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关于郎咸平余秋雨的争议想起的

近日最为引起万众瞩目的,莫过于发生在上海的一系列弊案及其变故.现如今,尘埃远未落定,情势依然迷离,似乎不是发表观感的好时机. 况且,鄙人虽尚存一息报国之心,但坚守莫谈国是的准则,于"讲政治"甚为惶恐.

我所关注的,是在这些变故发生前后的一些人的言行. 首先谈谈郎咸平. 郎教授在先于弊案爆发前的数星期,约见香港媒体痛斥其在上海主持期间由于揭露腐败而遭受当地政府封杀,矛头直指时任上海主要领导(曾几何时,此君已成昨日黄花,可叹). 一言激起千层浪,众人莫不震惊郎教授何以如此胆大妄为? 而今观之, 郎教授发难的时机实在微妙,宛如战斗开始前吹响的冲锋号. 于是,有人可能质疑: 其隐忍不发良久,时至今日才反戈一击是否受到了高层的授意?

我对于郎先生是久仰了的. 记得第一次看到他的访谈, 对他的锋芒毕露颇有些不以为然,尤其国人中像他这样个性张扬的实在是异类. 但其人既然是沃顿的金融学博士和港大商学院的教授,想来不是等闲之辈.果不其然, 观其剖析国内上市公司的诸多暗箱操作, 逻辑缜密, 一针见血, 始与我心有戚戚焉. 待看到他曝光的有不法行为的公司及其高管一个接一个倒下,以及他的为弱势群体代言的坚定立场, 更加认为像他这样有社会公德心的名人应该多多益善.

再说说余秋雨. 其在变故发生之后撰文以自己亲身经历揭批上海文化界辱没文人气节,阿谀权贵的丑态, 且明显表达了对那位前上海市主要负责人的不肖. 未料文章甫一发表,责骂之声铺天盖地. 大概是说他看风使舵,故作清流,借以抬高自己. 甚至有人扯出余氏在文革中的旧帐,似乎要证明他的"墙头草"作风是有历史出处的...

余生也晚, 并不清楚余秋雨在文革中曾是"大鸣大放"的急先锋. 然而他能从极左的政治旋涡中走出,成长为当今中国文坛的翘楚, 想来必然是经历过一段痛定思痛和精神蜕变的. 每个时代都有其局限性,而置身其中的人更要面临诸多无奈. 在一个连生存权都很难保障的年代, 又能对一个思想激进的年轻人奢求什么呢? 知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看待一个人还是应该有宽容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 余氏文章中所提到的当今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相信大家都承认不会有假. 那么既然是存在的,又是不好的,揭露出来总比视若无睹好些. 尤其这些丑恶充斥在知识文化界, 更值得忧虑. 知识文化界承担着塑造和指引一个国家民族精神气质和道德素养的重任, 而当今的状况距此要求相差甚远. 当本应是普通民众精神道德楷模的知识文化界都忙于追名逐利,漠视"假大空", 我们还能指望国民的素质会好到哪里去?不管余秋雨的文章有没有自我表现的意图,他毕竟还是顶着遭人非议的风险和被人秋后算帐的压力. 说到底,他还算代表着文化人的良知.

圣人教化云: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郎咸平和余秋雨二位的做为(假定为"小善"),且不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必定是对社会和民众有助益的. 这要比那些隔岸观火或是讥讽嘲笑的人的做为(姑且称之为"小恶")强上百倍. 若是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展现良知和公德心, 则这个社会就能积小善为大善, 善莫大焉, 就可登渡彼岸, 曰"和谐社会".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