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后来我才逐渐认识到，我当的这个副社长主要为了让我去应付开会，回来能够一二三四把开了什么会说得清楚。我之所以也愿意去当，因为我实在感到吃糠咽菜干农活，几个月下来早已吃不消了，内心里图个轻松。
不过，开会也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可以轻松的事情。
这一年阳春三月，乍暖还寒，尤其在早晚。区里下了通知，开区、乡、村（农业社）三级干部会。我背了铺盖卷同社长一起去了，四十多里走了差不多大半天，擦黑时分才到。放下铺盖，贴补一下肚子，连一口气都来不及喘过来，就去开会。会场里三盏汽灯，刺得睁不开那用惯了煤油灯的眼睛。
一位穿黑中山装却敞开衣扣，卷了裤腿，看来是区里的领导在台上做报告。我听了一会儿，才明白开的是动员跃进的会。他一直讲到深夜十一点，实际上只需十来分钟便能讲明白的事，他总怀疑底下听他讲话的人不能听明白，而用颠来倒去的车轱辘话讲了三个多小时，他在最后用高八度的嗓门喊道：“我们要跃进，就应拿出跃进的精神，跃进的劲头，跃进的实际行动。今天我们立刻把它拿出来，大会以后不休息，马上进行以乡为单位的分组讨论，由你们大家谈各乡各村的跃进计划。”
我们即使哈欠连串，还是乖乖地走进分组会场。夜已深，天很寒凉，人们不期然地将头缩进脖子里，把两手插进袖子管里。我和社长蹲坐在靠墙的砖头块上，身子有个倚靠。我轻轻地问社长：“我们怎么发言？”社长反问我：“你说呢？”我说：“我是外乡人，说不来。”社长说：“沉住气，先听听别的社咋样说。”
谁也不肯先发言，会场陷入一片沉默。乡书记东看看西望望，不知如何是好，却藏住焦急万分的心情，装出和蔼的样子说：“谁带个头。”无人响应，过了好一晌，他按捺不住，开口道：“老李，你先说，算我强迫命令。”
老李是乡政府所在地的农业社社长，同乡书记来往多，乡书记用他来打破僵局。
老李一只手拿着一根短粟杆在地上乱划着，另一只手摸了摸鼻子，又干咳了几声：“我说说吧，下个月把猪场建起来，养上百头猪娃，五头老母猪，一头种猪，自产自养，到年底发展成三百头。还建一个果木园，五百棵核桃，五百棵柿子，就这。”
乡书记问：“粮食产量你不说啊？”
老李说：“你等着啊！……也来个大跃进，小麦亩产一百六十斤，棉花一百斤。”乡书记问：“皮棉还是籽棉？”老李说：“当然是籽棉。”乡书记摇了摇头说：“这叫什么跃进？”老李说：“这我还是狠了狠心努了努劲说的，支书没来，我们还没有商量，也不知道社员们啥心思，我一个人跃得起来吗？”乡书记没有话，过了一会儿，他说：“反正这数目报上去让人笑话，像个跃进样子吗？这样子奔得了共产主义吗？”
又冷场了好长一会儿，突然，不知哪个农业社的人举起手来，他扯大嗓子说：“我们村坚决响应号召，来个大大的跃进，绝对有信心今年把猪场建造起来，到年底存栏猪达到一千头，果木园核桃千株，柿子千株，小麦亩产千斤，棉花皮棉百斤，都凑个整数。”乡书记听了高兴得咧开嘴，说：“这才像个跃进的样儿，向区里汇报，也拿得出手。”
又有三个人开腔，都是千斤千株凑齐整数的说。
蹲坐在我身旁的社长闷着头听其他农业社的发言，他转过脸对我说：“我不敢吹这个牛。咱村的地孬，大多为旱地，今天我们两人一出门就走在山岗上的一段路，都是咱村的麦地，你看到了吧，到现在才长到八九寸高，快抽穗了，亩产也就三四十斤，能收回种子就不错了，怎么吹也吹不到千斤，南头二十来亩倒是水浇地，亩产也就二百来斤，也不敢吹到哪儿去。”
乡书记点了我社长的名，社长躲不过，只得站起，拍拍屁股上的土，平和地说：“咱村有点特殊性，地太孬了，都在岗上，靠天吃饭。我们很想同大伙儿一块儿跃进，保证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你也不学习，报上早说了，人定胜天，你还靠天吃饭，脑筋太古旧了。刚才区长的动员，你白听了，没有一点儿跃进的精神，该帮助帮助。”
社长仍旧闷着头坐在墙根的砖块上，没有吭声。
其他的农业社干部都附和乡书记的意见，我觉得社长太孤立了，太可怜了，但是，他还是不吭声，其他人把附和的话说完了，再也说不出其他的话了。
此时，我很觉得窗外一股寒气袭了进来，大家一个个像遭霜打的秧，把头埋在脖子里埋得更深，双手更紧地插在袖筒里，先是闭上双目假睡，一会儿便臻于真睡，出现此起彼伏的呼噜。书记见此情景，同乡文书一起走了过来，轮着个儿喊：“扫你的暮气！”“扫你的暮气！”倒是能把一个个扫醒，嗯嗯了几声，待扫下一个去了，便毫不迟疑地又作呼噜声，可能他们是在梦里起劲跃进，回转不了这疲惫的现实世界来。
当乡书记宣布讨论会暂时开到这里时，天已经放亮了。
开了区三级干部会，大概过了半个来月，乡里摇来电话，通知县里要开四级干部会（县、区、乡、村），支书还是指定我和社长参加。
四级干部会在县礼堂开，礼堂外是一操场。我走进操场，不由得记起并不久远的往事。我们在村里劳动一个来月了，可能县里体察到我们这帮城里干部吃得太苦了，召我们来县里过春节。年三十下午，我们陆陆续续从四乡赶到县城，也都是坐着牛车来的，一个个看上去面呈锈色，有的泡泡囊囊显而易见的浮肿。大家对于县里让我们回城过年深为感激。
县招待所接待不了这许多人的食宿，虽然只有三天。我们就打地铺睡，三顿饭蹲在操场上吃。年三十这顿年夜饭鸡鸭鱼肉甚是丰盛，操场上八大碗一地一地的摆起来，我们凑八个人围住八大碗，个个瞪着绿莹莹如饿狼般眼睛，恨不得能长出两张嘴四只手，连“吃吧”两个字都顾不得说，八双筷子一齐指向八碗佳肴，七吞八咽，别说八碗，再来八碗十二碗也会在一瞬间“灰飞烟灭”。此时，我们发现每个人的腰弯不下去了，手中的碗筷如何放置于地上成了困难的动作，只得直着腰，直着胳膊，慢慢把膝盖骨弯曲了，才把碗筷平安地置于地面。
那天晚上，厕所成了闹市，三十来个蹲坑，没有一个能够获得片刻的闲暇，泻的泻，吐的吐。
说你们没出息，你们该服气了吧！
四级干部会有五六百号人，把个礼堂坐得满满堂堂的。县里的领导在台上讲话，虽然扩音器的质量难以让人恭维，噪音常常掩埋了讲话人的话语，还时不时来一声悠长的尖叫，刺得我耳朵无处躲藏，但只要我侧耳用心去听，也能听个三四成，他大概讲了什么叫跃进？跃进就是快马加鞭奔向人人向往的共产主义。这位领导很有鼓动的才干，讲到这里，他高声地问台下：“共产主义好不好？”台下齐声答喊：“好！”然后他讲到这次四级干部会的重要性和及时性，虽然当前春耕春种繁忙，还是把大家召集来贯彻跃进精神，这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他又一次问台下：“我们要不要政治挂帅？”台下一齐喊“要！”“我们要不要思想领先？”台下又一齐响了一声：“要！”
我是认真聆听这位显得激奋异常的领导的讲话，并也随声附和地喊：“要！”同时我也看见会场内各种各样情形，有位仁兄把裤腿撸到大腿根，蹲在椅子上，一面抽着旱烟，一面与人谈论牛家庄某某和上马泉某某两儿女亲家闹意见的事。那边有人摇着头议论乡里要开一条水渠，正好流过村南头的几亩菜地，村民担心今后吃菜没有着落。有人进进出出，有人低着头想自己的心事，也有人拿着干粮啃。总之，一片嘈杂，但是，对于台上讲话人的突然问话，都会喊出符合台上意愿的回话：“要！”“中！”
这位县领导讲完后，从戏台右边“出将”这厢轮着走出一个个发言人，他们讲他们的村或他们的乡打算今年如何铆足劲来个大跃进，同时从戏台左手“入相”那厢走出几人，他们端着椅子，拿着二胡、板胡、高胡、三弦及响鼓等乐器，拉开了，唱开了。
这边厢一人说亩产五千斤，紧跟着另一人翻上一番来个一万斤，他说存栏猪一万头，另一人表上二万头不是吹；那边厢一会儿激昂高腔，唱的是梆子戏《穆桂英挂帅》，一会儿换了角儿，哀婉低吟，唱的是《卷席筒》。
一个戏台唱的是两台戏。
四级干部开了三天，我看够了三天的双簧戏。
在回村的路上，我探问社长：“回去怎么办？”
“有啥怎么办，跃进呗！”社长不经思索，回答得干脆利落。大概听了两台戏后，社长自信也能够演戏了，我这么猜想。
(39)
穆以芬得知我下放劳动回来了，要约我一谈，地点由我定。
我猜想一准是谈与国乐有关的事，可是我并不知道国乐去大兴安岭后这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之间继续联系下去了还是断掉了。我当然不好直截了当去问，就等她约谈时怎样的谈。
地点我定在天坛公园祈年殿前，离她上班单位和我宿舍都不远。
晚饭后，我从北门漫步进去，她应该从西门进园。在祈年殿碰头时，天还亮着。
在祈年殿西边古柏下的一张长椅坐下来，我不作任何转弯抹角，直奔我最想了解的主题，“老国在那里好吗？”我当他们仍联系着，这样问道。
“还行，就是天气太冷，他走的时候，正是三九天，他后来来信说，都到了零下四十多度。”小穆回答说。
这无异于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他们人分离了心并没有因此分离。
“这么寒冷的地方，实在难为了老国。他穿皮衣去吗？”
“走的时候，我知道那儿纬度属于寒带了，帮他买了一件皮大衣。到了那儿，又置备了皮帽，皮裤，皮靴。主要是出门冷，屋里烧火墙，比这里的暖气更热。”
“他走的时候，正好我也下放，没有顾上去送他，但心里头一直惦着。”我说。
“我也没有送，他不让我送，他说他不想连累我，不肯告诉行期和火车钟点。那几天，我整天无着无落的，干什么都没有心思。我想一个人关在屋里哭一场，却又哭不出来，可常常好不呆样地流泪，我真成了精神病。我不该不去送，行期和钟点怎么也能打听得到。不管以后会怎样，送了会让我心安些，他说是不送，送了对他心情总会好些。”
我侧耳听着，听她细声缓缓地说。这是她的心路，因为我是老国的知心朋友，才把我做了她的知己，这样的话只能同知己才说得出来。
“索性永远不知道老国去了哪儿，我兴许会随着时光的逝去渐渐地收住这心，偏偏老国走了个把月给我来了一封信，告诉我他的情况他的地址，我又回复到一个多月前收不住心了。
“他来信说，除了天气太寒冷以外，其它都适应。本来他以为，他是戴着右派帽子下去的，对于将会受到歧视是有精神准备的。可是他感觉不到这种歧视，有些场合他都自觉地避开，也省得人家为难，可是仍热情邀请，他们似乎并不在乎右派不右派。生活上照顾也很周到，林区木料多，一冬烧火墙的煤和木头都给备足了。
“再隔了个把月来了第二封信，那儿的邮件走得慢着呢！他说他分配在一所林业中学当语文教师，这所中学是林区的最高学府。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右派还能上讲台，可是那儿不讲究，还有人说，能够当上右派的说明他是个大知识分子，小了的恐怕难以当得上，所以对老国不仅不歧视，相反，加倍的器重。这是多有意思的事情，右派这顶帽子反给老国提了身份，提了声誉。”
我听到这里不自禁地咯咯大笑起来，笑完后，自觉还有一股酸涩的滋味涌上心头。
小穆继续说她要说的，“老国信上写得多逗，他说，他为了不太给右派丢脸，拼命地备课，每天夜晚，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作模拟讲课演习，光穿一件衬衣也讲出一身汗来，当然，火墙烧得太烫也有关系。
“老国要我在这里书店选购几本高中语文教学参考书，还要我寄英语书，我都给寄去了。
“从老国每次来信，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绪的确相当好，他甚至说到这样的地步，他终于在大兴安岭为自己找到人生的价值，他要感谢组织上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破例定他为右派。他这个人要么不说，一开口就这么‘损’，凭这点，打成右派也活该，不知何时能改掉这臭毛病。”
我只听小穆说，没有插嘴，也插不进嘴。
她接着说：“老国每次来信总要说起他讲的课如何的受到同学的欢迎，我都能想像得出他那洋洋得意的‘德性’，我便写信去敲打敲打，叫他别忘了摸摸头顶上那顶可以压死人的帽子，我了解他。”
我插上嘴了：“老国有你，是他的福气。”
小穆不好意思了，停了一会儿，撇了撇嘴说：“还福气呢！我正要找你谈的，你说我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是跟去不跟去这事？这主意得自己拿。我听你的话音，主意已经拿了起码八九分了。”
她笑了，“说哪儿去了，没有。我是这么想的，别看那儿对右派这么的不在乎，那是个别，到了儿还得照红头文件办，扣上这顶帽子，敌我性质好多权利剥夺了，一辈子翻不了身。我家里和我的亲戚一致反对我跟去，说有什么值得我去的，人是右派，地处僻远，拉倒吧。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两难。”
于是，我说：“什么翻得了身翻不了身，翻得了怎么样，翻不了又怎么样，这倒反让你淡泊名利，索性以此为契机把这红尘彻底看破了，只顾踏踏实实去做人就是。我看老国是个知趣的老实人，做不出出格的事情，大兴安岭的人和环境听你的介绍，我觉得很适合他的生存，他在那儿会把人做好的。你决定去的话，这个决定已使你在人格上得到提升，摆脱了世俗对你的羁绊。”
小穆沉默了一会儿后说：“我不在乎世俗的眼光怎么看我，这也难怪的。我也不留恋大城市，我是舍不得母亲的亲情，她养大我们几个姐妹不容易，我父亲死得早，我小妹妹还是遗腹子，她只希望一家人不要离得太远，就怕分散在外地。”
“这工作只能慢慢的做，多同她谈些母女间的闲话，多说说老国到那里后的情况，让她理解你，生发悲悯之心，我相信她最后会默许你去的。”
农历正是月头，上弦月已斜西，公园也快清园了，我起身道：“再见了，写信代问老国好，过几日我也会写信给他。”
“先别提今天约你谈话的事。”小穆这样嘱咐我。
（40）
我有星期天逛逛书店的习惯。
这个星期天，我在大街上邂逅同我一样喝当街那口甜水井长大的江在理。十多年不见了，彼此相貌形体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变，如果不是她在糖葫芦摊前露了她离土不离腔的太平口音，我是绝不敢与她相认的。
江在理拉我同她一起去看望她的婶婶林碧如先生。反正我单身一个，无牵无挂，去就去吧！
其实，林碧如先生我早就知道的，我刚来京都在那个起先要我后又不要我的单位时，我父亲写信一定叫我去拜望这位留过洋的前辈，是想让我在外有个照顾。林先生也来信约我在星期天去她家玩，可是在前一天，即星期六的晚上，我的领导突然找我谈话，这是以往很少见的，他以严厉的面孔严肃的口气问我：“明天你打算进城上哪儿去？”我实言以告。上司用必须服从的强硬口吻说：“你暂时不能去，等组织上对这人进行了解后，再告诉你可去不可去。”
那时，京都的电话普及率极低，几乎没有家庭装有电话，除非高官达贵，因此，我无法告诉林先生我明天不去了。大概过了个把月，上司才告诉我可以去。我想，上次人家热情邀我去，我给人的印象却是不予理睬，还好意思去吗？
这差不多六年前的事了。
我和江在理一起坐上去林先生家的无轨电车。
江在理在车上问我：“我见过我婶婶吗？”
我说：“好像小时候见过，那时可能只有五六岁，你婶婶来我家，我躲在门背后，不敢出来。”
江在理说：“那时可能她已经从德国留学回来。听我父亲说，她留学学的药物化学，回来用不上。当时正值抗战前夕，国弱民穷，她有工业救国思想，建议我父亲办个酸碱厂，发展民族工业很需要酸碱，而那时全靠进口，钱让外国人赚去了。于是，我父亲卖了田产去投资，由她张罗把酸碱厂办了起来。她一直当厂长，当厂长那阵子她回过几回太平，我那时也很小，不怎么记事。”
“我只听你提婶婶婶婶的，你叔叔也在这儿吗？”我把我的疑惑提出来。
“她已经同六叔离婚了。”
“离了婚，与你江家没关系了，怎么还来往？怎么还叫婶婶？”
“她脑筋开通，心胸开阔，心地善良，同六叔离婚后，与我们江家仍来往，把我们仍看做她的晚辈给予关心，我们也仍旧叫她婶婶，我来京都，对我照顾很周到。”
“那她为什么同你六叔离婚呢？”
“这我就说不来了，当小辈的哪里知道。不过，我也从大人那儿零零碎碎听来一点。婶婶这人很刚性，很自主，她是个遗腹子，是她母亲守寡将她抚养大的，还上了师范学校，当了教师，成了职业妇女，这在那时在我们偏僻的海隅，是凤毛麟角。她嫁与我六叔后，不肯过少奶奶的优裕生活，还要继续求学，到省城读医科学校，读完后留校任教，三十四岁获得红堡奖学金去德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她自主自立干事业，日日忙在外，与我六叔思想上越来越疏离，南辕北辙合不上一块儿，闹起了离婚，婶婶的母亲，我们称呼为外婆太的，老脑筋想不通这事，竭力阻止，闹了好几年的风波，最后还是各走各的，分手了。”虽然江在理是零零星星听来，已经在她的整合下，成了比较完整的人物故事梗概。
王先生住在一栋筒子楼里，她和她的八十多岁的老母住了套着的内外两间，厨房厕所都是七八家合用的，
江在理一进门便说：“婶婶，我给你带来一位小老乡，刚才在街上遇见的。”
林先生正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戴着宽边花镜，在从南窗户晒进来的阳光下，专心缝补袜子。
我在江在理的引见下，报上我父亲的名字。林先生摘下花镜，抬起头来，望着我望了一会儿，记起了什么事似的，说：“你爸爸来过信，说你分配到京都工作，你也没有来。”
我脸红了，没有敢说为什么那次没来，真正的原因不好说，却又不会撒个谎编个理由，所以一时做不出回答，也找不出其他的客气话，只坐在那儿白着眼珠子，看没有任何可看的天花板。
林先生拿出一个用两块手帕缝成的布袋，伸手进去抓了两把白瓜子在桌上，让我们随意嗑嗑。我捏了一粒放进嘴里，由于我唇、舌、齿三者相互配合的灵动性很差，不能利落的嗑出瓜子仁，只得单单劳驾牙齿，谁知一上牙，便将瓜子咬得粉碎，仁与皮混淆不清，咽也不是，吐也不是，更显了我在生人面前的尴尬。
还是江在理找见话题，她问道：“婶婶，上次我来放在这里的那张沙发床怎么没有了？”
“给处理掉了。”林先生不经心地说。
“这沙发多有用，平日坐人，拉开来就是一张床，也省地儿，干嘛处理掉。”
“处理了也就处理了。这楼里没有哪一家坐得起沙发的，我不愿意给人特殊的感觉。”她说了站起来：“你们别走，就在这儿吃便饭，我去烧两只菜。”
江在理问：“陈阿姨呢？”
林先生一面系围裙，一面说：“不做了，她嫌老太太脾气太大，侍候不了。”
“你每天要上班，还得买菜烧饭，外婆太瘫在床上，还应有个阿姨才好。”
林先生说：“隔壁张家有一阿姨，由她带便照应一下，也算我们两家共用一个保姆。”
江在理不以为然地说：“这照应恐怕会差多了，外婆太更加脾气大了。”外婆太躺在里屋，门敞着，不知听未听见这议论。
林先生说：“她已经半糊涂了，可骂起人来一点不糊涂，骂我，不用说了，骂阿姨，骂当今社会，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得出口，我一听她开骂，赶紧把门关上，这二楼住着七八家人家，幸好她骂的是太平话，人家听不懂，以为在嚷着什么。”
说到这里，都不说了。
林先生去厨房忙饭菜去了。
这时，我和江在理进里屋看望外婆太，她眼睛微闭着，显然不愿理我们，似乎她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生莫名的气，可能是重病在身的老年人一种难以说明白的心态。我和江在理见此也不好再问什么，轻轻地退回外屋。
在外屋，江在理悄悄地同我说：“你说我婶婶是不是有点过分苛求自己，评工资级别时，评她为二级工程师，她说太高了，要求降为四级；她本来住三间，看一邻居住得挤，让出一间给人家；她省吃俭用，什么都舍不得，把省出的工资积存起来，每隔四五年，拿出七八千元救济农村。现在越发追求平民化，把保姆辞了，把沙发处理了，还自己缝补袜子，你进门看到的。……”她还没把话说完，突然想起该去厨房帮婶婶一把。
过了一会儿，林先生和江在理端来了烧的四只菜——摊鸡蛋、炒豆腐，拌豆芽和榨菜肉丝汤，还有一小锅米饭，这算是待客的饭食了。
林先生不把围裙解下，先盛上一小碗米饭，拌上鸡蛋、豆腐、豆芽，进里屋给外婆太喂饭，叫我们先吃。
我见此情景，对江在理说：“你婶婶年岁也不轻了，又忙工作，又侍候卧病在床的老母，没有阿姨确实不行。”
“据我常来这里的观察，工作不一定很忙，你想情报所无非翻译技术资料，没有时间性，可她挺认真，准时上班，从不告假。”
“不管怎么说，这喂饭的事，本可以让阿姨做，她却给辞了。”
“倒是有阿姨时，她也是自己去喂。”
“这是尽她反哺之孝心。”我这么想，却没有说。
林先生喂好了外婆太，回到外屋吃自己的，见我已把筷子放下，要给我添饭，我忙夺下，并申明：“我只有一碗饭量，从小如此。”
“是不是顾虑吃多了，怕我粮票不够。”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我是实事求是，绝不是客气。”
外婆太在里屋用太平话嘟噜着说：“是不是伏先生的小人来了。”
我随声进里屋问候，外婆太瘪着嘴巴，一努一努翕动着，可能嘴里还有饭菜需要咀嚼，她用滞呆的目光盯着我，好一会才说出来：“伏先生好吗？讨声他，你到京都长久了怎么不来呢？你早来，我还起得了床。”说了，把眼睛瞅向外屋，叫林先生煮碗桂圆茶给我吃。
我退出里屋，又坐到外屋去，觉得肚里有话，可又觉得这话还来不及想清楚，也说不明白。外婆太无奈的神情，我应该对她劝慰几句，却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中听话表达我的劝慰。林先生也好像不应该是我看到的这样的林先生，应该怎样的，我又说不出来，起码不是在太阳下坐在小板凳上補袜子的王先生，这在中国大地上随处可见。看来林先生要求自己修炼成一个没有自我的人，这或许是我正在走向的路——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随时随处捡讨个人主义。没有自我会是什么样的人，这人做下去的意义何在？不想了，不说了，想是想不明白，说更是说不明白。
江在理看我像呆子一样坐在那儿，说了一声：“我们该走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