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长大的野花花（上）

小的时候，从树叶开始落的时候就盼过年。老家秋忙结束了有一年一次的物资交流会，大人会在交流会上买好我们小孩子过年的穿的新衣服。从新衣服买到家，就开始追着大人屁股后边问，还有多少天过年？两个月多月有多长呀？我能不能过阳历年的时候就穿新衣服呀？那时候就觉这一年怎么就这么长，这到底是谁定的这么长，这个人可真有耐心。那时候就纳闷大人们怎么就不喜欢过年，爹和娘几年才买一次新衣服，他们从不盼新衣服，娘会说，去年那件的卡还挺挺括，再穿一年，过完年就又收到箱子底，不紧不慢的等明年这个时候拿出来再穿。我有时候就问，“娘，你为啥不盼过年？” 娘就说年是小孩子的，大人一年到头到头忙不过来恨不得一年有两年长还盼过年？

一年年在盼望中流过，第一次觉察到不再有对年的期望是高中三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家里生活条件好了，新衣服再也不要留着，藏着等年初一穿，一年到头可以买好几身衣服，还有就是怕转过年就是最后的冲刺了，心里总是希望这个时刻晚点来，晚点来。年还是不紧不慢的走来，放了寒假，一天到晚闷在家里做那些模拟题。爹说，大了，懂事了，不再象小时候那么咋呼着过年了。

这些事情仿佛就是发生在昨天，我穿上厚厚的棉袄，棉裤，套上新衣服走街串巷去看别的小孩的新衣服有没有我的好看，我的可是戴了两个小领结的；无论多晚，都要求了姐姐去看谁家放的大土罐的烟花，每次去了都围了里外几层，怎么也看不到那些火星星是怎么从大土罐里喷出来的；后来就是年初一约了同班的女同学去镇上照相，三个人都戴了照相馆提供的海军帽，上面有金光闪闪的五角星。再后来的年味就越来越淡，高三的那年开始禁止烟炮，许多人家放鞭炮的磁带，让我觉着搞假，这年也有点假。大学的时候逢中学同学开始约了不停的聚会，喝酒，这年怎么这么短，谁那还没排上就开学了，年再也不是年，就是打牌，吃饭，吐了再喝。

从上研究生开始突然忙了，每年寒假都是匆匆而过，娘都要说，一年就歇不上这几天？我就应付，不行，得赶快回去，赶文章呢。

直到研究生毕业出国，我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在家从小年呆到十五，陪父母过一个完完整整的年，而我，也再也不盼望过年，只是每转过一年，我又虚长一岁，总觉得过得好快，老多事还没做这一年就过去了。有时真的很茫然，我二十三了么？怎么会呢？

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的我，一幕幕那么生动，我反复看见了昨天的我，有泪有笑的跌跌爬爬的向前走，我看见了那个乡野间的女孩子，一点点成长起来。正如一棵长在山沟沟里石头缝的野花花，一点一点倔强的将枝桠展开，也迎风开出美丽的花朵。

山沟沟里的大家庭

原先学地理的时候，总不明白什么是高原，平原，难道就真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平？有个老师讲就是平的连想磕掉鞋底泥巴的小垄都没有。我心里羡慕呀，那能看多远啊。我们这可差远了，是高算不上高，平又不平的丘陵。一个个小山包散落在村与村之间，这自然屏障划分着各村的势力范围。
我们村幸运的邻了三个小山丘，三面环山，风景这边独好。可那时没精力看风景，只认这地肥不肥，地势怎么样。那时的耕地都统分为上坡地和下坡地。我们家在二队，绝大部分是山上的上坡地，这种地的耕耘注定了男性在我们村的统领地位。

不幸的是，我们家男丁极缺，独爹一员大将，帐下全是女兵。等我出生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三个姐姐，我的可怜的父母，为了生的一个儿子，已经苦苦经营了十一年，年复一年的失望，却从未让他们断了这个念头。他们总在短暂的休整以后，再做一次赌注。其中有一次几乎成功了。那时我的后面的一个。终於生下个是个男孩，却是个死婴。母亲却从这个悲剧的另一方面看到了希望，自己还是可以育出男孩的。於是有了四年以后妹妹的出生。妹妹出生在计划生育颁布的秋天。整整四个月，镇上不同意给妹妹落户口。娘天天堵在人家的办公室门口，最后，妹妹终於得到法律的批准，成为我们家里一口人。父母也自此顺应了国策，接受了命中无子的现实。

该讲一下我们小家庭外的大家庭了。爷爷奶奶是典型的重男轻女的老式家长。随着我们家接二连三的女孩子的出生，爷爷和奶奶的中心彻底转移到了叔和婶子一家身上。顺便讲一句，爷爷和奶奶可以算得上执行计划生育的早期良民了。他们只养了爹和二叔两个孩子，并且二叔是在生了爹三年之后，经过了他们的深思熟虑，侥幸出生的，但这侥幸出生的小儿子成了他们的掌中宝，似乎是作为让他晚出生几年的回报。自我记事开始，我就知道爷爷不喜欢我们一家。那时和爷爷住在一个院子里。爷爷和奶奶住向阳的大北屋，我们一家八口挤在一间南屋里。晚上三姐，四姐和我睡在一个床上，妹妹小，跟着娘睡。大姐和二姐则被强行赶到爷爷奶奶的屋里去睡，每天晚上两人的离开都是以娘的威胁和吓骂下成功的。我们都怕爷爷怕的要死。爷爷从来不与我们搭话，也从来不拿正眼瞧我们，他只用眼角扫我们，记忆里他的眼角棱角分明，分外威严。

二叔和婶子则在另一方面增进助长着爷爷和奶奶对我们的歧视。婶子要陈述一件有关于我们一家的事情时，起始句一般是，“那一窝X……”,我们也给予了他们回报。在暗地里，我们从来不叫他们婶子二叔，我们叫他们大老黑，大老瘸。婶子之所以被称作大老黑，不仅因为其肤色极黑，而且心黑。那时二叔在一家小砖厂工作，是那种时有工伤死亡的小厂，娘看不起任何把自己丈夫送到那种厂上的女人，，婶子为首。有一天，砖厂来了几个人，面色凝重。爷爷奶奶已经感受到了不好的消息，吓得不知所措。相反婶子倒是平静，还能应付自如。砖厂的人终于开口了：“XX（二叔的名字〕今天在码砖的出了点事，砸到了腿，人已经送医院了。” 婶子这时一下子反应了过来，满脸皱成一团，大声叹到：“你可说说，这不是前天才穿上的新棉裤，哎！”自始至终并没有询问她丈夫的腿与性命。几个月后，二叔从医院里回来了，人由身高1米三几青壮年变成了一个不足一米六，且佝偻着腰的瘸子，也在我们中间赢得了他的情侣称号，大老瘸。

战斗的童年

由於爷爷名下还有那么一点值钱的东西，这些家族财产主要集中在现在住着的两个四合院；两块圈起来的宅基地，还有圈着的两棵大柿子树，有一棵嫁接了两个品种要更值钱；一片种在自留地里的槐树林。当时爷爷体壮如牛，奶奶身轻如燕，这点财产何时能够划分到我们和二叔家是漫长遥远的。我们家和二叔家为了这点不可预测的家产存在着尖锐的人民内部矛盾。每次二叔婶子经过我们的院子到爷爷奶奶房里去，都被娘视为头等敌情。这时娘会放下手里的活计，静静的凝视着北屋里的一举一动。等爹回到家里，娘会压低声音，细致的将事情发生的时间，人物，可能的情节描述一遍，并且不准我们偷听，以防我们走漏消息，让敌人察觉到我们已经掌握他们的内部活动。爹和娘与婶子，二叔这些大人之间的较量是暗地里悄悄的进行的，比的是内功与智慧，也有黑幕搀杂其中。

相反，我们这些儿童后备军之间的斗争就直白，激烈的多了。婶子二叔共有三女二男。斗争主要在没有上学，但已经熟练操作直立行走与一切农村肮脏词汇的学龄前儿童间展开。婶子家符合这一切要求的只有她最小的女儿。我们家有我小姐姐和我。从数量上我们占了优势，但由於对手比我小姐大两岁，而大我四岁，在这个年龄段2到4岁的差异就基本上是准白痴与正常的距离，所以在智力因素上我方明显处於劣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战场主要分布在爷爷的目光所能扫射的范围内，这一震摄因素严重影响了我们的临场发挥。

这一切并没有迫使我们放弃战斗，相反，更加激励着我们去开发智力，发愤成长，变不利为有利。一旦目标出现在我们门口，小姐会平静的靠近，我也跟上，用超出爷爷耳背的分贝小声喝骂，激怒对方。一般我们会便骂便把战场向外转移。等移到街上，便立刻把战斗公开化，我们变成了厉声叫骂，对方也经过短暂的热身后，迅速进入角色，以更加尖利，更加肮脏的词汇回报我们。这种对骂一般会每天重复一到两次，极少有机会发展为武力冲突。现在想来，那真是一种娱乐啊。它让我们的童年变得多么的富有激情，富有挑战。

偶尔有时候，我们会主动出击，将斗争发展到婶子家里。农村那时候还是以生产队为最小工作单位，等队长的哨子把所有的大人都吹到四野八乡里之后，我们就成了村里的主宰。我们可以上树，可以爬墙，我们就是新时代的游记队，就差爬火车，炸桥梁了。这也有其客观原因，火车，桥梁等先进设备离我们有三十里之遥，我们那时根本意识不到他们的存在。

那时候的社会治安真的没的说。家里即使没人也极少有人家将院门锁上。现在想来，是那时候农村太穷了，连贼都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一偷。但我和我姐惯于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小到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财富，都会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小家庭起到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决不眼高手低。於是婶子家里的一切放在了我们的高度重视下。这不但可以增长我方的建设，而且消减着敌方，比偷其他人家更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我们会若无其事的从婶子家门口经过，用眼角的余光作出判断，是家中无人，还是奶奶在他们家，还是他家小女儿在家。后一种情况我们断不敢贸然动手。而如果前两种，那就可以见机行事，准备战斗了。一般情况下奶奶根本察觉不到我们的偷窃行为，即使她在，我们也大可放心破门而入。进去后，一般先扫场，看有没有什么不同于往常的东西存在。若有，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他家小女儿从其他人家偷来的。但绝大多数是第二种情况，是逃过我们俩的严密监视，从我们家偷来的。我们会以最快速度运回，顺便查看还有没有能够携带的东西。有一次实在一无所获，我们便把婶子家喂鸡用的臭气烘烘的鸡食盆子给抬回来了。这次目标太大了，并且为农家生活必需品，旋即被婶子发现，到我们家里大吵了一场，又给端回去了。

我的学前教育

这种战斗的童年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婶子家女儿和小姐的先后入学，我的生活一下子子平静下来了。我犹如一根失根的浮萍，沮丧，沉默，无所作为。我对这一段时期的记忆几乎接近于零。这更加证明了久经沉浮的我，这一段确实是我的潜伏期。最后由於家里实在没人带我，我开始了我的陪读生涯。几乎忘了交代一下老爹的神圣职业。爹是当时村里四个民办教师里其中一个。爹在早期是公办教师，但总想着脱离组织会有更大的一番作为。於是离职组织了一批人马跑到了马鞍山。听这名字，多野，一听就是年青人抛洒热血的地方。可最终，爹被当地的饥饿所降服，又回到了村了干起了老本行，可给他恢复公办教师的待遇却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爹的第二职业是带我，每天吃完早饭，我们会拉着手，从村西头走到村东头那所摇摇欲坠的小学，开始一天的工作。

到了学校，我会先查看爹的抽屉，看有没有新没收来的好玩艺。玩累了，我便开始去陪读了。起先，我并没有察觉不同屋里的学生的知识水平有所不同，我只是努力去寻找曾经和我玩过的或打过的小男小女们。我会坐在他们的门槛上，看他们在做什么，顺便听老师讲课。由於爹是他们的同事，於是我赢得了这坐门槛的特权。一天之内，我会轮流出现在不同年级的门槛上。渐渐的，我开始能断章取义的背诵小九九了，我开始在地上狂草“毛主席万岁，华主席万岁！”。这时旁听的我再也不甘于寂寞，我积极的与屋里的那些正规军们抢答，刚开始还不对题，后边就互有胜负了。我成了老师们鞭策“红椅子“们(成绩倒数的学生用红笔书写，俗称坐红椅子) 的工具，“看看，还不如人家屎孩子(对一切没上学的孩子的统称) 。” 现在想来，我跟他们间展开的就是不公平竞争。我已经听了几乎所有的小学课程，尽管不系统，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偶尔吓唬他们一下还是可以得手的。

我的无师自通最终惊动了从事教育工作的爹，於是转年他便把我收归到他的门下，成为他执教的一年级的一员。肥水不流外人田，他要亲自出马，把我雕琢成一名村里人做梦都认为不现实的大学生。

我也成学生了

虽然从五岁就呆在那个破学校里，可毕竟不是正规编制。人家坐板凳我坐门槛，人家戴红领巾我直能扎一条小围脖。尽管我努力的混杂其中，可明眼人一扫就清楚我是个还没驯化的屎孩子。

这一切都在1987年的夏天有了历史性的改变。我也被编入了正规军，开始接受文明驯化的漫长历程。

由于当时教室紧张，我们一年级便和二年级共用一个教室，上课那叫热闹。两个老师跟比赛一样，声嘶力竭，遥相呼应。两个班级的孩子是背对背坐着，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相互偷听。谁背老师罚站，谁被丢了粉笔头，谁考试美滋滋的吃了双黄蛋，我们相互之间一清二楚。

这种共用教室的特殊教育方式有其独到的优点。它为智利超长的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听自己的老师说的不耐烦了，便用另外一只耳朵听对面的课。一段时间下来，便有学生从教室的一端换到了对面一端，跳级了。

对面二年级的老师有一特长，就是起外号，每个外号都形像贴切。几乎所有他经手的学生都有其爱称。他们班里有一位留了好几级的大女生，极为沉静，任你老师百般解释，示范，我自岿然不动，任何“水多了泡倒墙”，“铁杵磨成针”的真理都在她这里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最好，老师哀叹一声，“真是一头老皮牛啊。”这个名称真是说到人的心窝子里去了。开始，只有学生们喊她：“老皮牛！老皮牛！”
后来，这一名称迅速在民间普及，她的妈妈也直呼她老皮牛。这个名字可谓影响她一生。她退学不久便说了邻村的婆家，有一次邻村有人从我们村头经过，轻蔑的谈起，“我们庄的XX竟找了你们的老皮牛。”
还有一个女生，也是对面班的，说话短舌头，发不出“死”音，发“喜”。有一次她又在“喜”来“喜”去，这位天才老师发话了，“你喜了吗？”在我们老家，这句话可非同小可，这里的“喜”是名为动用，意为怀孕，有喜。农村的孩子从村妇的对骂中受到了良好的性启蒙教育，这句话一下子就在所有的孩子里引起了共鸣。一时间，下课后，从三，八岁到十几岁不同大小的男孩子都追寻着这位小姐，关切的询问，“你喜了吗？”

小姐姐的追星

转年夏天，爹终于不满对面老师的师德，将小姐从对面调了过来，小姐姐降到了我们这一级。从技术成分上这个过程简单极了，就是由面东背西变成面西背东，但实际上它缺给小姐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小姐开始了给我这朵小紫花（红得发紫〕做绿叶的生涯。不久，所有见了爹的老师都这样打招呼，“老四不如老五，哈？”

小姐的一腔热血最终在外界的压迫下改了道。她无比虔诚的投向了娱乐业。那时候她还没有那么时髦，不知道给自己的追求定性，这就更可贵了，对着一个模糊的目标奋不顾身，抛弃学业，唾弃批评，真是大无畏啊。那时我们家只有一个破收音机，小姐天天抱着，听李谷一，于淑珍，还有后来的程琳，朱小琳，朱明英。小姐的服装也开始变化，缠着娘春节时给买了一件前边是拉链的条绒夹克。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拉链，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娘和大姐手工缝制，并且大许多。他们总认为我会长高，可我总是低于预算。一年到头小小的我包在硕大的粗布套装（上下衣一般是同种粗布裁成，算作早期套装〕里，现在想来总算明白小时候我有多丑了。小姐在服装方面的造诣已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穿上她的红色条绒夹克，告诉我这是幸子衫，就是山口百惠那个幸子。并且再冷的天拉链也要敞开着，告诉我幸子就是这样。小姐的另一件宝贝是一双白帆布鞋，也是照幸子买的。可我们家这幸子天天走的是泥巴路，几天这幸子鞋就黑了。小姐会把它先用清水漂洗干净，然后把两只鞋在浸在蓝汪汪的一大盆墨水里。小姐说这样可以进一步增白。每隔几天，小姐就会漂白处理一次。奶奶对着那一大盆墨水惊叫，“糟钱，糟钱啊！”

矛盾统一的联盟

我们学习成绩的差异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战友关系，我们是一种时战时友的关系。我们有时联合，有时对抗。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抗的次数渐长，有一段时间我极少叫她姐姐，我凭什么喊一个差生姐姐！小姐也恨我，她的理论是“如果没我，她不会那么笨，都是我耽误了她”。小姐贴着明星照的歌词本总要东躲西藏，从来不让我看。有一次我翻遍了家里的角角落落，甚至几个大粮食缸我都用小木棍搅了几下，也没有找到。但决不是一无所获，我发现了她放在米里面的西红柿。后来，我就经常偷吃。有一次在搅缸的时候被她当场抓获。我们开始大吵，被偷的怒不可遏，偷窃的也不气短，最后被娘挥动着苕帚疙瘩追了出来。所有米缸里的西红柿也都充公了。

我们有时会建立统一战线。这多发生在偷妹妹的好吃的时候。妹妹从我记事起就是娘的小娇娇。娘每天都会给她蒸鸡蛋，煎面饼。早上会分别有一个换油条的和换大米糕的扯着悠扬的嗓子经过我们的家门。一听到“拿麦子来换油条”或者“换------大米糕”，我就适时的提醒妹妹，“换油条的来了。”，妹妹马上就会喊饿。娘冲我们喊，“老三(有时是老四) ，去舀碗麦子换点油条来。” 这时我和小姐会欣然结伴前往。端着油条或大米糕回来的路上，我们会对这碗宝贝进行一番前处理。我们会把较小的不太起眼的油条吃掉，把米糕周遭的大枣瓜分掉。我们在偷吃的时候相互提醒，相互监督，相互制衡。在长达两，三年之久的偷吃活动中，我们谨慎，节制，无一失手。这种以物质为基础的合作是多么成功，一根油条将我们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我们暂时的忘掉我们的冲突，精诚团结，思考着获取最多，又可以让油条或是米糕保持原形的最佳方案。


小学在我难过的泪水中结束

转眼我们到了小学五年级。这一年我们的学习环境发生了小变化。在一场老师间的政治斗争中，爹不幸出局，被分配到了邻村去教书。我们落到了外号老师手里。他接管我们的时候肯定在暗暗的狞笑。他要把和爹的恩恩怨怨延续到我们身上。

爹对我的要求是人不在阵地在，要保住第一的位置，要考上县重点初中，让村里人知道我们啥啥家的孩子就是聪明。

但我和小姐显然没有重复领会爹的指战方针。我和小姐重操战斗旧业，彻底放弃了学习，专心致志的对付阶级敌人，替爹报仇。

我感到心虚的时候是那天娘特意给我们俩做了好吃的早饭，嘱咐我看题要仔细，别抢着交卷子，等考上了给你们肉火烧吃。我想吃肉火烧。有一次爹在一次乡会考中许诺我，考了第一就带我去赶集吃肉火烧。结果我却名落第二，就这样和肉火烧擦肩而过，想着近在咫尺的火烧我哭的泪眼滂沱。外村考了第一的学生的老师非常过意不去，跟爹说，这孩子要强，将来有出息。爹也说，是啊，想吃火烧呢。

这一次的承诺又是肉火烧，我心里已经难过起来。再说，老忙活着和老师顶牛了，学得怎么样也有点没底。

我们排着队出发了。沿路碰上出坡的家长，都过来拍拍自家孩子的头，“好好考，中午回来给做好吃的。”
爹早就去邻村上课了，没有临场督战。远远站在南坡的大姐冲了我们大声喊，可别粗心！

考试就是一天，没觉出好坏。爹认为没觉出好坏就是好。天天乐呵呵的说大姑娘了不能光知道吃肉火烧了，等去上初中了给你买辆自行车。

考试成绩来的有点戏剧化。爹到乡里开会带回了一封给我们校长的信，说，老四，去王老师那给他，去了在门口喊，别进去，别让他们家的狗咬着。

我拿了信就走。在路上突然注意这封信口没有用浆糊封上，那我就要先看一下，我要赶在校长前边知道些大事。信只有三行。

王老师，
通知你校学生XXX于9月16日到3中报导。
XXX

天那，只有XXX考上重点了，我没有！我的肉火烧，我的自行车！我开始恨肉火烧，这个东西对我不吉利！我再也不要树立任何和肉火烧有关的理想！

我还是坚强的完成了任务，也许是心里过於悲痛，印象里没觉得他们家的狗有多吓人，也许我看上去更吓人。

我回到家开始地动山摇的大哭，并不是简单为了那些物质诱惑，我真的感到了一种失败，我第一次品尝失败，在我还不知道人生艰难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