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新年----中国人对阳历新年不重视
Constantine the Great, Emperor of the Roman Empire
今天，世界上通用公历和公元纪年法不能不说是现代西方国家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结果。尽管公历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太阳历，但是，它实实在在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人们现在解释历史事件，不得不使用公历和公元纪年法，承认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
公元四世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并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国教，他还规定儒略历为基督教的历法，就是忘了规定哪一年是它的起点，这对具有线性思维方式的欧洲人来说，始终是块心病。任何事情，包括历史，咋能无始无终呢？
于是，创立一个以儒略历为基准的纪年法就势在必行了。自从基督教被定为罗马帝国国教后，基督教的实力与日俱增，教会不但垄断了宗教和世俗权力，在文化上也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这项任务最终还是由基督徒落实完成了。
公元525年，为了预先推算“复活节”的日期，狄奥尼西（Dionysis ）教士提出了耶稣诞生在古罗马的狄奥克列颠纪元之前284年的说法，他还主张以耶稣诞生之年作为纪元的起点，这个主张得到了教会的大力支持。公元532年，教会将此纪年法首先在教会中使用，随后逐渐在全欧洲推广开来。从此，狄奥尼西教士所臆造的耶稣诞生的年份便被正式定为儒略历纪元元年。
后来的格里历基本上沿袭了儒略历的框架，在用基督纪年法这个问题上更是没有任何争议。根据基督纪年法，所谓“公元元年”，就是公历基督诞生那一年。举例来说，“公元2006年A.D.”中的A.D.是拉丁文Anno domini的缩写，意即“in the year of our Lord.”（我们主的生年），在公元元年以前，则统称“公元前”，英文用Ｂ．Ｃ．表示，意思是“Before Christ”（基督以前）。这种基督纪年法多少有点儿像净土宗传教的方式，为基督教的推广起到了春风化雨般的积极作用。
后来，有历史学家考证出，耶稣诞生的年代让狄奥尼西搞错了，至少他让耶稣年轻了四岁，或者更多。怎么办呢？没辙！基督纪年已经形成了传统，改变传统，难！不管怎么说，用纪年的方法让人们经常念叨着基督，教会的宣传目标其实老早就达到了。 另外，从应用的角度看，基督纪年法比较实用，尤其对初学历史的学生来说，公元前104年或公元1949年比起汉武帝太初元年和民国38年要容易记。
过年，意味着辞旧迎新，迎合了人们喜新厌旧的心理，所以，人们都喜欢过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您瞧，国人过年时的这股高兴劲儿全表现出来了。但是，这是王安石描述过中国阴历年的场景。
至于过阳历新年，国人好像压根儿就提不起精神来。从我记事起，就感到国人在过年的问题上不怎么跟中央保持一致。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我们的党和政府在破“四旧”，推行西方化方面从不含糊，对庆祝阳历新年总是给于高度重视。除了《人民日报》每年例行发布元旦社论给国人指明一年的前进道路和努力方向外，每到元旦，对金门澎马，停止炮击三天，照顾蒋匪官兵好好过新年。够重视的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百姓，平时肚子没什么油水儿，过年时北京居民每人多发半斤油票，这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和体贴，为的是让大家好好过新年。多出半斤油来，您就撒开了炸油饼，做菜多放油不就得了？可大多数家庭非把油票攒到过春节时才用。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民同乐，每到元旦总忘不了请请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德钦巴登顶主席，全国各条战线上的英雄人物和劳动模范们在天安门城楼子上喝喝茶，看看《红灯记》，《红色娘子军》什么的，可也没忘了叫各单位工会组织看《白毛女》，《智取威虎山》呀？可不管组织什么活动，在民间，元旦就是缺股子热闹劲儿。
和过春节比，过元旦总觉得冷清。国人过春节，那股热闹劲儿压都压不住。就说现在每年春运吧，它创造了人类在短时间内大规模迁徙的世界记录。前些年，春节北京不准放鞭炮，可把人们憋坏了。一些人憋不住，跑到城外去放炮；在家的孩子踩气球，说什么也得弄出个响儿来。直到去年，北京市政府不得不顺应民意，重开“炮禁”。要是元旦，人们就没这么大劲头儿。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元旦多发的半斤油票就更没什么刺激性了。在我的印象中，元旦好像和一般的星期天没多少区别，就是多放一天假而已。
现在，中国正在努着劲儿地向西方看齐，圣诞节，情人节等洋节传入中国，年轻人赶时髦，过洋节，人们过元旦的兴趣好像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尽管《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每年照发，能有多少人认真学习现在都成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