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腐风暴看中国政治结构的主轴和发展走向
入夏以来，中共高层在反腐问题上开始了一系列大的动作。六月中旬，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因腐败案受到审查。此案的审理刚开始不久，七月十六日，中纪委又派人飞赴上海，直接到上海社保局宣布了对社保局长上祝均一进行双规的决定，并立刻查封了祝的办公室和一系列文件柜。八月中旬，庞大的中纪委专案组进驻上海市的马勒别墅，对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展开全面调查。九月二十五日，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在上海市委代表中央宣布了对陈良宇的审查的通报，事实上，在前一天下午，陈良宇已被中纪委的人带走。正当局外人还在用传统的人事斗争，上海帮等概念来解读这一场反腐风暴时，中共中央在北京又展开一场更大的行动，中纪委在北京万寿路八号的宾馆集中了来自各地的三百多名纪检官员，其声势和阵容甚至超过了在上海马勒酒店的中纪委人员，开始了查办北京市贪腐官员的攻城之战，和上海的反贪行动南北呼应。剑之锋芒直指北京更高一级的官员和在中央的后台。
中共这一系列的重大反贪行动，在国内外引起了关心中国问题人们在两个方面的探讨，一方面人们进一步探讨中国日趋严重的腐败根源和打击腐败的法律机制；另一方面是通过这一系列行动来解读中共党内的人事斗争。但是，在我看来，中共这一系列行动再一次显露出中国决策者正在强化政治结构中的中央集权这一主轴，同时也预示着中国政治制度进一步的发展和走向，甚至包括中国在对待台湾问题的基本态度。政府官员的腐败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每一个社会，无论其政治制度如何，政府为了避免整个社会被腐败蛀空而崩溃，都必然要对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采取一定的打击和控制措施。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文化传统下，不同的国家对贪腐的控制机制完全不同。从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看，有两大类型的机制来控制贪污腐败。一种是建立在社会自治基础上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主要是由政府官员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来控制腐败。当政府的腐败违背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契约以及建立在这个契约之上的法律制度，通常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无论这种自我控制在不同的民主国家是否有相同的效果，但自下而上的法律控制机制是一致的。另一种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垂直统治系统。中央政府为了保证社会能够平稳地运转，自上而下地监控着政府的各级官员，当地方官员的贪腐行为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中央政府通常会壮士断腕，下重手除去贪腐的官员。作为有着两千多年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是这种自上而下监控制度的典型。 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很象生物的进化发展，不停使用的器官不断进化发展；很少使用，或不使用的器官则会退化和丧失。当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在秦汉时代形成后，自上而下的官僚制度不断的完善，发展。而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自治文化则不断衰退。到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演化为一个离开了中央集权政府就难以稳定，难以生存和发展的状态。无论这个状态是否合理，但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既定的事实。回顾辛亥革命以后一系列革命和战争的历史，抛开表面的意识型态和政治口号，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在摸索和寻找一条没有皇帝的中央集权制度。从政治制度的发展来看，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在政治制度上部分地模仿了英国议会制和美国各州的自治制度，在当时的亚洲走在最前列。但是，对于自治文化已经退化和丧失，长期依赖于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社会来说，民国初年的政治制度无法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廉洁，各省督军实际成了军政合一的土皇帝。袁世凯想通过称帝来解决这个问题失败了，但失败只在于称帝这个不合时宜的形式。从政治形式上看，孙中山，蒋介石的北伐实际上是沿着袁世凯的路在走，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尽管在表面上孙中山和袁世凯势不两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教科书都过分夸大了北伐的进步性。如果仅仅从民主这个角度来看，国共两党的北伐实际上并不比北洋政府进步。双方所争，不过是由谁来建立一个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北阀胜利后，国共两党所争，除去政治口号，在实质上也是由谁，用什么形式来建立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而国民党最终的失败，尽管有千种万种原因，国民党无法建立一个强有力，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导致了它的腐败和无能。中国找到没有皇帝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在1949年，不仅如此，中共把政治的高度集权和共产主义主张的经济国有化合二为一，把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了历史的顶点。在其后的十几年中，这个自上而下的监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防止了社会的腐败现象，但同时也使得社会的自我清洁机制严重依赖于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制度，社会本身的各种机能进一步退化。现在的中纪委实际成了中央政府打击贪污腐败唯一相对有效的工具。 本来，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在政治上有两个基本方向，一个是最高领导层开始建立集体领导体制，再一个是基层的乡村民主选举。前者自上而下，后者自下而上，最后贯通于整个社会。但从近年来中国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之风越演越烈，政治和法律制度都无能为力的现象看，中央唯有拿出中央集权制度中的尚方宝剑才能暂时解决问题。中纪委进驻上海和北京再次表明，解决贪腐，除了非法律的中央集权的尚方宝剑，在现今条件下，别无他法。这对中国近期的政治发展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自下而上的政治自治化在中国基本上无法行通。要想象英美社会那样通过基层的民主选举，地方自治走向民主，至少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可能。在西方，减少或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意味着更多的自由和活力，而在中国，由于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强化，地方的自治文化丧失，摆脱中央政府，地方自治则意味着糜烂。清理社会的腐败现象的有效力量只能来自中央，这意味着近几年内中国的中央集权还会进一步强化。联邦制在中国也基本丧失其可能性。曾经有人提出的通过邦联或联邦制来解决台湾的统一，在现在看来也很少有现实性。中国的决策者宁愿把台湾放在那里不动，也不愿意为了统一台湾拿联邦制在整个中国大陆冒险。高度中央集权对中国在当今激烈竞争世界中的发展是祸还是福，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弊，值得进一步探讨。但无论是什么结果，中纪委在上海北京掀起的反贪风暴已经预示了中国政治近期的发展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