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2006年尚好，明年糟糕?

“2006年对中美经贸关系而言是艰难的一年，但是并没有之前人们预测的那样糟糕，我个人认为中美经贸关系今年恶化了一些。”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副教授李·布兰斯提特（Lee Branstetter）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专访时做了这样的总结，“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如舒默（Charles Schumer，民主党纽约州参议员），曾扬言要在贸易和汇率问题上给中国些颜色，通过某些惩罚性法案，但实际上这些在2006年并没有发生。相较于上一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还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程度。说到底，美国民众现在最关心的并不是中国人是否抢走了他们的工作，而是怎么也打不完的伊拉克战争。”

延续着2005年的三大经贸摩擦：贸易逆差、人民币升值和知识产权，中美经贸在2006年一直是踮起脚尖、悬着心地走钢丝绳。直到华盛顿要迎来一个新的圣诞节，人们才猛然发现，这看似艰难的一年竟然颇为平静地走下来了。更让人欣慰的是，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即将于12月14～16日赶赴北京开启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按美国经贸专家们所说，华盛顿对此行的冀望将暖化两国经贸矛盾逐渐垒起的坚冰，看来中美经贸关系者可以安然聆听新年的钟声了。

《华盛顿观察》周刊走访的美国专家却认为，2007年的中美经贸关系将危机四伏。美国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国际商业外交教授马克·布彻（Marc L. Busch）明确指出：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控制美国国会，对中美经贸关系而言不是什么好消息。

“即将在2007年1月1日上任的众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Nancy Pelosi)一定会率领民主党议员，拿着放大镜仔细查找中国在贸易、人民币汇率等各种问题上的茬儿。在可以想见的一年中，美国很有可能会用更多的惩罚性经贸手段来对付中国，对两国的经贸合作施加更大的压力，”布彻对《华盛顿观察》周刊预测道。

政治依存对经贸是帮也是伤

截至2005年底，中美贸易逆差已经突破了两千亿美元大关，曾一度成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6年春天访美之旅的难题。为了清障，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先行抵美，送上162亿美元的巨额订单，才暂时平息了美国内部的不满声浪。自此之后，中美贸易逆差不但没有回降，反而一路攀升到2800亿美元。同时，从2005年7月人民币开始浮动到现在，升幅仅为5%，惹得美国政经两界抱怨连连。

“在这样的形势下，2006年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比我们在半年前－－2006年6月时的预测来得安静。到底是什么因素让潜伏的经贸摩擦能安静地滑过2006的圣诞节？有两个原因：华盛顿仍然冀望财政部长鲍尔森即将赴华进行的经贸战略对话能取得成果，另外，白宫需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盖瑞·豪夫鲍尔 (Gary Hufbauer) 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一直受困于中东事务的布什政府在2006年实在是腾不出手来应对朝鲜。六方会谈被搁置之后，朝鲜先后于7月、10月进行了导弹试射和地下核试验，美国却只能在大洋彼岸连声谴责，实际的制裁选择十分有限。如此语境下，身处东亚的中国便是布什总统想要依靠的对象。然而，在布兰斯提特看来，一年下来，白宫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表现颇有微词。

布兰斯提特认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布什政府由于在国际政治议题上对中国的需要，一直努力压制住国会对中美经贸逆差的怒火。然而，朝鲜非但没有回到谈判桌前，反而进行了核试验，华盛顿于是埋怨中国没有尽全力阻止朝鲜。“布什颇有些失望：中国既没有在贸易问题、也没有在朝鲜问题上做出令他满意的妥协。换句话说，中国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有帮助”。

“我猜布什政府内部正在进行对中国的战略重估（recaculation）。如果这样的程序造成未来美国在汇率问题上进一步向中国施压，我不会感到奇怪，”布兰斯提特说。

当豪夫鲍尔和布兰斯提特将“平静的2006”归功于中美的政治依存时，布彻则认为政治考虑不会让美国降低对中国经贸问题的批评音调。

“美国和欧盟在很多重要的政治议题中都是紧密的盟友，但是这并不妨碍二者在贸易不平衡中争得面红耳赤。中美关系也是这样。美国在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甚至WTO自由贸易等谈判中，都对中国有不同层面的需要和希望，但是当白宫和国会在处理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时，并不会因为这些政治顾虑而手软，”布彻说。

布彻认为，在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中，政治外交关系的确会与经贸关系相互影响、渗透。对各国的决策者而言，这是一笔复杂的利益计算。你可能会因为某一笔利益而不得不权衡其它方面的得失。但是从根本上讲，政治关系中的相互依存并不会影响两个国家的经贸关系发展。

美国希望中国成为贸易自由化的领头羊

“2006年，中美经贸之所以能平安度过，是因为中国不是美国对外经贸争端的风暴眼，”布彻说到。他认为2006对于中美经贸关系而言，不算是好年景，也不算是灾年。应该说，与中国的关系是正在调整发展的美国对外经贸关系的一部分。很多相关的经贸问题都在发展当中。WTO的多哈会谈触礁，但是美国和世界各国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同时，美国在忙于讨论是否给予越南永久性最惠国待遇（PNTR），处理与哥伦比亚等国的贸易问题，一切都在发展中，中国并不是美国面对的主要矛盾。

2006年7月，由于世贸组织6个主要成员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未能就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达成协议，持续5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谈判宣告中止。但是美国仍抱有希望，并提议以APEC自由贸易区为契机，推动个别国家在多哈谈判中让步。中国作为亚洲的经济火车头，自然成了美国看中的自由贸易领跑者。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希望看到中国担当起更加有建设性的领导作用，带领发展中国家走向国际贸易自由化，鼓励它们在世界经贸圈中发挥更加积极的角色。”布彻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中国应该在自由化贸易中提出更有建设意义的方案；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协议。就像在APEC刚刚开过的峰会中，虽然亚太国家对布什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并没有完全认同，却表现出愿意更加积极出力，挽救多哈会谈的愿望。另外，中国应该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更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中。”

如果说，布彻是从中国的国际责任中为中美经贸关系找一条缓和之路，豪夫鲍尔则认为，解药就在中美关系身上。

“在华盛顿眼里，中国在汇率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仍有很多需要改善的空间，”豪夫鲍尔说。他的预期是，如果在2007年2月，人民币的升幅不能达到至少7.4%的水平，还保持目前的5%，国会一定会大肆鞭挞鲍尔森的对华实践。北京应可更加积极地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和其它涉及国际产权的违规行为，如中国某些地方执法官员接受贿赂等活动。

同时，豪夫鲍尔再次强调，“中美经贸关系涉及的不仅仅是贸易。如果中国能在朝鲜和伊朗问题上和美国紧密合作，白宫就能理直气壮地驳回国会要在贸易和货币问题上惩罚中国的议案。”

2007，民主党要拿中国开刀？

2006年11月7日，当佩洛西代表民主党人宣布他们在众院改选中取胜；当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候选人乔治·艾伦（George Allen）宣布竞选失败，拱手将参院多数席让给民主党时，美国的政治版图重新演变成民主党自由派的天下。民主党控制国会以后，华盛顿的政治游戏彻底翻盘。从国家安全到经贸议题，民主党人会将他们感觉不舒服的问题一一搬上台面。民主党的胜利并不会泽被中美经贸。

“除非中国在人民币和知识产权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否则新一任国会议员一定会在这些问题上开刀，”豪夫鲍尔提醒说。

展望2007，布兰斯提特说，“对于中国，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实在太慢，如果不能一次性升高10%，很难让美国国会满意。议员们会再次肯定这样的想法：中国政府在人为控制汇率，由此，国会会发起一些贸易制裁法案，予以惩戒。”

纵观美国经济全局，布兰斯提特指出，未来的经贸压力也不单单是冲着中国而来。美国经济面临着世界其它经济体－－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严峻挑战。

美国两大汽车制造厂甚至走到了破产的边缘。比如说，如果通用汽车（GM）倒闭，华盛顿将面临“政治崩溃性”的打击，从白宫到国会，都会采取紧急补救措施，抵制外来的竞争。而中国正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虽然在汽车业的国家竞争中，日本对美国车的杀伤力远远大于中国。但是前者进入美国市场为时已久，美国消费者颇为习惯；而中国作为亚洲的新兴经济大国，外汇帐户中的财富膨胀迅速，对美贸易逆差一直高居榜首。美国人走入沃尔马、塔吉特（Tarket）这样的超市，看到的商品几乎都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因此在感知上对中国的竞争威胁更加惶恐。在比较保守的美国中西部地区，这种情况尤为严重。

“本来极力主张自由贸易的共和党偏偏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了不少人望，原因除了伊拉克，就是美国中西部的选民对美国经济的担忧。由于中国商品的大量涌入，让美国的制造业失去了顾客。我担心，从2007年夏季开始启动的总统竞选活动，会让美国上下加速凝集成一股声浪：要求中国政府减少对汇率浮动的干涉，”布兰斯提特忧虑道。

华盛顿偏左翼的智库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国际经济政策副主任乔纳森·杰克比（Jonathan Jacoby）认为，一个聪明的贸易政策应该能创造更有商业意义的机会，无论在国内、国外都能推动和谐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发展。它应该能兼顾与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合作价值，提高劳工权益，推动环保。

“如果这一趋势果真出现并得以继续，美国国会一定回进一步开放对中国的贸易，”杰克比说，“如果布什政府能和民主党人进行真诚的贸易问题交流，我想他们能找到一个正面的、积极地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政策。这一政策将会是对美国工人、商人、农民和消费者都十分公平的政策，对中国一方和整个世界也是公平的。”

受访的专家们普遍认为，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美不会真的将这些经贸摩擦提高到针尖对麦芒的对峙形势，也不会根本性地动摇相互依存的中美关系。但是双方的磕磕碰碰，气氛不融洽，恐怕是很难避免的。

“伊拉克糟糕的形势已经让美国撤军变得刻不容缓。按我的估计，美国可能明年就会开始撤离，如果中东形势在2008年总统大选前稳定下来，选民会把注意力转向经济议题。一个健康的美国经济需要制造业的繁荣与强势竞争力，这就联系到亚洲、尤其是中国经济对美国的冲击。以此而推，中国将在这一领域面临更大的压力。”布兰斯提特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极有可能出马竞选2008年总统大位的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会从2007年夏天开始她的竞选旅行，首站中西部，那里可是不太欢迎对华友好者的地区。”

经贸群英会，鲍尔森“悬官”而上

即将于12月14日～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美首次经济战略对话，囊括了中美双方的经贸高官。中方将由国务院副总理吴仪领衔，成员包括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远道而来的鲍尔森也请来了美联储主席贝南克、商务部长古铁雷斯、美国贸易代表苏珊·舒瓦伯（Susan Schwab）等助阵，是名副其实的经贸“群英会”。重量级的阵容彰显两国对此次对话的重视。鲍尔森希望借此行“界定中美经济关系新概念，找到打交道的新方式”。

勿庸置疑，这一战略对话对加强两国的经贸交流十分有用，美国对中国在减少贸易逆差、汇率升值方面期望颇高。受访的几位学者都认同此次对话能推动中美双方向成为经贸战略伙伴迈进。就像布兰斯提特所说：“无论是像鲍尔森这样高级别的对话，还是低层级的实际交流，如学者互访、通商、互派留学生、信息交流，都有助于这种关系的健康发展。”

布兰斯提特承认，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对世界经济的巨大贡献。中国政府让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走上了繁荣之路，人民有了体面的生活。中国使亚洲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实力发展得到了各国的重视。亚洲正在呼唤中国的领袖能力，美国也越来越多地依靠中国。

在国际政治上，美国一直强调，中国应该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在经贸问题上，中国是否能达成这个目标？布彻说，“关键要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被预期的领导责任是否能完成。目前而言，中国部分担起这个担子，但是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发展，美国和其它经济大国对中国的责任预期再不断增长。因此，中国仍有许多要完成”。

布兰斯提特具体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解读说，“在政治上，共和党和布什政府端看中国是否有能力在朝鲜核危机中压住平壤的阵脚；而在经贸议题上，标竿则架在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上。同时，中国也有责任让贸易发展更加健康。”

显然，鲍尔森一行是本着这个大原则来同中国对话的。他们的具体目标无外乎希望中国政府停止对汇率浮动的干预，促使人民币加速升值，同时在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知识产权保护上寻求北京更加积极的合作。

“此次对话是否算是有成果，其实在短期内就能看出来。我不知道中国要在汇率问题上做出怎样的妥协才能真正令美国满意。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成百上千万美元的生意。总体上讲，人民币只有升值20%～50%，才能真正对减少贸易逆差起到稍微明显的作用，”布彻说。

布兰斯提特说，2007年将是关键的一年。中国不会因为美国高官的访问就放弃了自身的利益，而反观美国一方，民主党在新一届国会当中会努力质疑美国的财政、贸易高赤字，连带着采取对华不太友好的政策。

“我很想在中美经贸问题上持乐观态度，但又不得不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展开分析，中美的战略经贸对话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的既定政策，”布兰斯提特说。

受访的专家认为，在中美经贸关系面临挑战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是首当其冲的角色。

“如果鲍尔森此行不能完成使命，他自己在华盛顿的地位也会被严重削弱，失望的国会将会迸发出更大的反弹力量，”豪夫鲍尔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布兰斯提特不失幽默地设想说：“鲍尔森上任之后的表现已经颇受国会质疑。我想，明年当国会传召他作证时，他会怎么说呢？也许，万般无奈之下，他会识趣地暗示：让我回私企上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