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谈主义之二：共产党的崇拜（2）
朱雨心
朱雨心
人民，本来是个中性的词，就是“人”或“民”的意思。可是在党文化里，人民是除了统治者和富人之外的被统治者。在“民主”崇拜里，“人民”是个神圣的东西，是正义，智慧，美丽的化身。用国家机器来镇压“人民”，那是大逆不道的事，哪怕想一想，都有罪。所以，长期以来,既不研究镇压的技术，也不装备镇压的器具。仅从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共产党对“民主”的崇拜，是表里如一，货真价实。
长期以来，“农民起义”被说成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历史上所有的造反作乱，都受到讴歌，受到赞美。凡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这两，三代中国人，凡是自认为追求理想的，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用造反作乱来推动社会前进。对共产党来说，这就是因果报应。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不可谓不多，规模不可谓不大，可是，中国社会还不是照样停留在原地，哪里推动了社会前进？这种“农民起义”，其唯一的作用是大破坏，大屠杀。其原因和后果，基本上就是马尔萨斯人口论所描写的那些。
有些“农民起义”，其直接原因，确实是因为“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但是，这最多也只能说：造成大破坏，大屠杀的责任，在于官，不在于民。然而，这“农民起义”毕竟是一件坏事，不是一件好事，不论对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是坏事。即使站在被统治者的立场上看，也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有什么可讴歌，可赞美的？
其实，“官逼民反”的说法本身就成问题。有许多时候，只不过是有某一个官处事不当，触发暴乱，最后发展成全面的大破坏，大屠杀，还未必是政府整体运作不当。就算做官的都该死，可是暴乱的结果，死的多的还是无辜百姓。造反的人岂能没有责任？有些农民起义，譬如“太平天国”，根本就不是官逼民反。
水泊梁山最后是接受招安了，这算是负责任的造反者。可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这两，三代中国人看了不满意，无不赞成李逵说的那样：杀到东京去，夺了那鸟位。仿佛这一路杀去，必定是马到成功，因为这两，三代中国人，从小就懂得这样的革命道理：造反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而且，这一路杀去，仿佛死的必定都是贪官污吏。有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今天的中国人，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喜欢造反的。
以前人造反，那是不的已，上了贼船，退不回来了，只好拼到死为止。如果政府招安，给出路，重新做人，大多是求之不得，哪会象今天的中国人，觉得接受招安是件可耻的事呢？官逼民反，难以避免，招安政策，避免了全面的大破坏，大屠杀，应该说基本上是一个好政策。水浒中的另一项好政策就是：流放。流放是个非常人道的刑罚，犯人在流放地有相当大的自由，应该远远比关在监狱里舒服。
不论造不造反，历史都不是“人民”推动的，而是统治者与富人推动的。社会的演化，譬如，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等等，是因为这种演化首先能给富人带来更多的利益。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表明，封建社会之所以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是因为资本主义能首先给富人带来更多的利益。而穷人，从封建农奴转变成雇佣工人，没有什么好处，生活反而变的更没有保障，所谓的“羊吃人”，就是当时的封建农奴在这样的社会演化中流离失所的悲惨处境。一个封建农奴怎么可能会有推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主观愿望呢？
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变化，也是因为这种变化首先能给富人带来更多的好处。而给工人带来的却首先是失业的危险，工人怎么会有推动这种变化的愿望呢？工人的愿望，是回到毛泽东时代，旱涝保收，不干活，也照拿钱。推动中国过去二十年变化的是共产党，邓小平，和新生的资本家，工人只是被动或反动的势力，根本就不可能推动历史前进。
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变化，也是因为这种变化首先能给富人带来更多的好处。而给工人带来的却首先是失业的危险，工人怎么会有推动这种变化的愿望呢？工人的愿望，是回到毛泽东时代，旱涝保收，不干活，也照拿钱。推动中国过去二十年变化的是共产党，邓小平，和新生的资本家，工人只是被动或反动的势力，根本就不可能推动历史前进。
共产党对穷人的同情，本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是一种美德。然而，用美化穷人或丑化富人来证明这种同情的正当性，恰恰与人道主义精神完全相反。
几十年的民主崇拜，培养出了十几亿满脑子既“造反有理”又自以为当家作主或自以为应该当家作主的暴民。古今中外，大概从来就没有象今天的中国人那样藐视政府，藐视权威的人民。民主，不论是“民主阵营”的实质性“民主”，还是“自由世界”的形式上“民主”，本来都不是好东西，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好东西，今天的中国也不可以搞。“民主阵营”的实质性“民主”，不是一个量化的东西，本来就没有办法搞的。而“自由世界”的形式上“民主”，也就是选举，技术上不存在任何困难。不可以搞选举的原因，不是什么文化程度太低，也不是什么经济不够发达，而是文化传统—不是什么“两千年的传统封建文化”，而是一百年的民主崇拜，五十年的党文化。
中国现在搞的基层选举，是毫无意义的，不但不能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譬如，腐败，反而使基层官员更深地卷入利益冲突，助长腐败，还给反腐败带来了更多的阻力。北面的俄罗斯，过了一阵民主瘾后，现在已经取消了地方官员选举，改为中央任命。南面的台湾，过了一阵民主瘾后，也同样取消了地方官员选举，改为中央任命。基层民主选举应该立即废止，恢复上级政府任命基层官员。要防腐败，第一条就是利益回避。必须恢复清朝的制度，实行本省人不在本省做官。
选举本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一定要搞，必须要象尤太人出埃及那样。当年摩西领尤太人出埃及后，在西奈的沙漠里停留了四十年（在沙漠里四十年，吃什么？说出来你一定不信：尤太人的上帝，每天早上空投小白馍馍。几十年如一日），等在埃及做过奴才的几代人都死绝了，包括摩西自己，才向迦南进军。果然，攻城掠地，所向披靡。倘若不等这四十年，而用在埃及做奴才的那些乌合之众进攻迦南，焉能有那样的士气？别说征服迦南，只怕早就被人斩尽杀绝了。这道理反过来也一样。非要过选举瘾的话，那也要等四十年，等这十几亿满脑子既“当家作主”又“造反有理”的“国家主人”都死绝了，换上了从爷爷起就不会唱“国际歌”的安分良民后才行。（未完待续）
朱雨心2005年10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