儿。 黎美萍属于那种绝对漂亮型的女知青，虽然那时的姑娘不象现在的姑娘有那么多时髦的衣物，一身臃肿的绿棉服仍然裹不住她那娇美的身段儿。中国有很多正直善良的女子，她们的内心就想她们的外表一样漂亮。在那个年代，漂亮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它会给你带来灾难。黎美萍的美貌给她带来的悲惨命运我还要另起篇章，这里先不赘述。 大个子不知为什么，忽然与小个子嘀咕起来，指指我又指指门外又指指枪。我的脑袋嗡的一下，看来是先要把我拉出去枪毙。杀鸡给猴看！我这个连团员都不是的人怎么偏偏这个时候站在前面。 小个子提枪朝我走来。去你娘，拼吧！反正是死。我一把将油灯胡撸到地上，趁黑我扑倒了小个子扭打起来。这个老毛子看来也没什么力气，我将他骑在身下死命掐他的脖子。这小子挣扎着，嘴里直咕噜，大概想说话。对不起，到阎王那儿再说吧！就在这时我被大个子苏联兵拦腰抱住，这家伙有把子力气，一下把我掀翻过来。令我吃惊的是他知道我的名字："龚仁，住手！是我！" 谁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一场恶作剧。 我忘了当时是怎么平静下来的，只记得油灯又被点燃，只是玻璃罩已被摔碎，灯捻子冒着黑烟。再看那几个苏联兵，全是穿着宣传队演出服的知青，那个小个子翻译就是外号"鬼难拿"的李小林；大个子是周玉松，他们哈哈笑着得意万分。再看会场桌子有倒的条凳有翻的，等恢复常态后，黎美萍趴在桌上哭起来，可能是刚才太紧张了。只是不见了肖卫东，桌子下面找遍了也没有，最后还是我举着油灯在墙角的煤箱里找到他。我真服了，一个连只羊都装不进去的箱子，他竟能全缩进去。等他从"吱吱"响的煤箱里钻出来，还高举着手，脸上身上全是黑，异常狼狈……。 写到这儿，有两点我必须交代清楚，第一我写这些往事一定要如实地写，不褒贬任何人；第二呢，不便写的我可以空过去。比如说吧，肖卫东现在已做了挺大的官，去年到北京来开会，提出要和连队的老战友聚一聚，在东方饭店又是酒又是海鲜地撮人家一顿，怎么好再写有损于人家形象的事。有人会笑话我吃人家嘴短，反正比那种吃人家嘴都不短的人强。 第二天，这几个"苏联兵"可倒了霉，刁连长说他们扰乱军心，每人记"大过"一次。我呢，连老职工都夸我不熊，没几天我就入了团，过了几天又提了干--让我当新成立的科研班班长。 我们班的东北佬谢富夸我命好，逗我道：你是半路捡"雀子"，有这挨日的命。我当时也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还谦虚地说：瞎捡、瞎捡。 文/龚仁 兵团战士的回忆 (二) 象猪的故事 这本是个沉重的题目，又是个滑稽的题目，写的是那段儿科研界空白阶段的事。当那些臭老九倦缩在牛棚里，国家的科研界出现了空挡，才留给我们一块献丑的舞台。请欣赏我们是怎样表演的吧： 根据上级指示，各连都要成立科研班。我后来怎么也弄不明白，上级的那根筋又转拧了吧，非要搞科研。如在今天可能不算什么，可在当时实在是不入流的怪事情。我是我们连第一任科研班长，那时心里真着急呀，总想搞出点儿科研成果来向毛主席献礼，急得牙床子直长肉。听说三十连搞出了一项成果，我们几个立刻借了几辆自行车。那时自行车讲究加重的，结实，就是骑着太沉。在那能颠裂屁股的土路上一骑就是四十多里，汗把衣服全湿透了，取经心切呀。 原来他们是把西红柿嫁接在土豆秧上，下面长土豆上面结西红柿。我做贼似的特意揪了一个，找个没人的地方一尝，涩得我直吐舌头。而且据他们讲，成活率太低不适合大面积推广。看来草本的嫁接是个问题，可这倒给我了个醒儿，用木本接。 回去后我找了棵杨树，茄子扁豆西红柿七八种，我全挨个给它接上，原以为这样一来吃菜就不用每年再种了，到时从树上随便摘就妥了，没承想它们就像新媳妇放屁--玩儿蔫的。 我不恢心，奋斗总是和曲折、艰辛相伴的。我又找来沙果梨树之类的枝条往上接，可能是心太诚了，终于有一枝梨树感动地活下来，而且还结了两个大梨。那梨就像个大柚子，可惜不好吃，咬一口像是塞了一嘴杨木锯末…… 我还忘说了，我手下还有四个兵，一个老贫农叫谢富，余下的全是知青。记得那是一个休息的日子，我和谢富在宿舍正聊天儿，我们班的蔡包子--脸长得像个蒸过火的包子，风似的跑进来，眨着豆泡眼边喘边说："畜牧派老花猪下、下了一只小象。" "是吗！"大家吃惊道。农村自古就有猪象同源之说，都是耳闻，见过猪生象却很少。我们几个立刻奔了畜牧排。还老远呢就闻到一股猪粪味儿。 "看的人太多，刘排长说了，禁止参观。主要怕花猪受惊吓断了奶。"饲养员赵红梅态度坚决地说。磨了半天她还是不敢做主，但又不愿得罪我："你找谢兽医，让他带你进去。刘排长从来不说他。" 谢兽医是我们班谢富的儿子，我赶紧去找他。在公猪圈后面我找到了正在忙活的谢兽医，他拿着橡胶的采精管儿正在取一头大公猪的精液。我们那时已掌握了人工授精技术。 原来这母猪是个猪托，竟然是一长截儿大粗圆木，上面披上一整张生猪皮，再泼上些母猪尿。大公猪美滋滋颠颠儿地跑来，在"母猪"尾巴处嗅一嗅验证是异性。这猪可不象人类那么复杂，即不看出身也不讲究政治面目、模样丑俊，纳头便上。嘴里还哼着自谱的黄色情歌。（那时是情歌就属于黄色。） 现在的人可能不知道，那时的青年人找对像不是看长相，而是看出身，讲究八辈儿的杆儿正根红的的老贫农。这样的家庭才好找对像。如若您的出身不好，对不起，尽管您赛过婷婷玉立的模特，呸！也得给人家一边啦站着去。从这个角度来说，猪猡比人都强。 谢兽医蹲在母猪一侧拿着采精器--其实就是一根长橡胶管儿，特制成双层，将那双层的外壁灌进温水，再往采精器的上口部分涂上润滑油，将大公猪螺纹状的生殖器插进，就算完事啦。采完了精液，再把那些发情的母猪按住，用吸管儿往母猪的阴道里放上几滴这种圣水，过几天这小母猪的肚子就大起来。这样，一头公猪一次可以给十几头母猪授精。 那时我就可怜这些小母猪，好端端的一个黄花闺女，也没尝到爱情的滋味儿，稀里胡涂就怀上了人家的孩子，连孩子它爹是谁都不知道。同圈的猪婆们还不定怎样嚼她的舌头呢。 等谢兽医忙完，我们提出要看小象，他看了他爹一眼便爽快地答应了。走进母猪圈，躺在草垫子上的花母猪警惕地盯着我们。哇！七八只可爱的小猪崽"吱吱"叫着，有一只鼻子确实稍微长一些，真是头象。"这是返祖现象，还是头小公象呢。"谢兽医说。 世上的事真是无奇不有，有心人会利用它，没心的只会看着它在你身边匆匆走过。这是我们连反革命份子杜援朝（已死，我下篇回忆的主角。）爱说的话。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浮想联翩。我想这猪象既是同源，我们又掌握了人工授精技术，如果让猪象交配，那满圈的猪长得都跟大象似的，吃肉难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时吃肉是限量的，每人每月半市斤（二百五十克），如果按九十顿计算，每顿饭两克多，还没我老婆戴的耳钉重呢，也就相当于半个猪奶头那么一疙瘩肉。谁要掉个槽牙，塞在那里就出不来。就这待遇还必须是大城市的户籍才有，农村人几年见不着荤油的有的是。 记得有一次晚上，我们躺在被窝里聊天。由于没外人，大家都比较敢说，忘了是谁出了个题目：假如现在到了共产主义，满足每个人一个要求，你会提个什么要求呢？这下大伙来了情绪，有说要一辆飞鸽牌自行车的，也有要手表的，蔡包子说：要那些????玩艺儿没用，每天给我来一小碗肉就行。大家忽然觉得他这个要求最现实，因为我们有一年多没尝过肉了，有时睡着了梦见吃肉，口水能淌湿半个枕头。对！咱们都要肉。 看来这个要求只有等到共产主义了。那时觉得共产主义离我们很遥远，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所以，现在我开着我的私车"夏利"时，你便会理解我为什么那么崇拜邓小平了。如果按我们那时想象的标准，我如今都过上了超共产主义的生活了。你也能理解当时我为什么想把猪变成象了，这象猪若是培育成了，偌大的北京城每天宰上三两头，问题不就全解决了吗。 这对中国的贡献有多大呀，不亚于瓦特发明蒸汽机。 第二天我跟全班同志一宣布我的科研想法，立刻得到全体响应。我们又找到刁连长，他起先还表示怀疑，经过我们多方论证又谈到它的政治意义，最后总算将他说服了。有了连长的支持就好办了，他下令将小象单独喂养，以供我们搞实验用，还答应给我们经费。那些日子我们就像注射了兴奋剂，忙得晕头转向也不知道累。 可惜这头小象不争气，长得不要说不像它的先祖那般庞大，就连同窝的兄弟姐妹都不如，就像个老头猪。看来用它实现我们的伟大科研是不可能了，只有另辟溪径。我决定到北京动物园索取象精。 人一到这种地步，就像个草地里的迷路者，自以为选择的方向没错。 当时我们制定好了一系列详细计划，取到象精后怎样保存、怎样运输等等。那时在我的头脑里一切都是那样简单，事情的过程和结果全凭主观想象。犹如幼儿园的娃娃，在他们认为宇宙飞船上天是很简单的事，不就是做一个铁筒子坐上人一飞吗。难怪连队里有人笑话我们是麻袋上绣花--底子差。黑瞎子（黑熊）拿放大镜--冒充科研工作者。 写到这儿我现在都不好意思往下写了。有人会问后来怎样啦？后来没取到象精呗。记得动物园院长当时态度很蛮横："怎么取？你当是取象粪呢！"院长瞪着眼将我们轰出来。 很多年后我还在想，如果当时取到象精，现如今肉铺卖的可能都是鲜嫩的象猪肉了。失败与成功其实就差一小步呀！ 回首往事，假如还稍微能得到一点儿安慰的话，那就是我们曾在科研的崎岖小路上攀登过，是我们填补了七十年代中国科研界的那段空白。尽管是用空白填补的空白。 龚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