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护林队的时候，家的隔壁是队里的医务室，医务室里有个戴眼镜皮肤很白的上海阿姨，她就是我们队上唯一的卫生员。阿姨大约三十出头，她有个女儿，听人说，这阿姨还没有结婚，那小姑娘是私生子，谁都不知道她的父亲是谁。我见过那小姑娘几次，也和那阿姨一样，皮肤很白，眼睛黑黑地，就是见到生人很害羞，紧紧地依偎着她的妈妈。我倒是很想和她玩来着，因为她和我差不多大，又住得那么近，无疑，我们是可以成为最亲近的小伙伴的。然而，她从没有打算和我一起玩，哪怕踢一回毽子丢一次沙包也没有，她放了学就回家很少出门，她的妈妈出去到食堂打饭，她也不象我那样愉快地跟在爸爸后面屁颠颠地端个搪瓷碗。
那都是七十年代末的事了，全国百废待兴，在北京上海的一些人家可能都看到电视了，但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来没有人跟我提起过电视，我也从没看过电视节目。吃完晚饭，我们就看书做作业，妈妈在一边织毛衣，每当这时，隔壁就响起了眼镜阿姨悠扬的手风琴声，她拉的曲子我说不出名字，有时候节奏很快，好像有说不出的烦恼，琴都要被拉破了；有时候很舒缓，听上去象幅画一样优美；有的时候还很忧伤，如泣如诉，许多年后，我现在在澳大利亚看着悉尼瓦蓝瓦蓝的天空还回想得起她那黄昏的琴声。而那时，我是很嫉妒隔壁那小姑娘的，她妈妈一定也教她拉手风琴了吧，她可以摸那上面的键盘，至少弹出叨瑞咪了，而我只有隔着墙听的份。我盼望着我也能摸一摸那手风琴。
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放学后，我故意在医务室门口玩，阿姨回来了，穿着令人羡慕的白大褂，脖子上还挂了个听诊器，肩上挎着药箱，我大声地喊她“阿姨好”，果然，阿姨停下了脚步，走过来，一反平常冷冰冰的神态温和地摸摸我的头，问我，你多大了？我说，七岁半了，阿姨一边沉思一边说，我的那个比你大一点。我知道她的那个就是那个小姑娘了。我说，阿姨，你天天都拉手风琴吗？她高兴地说，你听到了？我说，我们家的人都听到了。她说，你也想拉吗？我说，我想摸摸那手风琴。她领我走进她的房间去，一架颜色黑白相间的发着美丽光泽的手风琴扣着皮带扣结实地躺在洁白的小床上，她的房间不大，里面还有一个柜子，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着一个小煤油炉和做饭的家什，所有的一切都摆放得很整齐。我打量四周，发现少了什么？还没等我问，阿姨就说，小妹被别人带回上海了。我说，她什么时候回来？阿姨一边洗手一边说，不知道，可能不回来了。阿姨打开手风琴的皮带扣，让我的手指在键盘上肆意地滑动，告诉我怎样弹奏那些音符，我玩够了，临走时，她还塞给我了一把糖。
当然，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天天都有，不知为什么我还是有点害怕那阿姨，她好像不欢迎别人到她一尘不染的房间去，她没事就把门关得紧紧地，除了给人看病拿药就是拉手风琴，她去打饭也不喜欢和人说话。冬天到了，她还喜欢戴个大口罩，把自己的脸全遮住，只露出戴了黑边框眼镜的眼睛。有人到我们家来玩，经常谈起她，说她清高，说她戴的那条粉色的围巾真漂亮，是真正的羊毛，从上海带来地！在那个时代，上海货对偏远的新疆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来说就是时尚高雅的代名词，她们的语气里全是羡慕。
可突然有一段时间我没听到那阿姨的琴声了，妈妈说，隔壁的阿姨谈恋爱了，这两天见到人也有个笑脸了。我在门口玩的时候，确实看见过一个高高大大皮肤黑黑的头发卷曲鼻子挺直的叔叔来看她，姐姐说，这个叔叔有一半的俄罗斯血统，住在另一个连队，是个拖拉机手。眼镜阿姨也有和他一起出门的时候，但叔叔走得很快，推着自行车在前面，后面才是瘦小苗条的阿姨捧着去食堂打饭的碗。有个冬天的晚上，下雪了，我趴在窗台上看门口的白杨树上挂满了白白的雪花，看得正起劲，却看见高大帅气的卷毛叔叔帮阿姨提水，阿姨围着粉红围巾，戴着手套帮叔叔打着手电筒，阿姨的手撒娇似地叉在叔叔的臂弯里两人又说又笑很亲热。
谁知道，这段幸福时光很快就过去了。有天放学回来，发现我们这排房子的邻里邻居神色慌张很严肃地在议论一件事情，我从他们断断续续的谈话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阿姨写好了遗书，吃了很多安眠药躺在床上，被前来看病的人及时发现了，现已经送到团场的医院去洗肠了。他们说，那个卷毛叔叔玩弄了她的感情，不要她了，那叔叔嫌她比他大七岁还有一个女儿。就这样，阿姨想不通了，就吃了很多安眠药自杀。队上的许多人都很关心这件事情，这个故事在我们队里流传了好多天好几年。我听爸爸说，这女人很可怜，孩子在上海，而她又弄不到返回上海的名额，这样在新疆呆下去肯定有问题。末了，又把那个叔叔批评了一番，爸爸说，应该找他来好好劝劝他，让他对阿姨好一点。后来，没几天，阿姨从医院回来了，很憔悴，脸更白了，又没有笑容了。叔叔在一个大家吃晚饭的时候来看过她，但不象以前到很晚了才走，好像天还没怎么黑就听到他哐啷哐啷推自行车走的声音。而那阿姨又是一个人在冰天雪地的夜里独自打着手电筒到井边去提水了。阿姨也还拉琴，但时断时续，没精打采的琴声在我们那排房子的上空象轻烟一样飘荡，听得人心里乱糟糟地，早早就关门睡觉了。
夏天新疆瓜果飘香的季节到了。阿姨不知道怎么弄到了返回上海的名额，爸爸说，她搭上了末班车。她高兴地整理行李，逢人就打招呼。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地上放了个大袋子，妈妈说那是隔壁的阿姨送给我的衣服，那袋子里有很多衣服是她女儿的，许多崭新得还没有穿过，翻了翻，突然见到叠得整整齐齐的那条被许多人羡慕的粉红羊毛围巾也躺在袋子里，不由地又想起了她的琴声。
从那天以后的许多个日子里，一路走来我见过很多人遇到过很多事，但再也没有听到过那么动人心弦的手风琴声了，也再也没有见过那个拉手风琴的阿姨和她怯怯的女儿了。不知道她们现在好吗？
但愿她们一切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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