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年,刚做新娘,宿舍里桌面上还有没发完的喜糖。为了赶在6月份之前答辩,我去北京(那个后来全国的非典重灾区)某院某所做测试。在北京的那段日子,算是我人生的砺炼。据说是有8000元实验经费的。但要买药品,不同意;要用氮气,腾不出;要试仪器,不舍得……那里的人给我的感觉很冷漠、很自私。在那里,我晃荡了两个星期,跑上跑下,求这位爷,问那位姑。结果却是一无所获。唯一做的实验其实在自己所里也可以完成。实验上的不顺利虽意料之外(去之前,可真是被描述得花好桃好),更恐怖的日子慢慢向我逼近。办公室里同事们的窃窃私语让我感到有些不妙,听那意思是北京有些学校非典蔓延得很快。那里上网需要账号,我自然没有,所以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知道。同事们也很奇怪,啥都不愿意和我交流,我主动问问,他们就支支吾吾说一些,很是惜言如金。再过几天,化学所上上下下开始发口罩和中药。我自然还是没有。口罩刺眼的白色和走廊里弥漫的中药味,使我孤立无援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在被否决提前结束测试之后,我开始感到绝望。2003年4月18日,我毅然决然地买了车票,踏上18:08返回上海的列车。假如我再稍微犹豫几天,我就会成为被拒绝进入上海的那一批倒霉蛋。火车上,除了我之外都带口罩。我心里反而觉得踏实起来——管好你们的飞沫吧,我终于安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