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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问题 朱雨心 近代西洋人的兴起，给世界其他各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西洋人所到之处，人们面临的是文化灭绝，种族灭绝的危机，是被掠夺，被奴役的命运。这样的罪恶至今没有得到清算；各民族所遭受的损失至今没有得到赔偿；西洋人主宰世界的格局至今没有得到改变；这是世界各被奴役民族的悲哀，更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在西洋人的大炮下，全世界都成了西洋人奴役的对象。亚洲各国也不能幸免，印度也沦陷了。实际上，世界主要的民族中，基本上也就只剩下中国和日本没有沦陷。中国，凭藉着巨大的质量和深厚的人文资源，使任何西洋人都难以一口吞下，于是，成了西方列强逐步蚕食和瓜分的对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痛，以及随之而来的内乱，和社会的日益衰败。中国人民的悲哀更在于：即使以中国当时的国力，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战胜西洋人。不过远道而来的几千洋兵而已嘛，倘若战术得当，拼也拼掉它了。 然而，在东方，日本在初尝了西洋人的炮火后，却维新图强，迅速崛起，不但免除了亡国灭种之祸，而且有了主动攻击西洋人的信心和能力。先有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后来更远袭美国，击败所有在东南亚的西洋殖民者。 日本的胜利，实际上给中国人以极大地鼓舞。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既痛感国难深重，又看到了希望：维新图强切实可行。日本是在与中国类似的文化背景下取得胜利的；日本的维新图强是在对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结构触动甚少的情况下实现的。日本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也应该能办的到，而且有可能办的更好。走日本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日本成了中国追求自强，复兴，和工业化的第一个样板。一时间，维新之风吹遍全国，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追求现代化的第二个高潮。大批留学生涌向日本。而日本成功推行明治维新的首相伊藤博文也应邀来华，介绍日本改革开放的经验。事实上，即便在甲午战争后，中日之间的共同语言仍然远远多于中国与西方的共同语言。 其实，在甲午战争前，以日本之国小民寡，资源贫乏，日本亡国的危机不知到要比中国大多少倍。入侵朝鲜，其实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然而，日本侥幸通过了瓶颈，以《马关条约》吞并朝鲜，台湾，并向中国索取了巨额现金，从而奠定了日本的现代化得以为续的物质基础，而中国的国力却因此受到重创。 近代史上中日关系的不幸，从根本上讲，是中日两国国力对比不幸倒置造成的：即，具有丰富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中国积弱甚深，一时无法承担起他本来应该承担起的历史责任；而日本却迅速地走向工业化，成了东亚乃至全球唯一能与西洋殖民者对抗的力量。然而，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都贫乏的日本天然地不适合成为一种文明的核心国家。日本一时的强大仍然不足以承担起本来应该由中国承担的历史责任。日本只有与中国合作，才有可能实现包括驱逐西洋殖民者出东亚和东南亚，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等目标。相信当年日本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这些。当年日本所提的“日中亲善”，“日中提携”，“日中共荣”等等，都是正确的，尽管这些口号也被用来掩饰侵略。可惜，当时中国内部一片混乱，四分五裂，再加上列强势力渗透，无论内政，外交都无法自主，客观上根本无法回应日本。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日本的道德一直很差。日本似乎有点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那种好掠夺，喜杀戮的性格，千余年来，不断袭扰朝鲜和中国沿海，而甲午战争后，日本纵然确有诚意，也难以取信于中国，更何况日本的对华本来就具有野心。 日本在东南亚的战争与侵华战争有所不同。日本皇军倘若真能本着“王道乐同”的精神，驱逐西洋殖民者出东南亚，解放东南亚各被压迫民族，东南亚各国也许心甘情愿地奉日本为领袖，那么，“大东亚共荣圈”至少也部分建成了，这其中的利益和乐趣岂是武力征服所能比拟的？“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这就是王道与霸道的不同。然而，客观上，日本要做到这些非常难。前面已经讲了，日本倘若不掠夺中国，可能根本就成长不起来，连自保都困难，更不用说驱逐西洋殖民者出东南亚了。可是，掠夺中国不可避免地败坏了日本的道德，日本皇军也就难以成为王道之师了。 这“王道乐同”的概念，和日本人喜爱的围棋一样，属于百分之百纯正的中华文明。其实，日本称的上是日本文化的东西，大多是中华文化。日本人的和服就是中华传统服装，远比今天中国人的任何“传统服装”纯正。有人说：中华文明之美，尽在日本。没错。中国人若骂日本人：欺师灭祖，日本人大概无话可说。然而，日本人若骂中国人：数典忘祖，中国人大概也无话可说。按传统道德标准，欺师灭祖是杀无赦的罪名，而数典忘祖也是杀无赦的罪名。 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实行“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是今天中日关系中的存在许多僵局的原因之一。而后，共产党政府采取了回避历史，自欺欺人的做法，使中日之间一次又一次错过了许多化解历史恩怨的机会。 “以德报怨”的政策既不能平熄中国人民心中的愤怒，也不利于日本放下历史包袱。孔子说：不能以德报怨。否则“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国共两党政府都对日采取“以德报怨”的政策，客观上恐怕也有些苦衷。现实是：日本不是中国打败的。若仅凭中国一家之力，即便能打赢，也远不止八年抗战，也许是十八年抗战，甚至是八十年抗战，实际上，打赢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客观上，中国当时并没有清算日本的实力。更何况国共两党内斗，哪有心思去算日本人的帐？然而，尽管当时客观上没有实力清算日本，这帐不能就不算了。今天不算，明天算，总有一天要算这笔帐，日本能躲到哪里去？否则，那么多中国人被杀，那么大的损失，中国人就自认倒霉了？“以德报怨”的政策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 那么，假定中国在战后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处置日本，中国能怎样报复日本呢？大致上可以有这么几种： 1． 调查侵华日军的每一个人，凡参与，组织，指挥屠杀中国平民和战俘的，都枪毙。 这样的报复，相信日本人自己也只能说：该杀。 2． 侵华日军全体枪毙。 日本的投降是“无条件投降”，并没有“缴枪不杀”的先决条件。都杀了，也不理亏。 抗战中，中国的死亡人数按官方的最新说法是四千万人，有人认为这数字不准确。然而，即使减到四分之一，也有一千万人；就算十分之一，也有四百万人。最后投降的侵华日军一共也不过一百万人。全体杀了，也仍然远远还不了日本欠下的血债。因此，更严厉的报复是： 3． 搞几个“东京大屠杀”，“大阪大屠杀”之类，不分男女老幼，杀足数（一千万人也罢，四千万人也罢），抵日本欠下的血债。 日本人屠杀中国平民也是不分男女老幼，现在同样的手段报复回去，日本也没有什么可喊冤的。到了这个层次的报复，日本欠下的血债就可算是还清了。日本在朝鲜以及东南亚欠下的血债，倘若也是这样偿还的话，日本可能要被杀绝种了。 这样的大屠杀，是否有滥杀无辜之嫌？对于具体的日本人，是有可能是“无辜”的。然而，一般而言，日本人都不是“无辜”的。一方面，日本军队打下南京时，日本举国欢庆。从道德上讲，其心可诛。另一方面，日本是“民主”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的罪恶就是人民的罪恶。从法理上讲，对于“民主”国家，只要政府（或国家）有罪，人民就不是无辜的。既然得手时，人民参与分赃，那么，失手时，人民当然要参与还债。既然日本欠下了那么多血债，那么，日本人民人人都有轮到杀头的义务。严格地讲，至少所有成年人都不是无辜的；退一步讲，至少所有自认是“国家主人”或“当家作主”的人都不是无辜的；再退一步讲，至少所有参与投票选举政府的人都不是无辜的；更退一步讲，至少所有投票支持历届政府的人都不是无辜的。只有那些不认同这种“民主”的，不自认是“国家主人”或“当家作主”的，不参与投票的，不爱国的，反战的，才是无辜的。这样的人，相信在日本总有一些，但是，能有多少？其余的，都有用自己的脑袋为国家偿还血债的责任。这是“民主”的责任。 不过，中国人并不喜欢搞大屠杀。到是美国人在日本搞了广岛大屠杀，长崎大屠杀，不分男女老幼杀了三十万人。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日本的报应。对于美国人而言，这是屠杀平民。日本轰炸珍珠港，攻击的是军事目标，日本并没有滥杀美国平民，美国凭什么屠杀日本平民？这是美国人欠日本人的血债。日本有理由日后到美国办几场大屠杀，不分男女老幼，杀足三十万人抵债。 美国也是“民主”国家，只要国家（或政府）有罪，人民就有罪。第一等罪人是那些自认是“当家作主”或“国家主人”的，爱国的，参加投票并且所支持的候选人总是当选的，所支持的议案总是通过的。第二等罪人是那些自认是“当家作主”的，爱国的，参加投票但是所支持的候选人不是总是当选的，所支持的议案不是总是通过的。其余几等的罪人，依此类推。只有那些从来不认同“民主”的，从来不自认是“当家作主”的，从来不爱国的，从不参加投票的，才是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无罪的人。 年幼儿童总是无罪的。而未成人的青少年，在法律上都是无罪的。然而，青少年中狂热爱国分子大有人在，这类青少年在道德上仍然是有罪的。美国中小学校中不厌其烦地搞宣誓效忠之类，对没有自主能力的儿童进行信仰钳制，为国家的行为承担本来不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这种宣誓效忠之类，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 就日本欠中国的血债而言，只有第一种报复比较可取，虽然审讯取证的工作量很大。第二，三种报复都不可取；不是因为没有理由杀人，而是因为要杀那么多人，有违人道主义。不杀人，改用赔钱的方法来了结这笔血债，是最可取的做法，是人道主义的体现。人命虽然不能用钱来衡量，但是各国民间习惯上都有用钱赎命的做法（这其中也包含人道主义），可以参照两国民间惯例，定出每条人命赔多少钱。这个钱是一定要赔的，否则，就是漠视中国人的人命，就不是人道主义了。另外，中国的财产损失当然也要日本赔偿。财产损失加上人命损失折算起来不是小数，这样算起帐来，日本恐怕要活不下去了。可以商量分期付，五十年，一百年，二百年都可以（算利息）。让人活下去，也是人道主义。日后，日本若有为中华立功的表现，还可以考虑适当减免。 尽管中国当时没有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处置日本的客观条件，但是，至少有一百万日本降兵在自己手中，完全有可能按上述的第一种方法办。至于赔钱，一个子不赔，相信日本也不敢，无非是中国认为应赔多少，日本认为应赔多少的问题。这可以谈。一时谈不拢也不要紧，怕什么呢？结果，不但该杀的人没杀，连该赔的钱也没赔。如此，难以平熄中国人民心中的愤怒。国民党将介石愚蠢无知在前，共产党毛泽东愚蠢无知在后，至少在这件事上，都是国家民族的罪人。 推测起来，大概是想换个“中日友好”。这大方向是对的，而愚蠢之处正在于那样做并不有利于中日友好。倘若在放了那么大的人情后，没弄成中日友好，反而弄成中日不友好，那就是一错再错了。 中日两国都应该尊重历史。任何对历史的歪曲，篡改，都是不可取得。而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却是无可厚非。有一人家，以杀人越货为生，一日失手，正法示众，大快人心。然而，其家中妻小，悲痛无比，收尸厚葬，时时祭拜。这是人之常情。其家人的悲痛只是亲情，并不意味着其家人挑战社会正义。其实，这种悲痛常常恰恰是包含了后悔：悔不该做那不正当的营生，害人害己。死去的亲人生前冒着生命危险，为的也就是养家活口，家中妻小倘若不为死去的亲人悲痛，反而出面数落死去的亲人的不是，那才是丧尽天良！ 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家庭亲情，是我们文明的基础。大义灭亲的事，万万不可提倡。譬如，国家法律应该包含亲人回避制度，即，不得传唤家庭成员出庭作证。中国人是搞祖先崇拜的民族，远比其它许多民族搞这个“主”崇拜那个“主”崇拜更自然而有人性。孔子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自己喜欢追思亲人，也就不能要求日本人不追思亲人。中国人只能要求日本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既然这两条已被国共两朝中国政府免了，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现在再要治人“态度罪”，“思想罪”，纯属文革遗风。 据传，有中国领导人说：如果从靖国神社中拿走东条英机的牌位，就到靖国神社去献花。真是无知。靖国神社中除有等级的战犯外，剩下的还有许许多多也是双手沾有中国人民鲜血的罪人。中国人决不可去参拜日本的靖国神社。不但如此，任何其它外国政府官员也不可去官式参拜，否则，就是挑衅中国的反华行为。只有日本人可以去参拜。而日本人要参拜的，首先就是东条英机。 日本当年可是“民主”国家，是人民选择了东条英机领导日本进行战争。原因无非是认为在东条英机领导下，日本能打更多的胜仗，换句话说，也就是杀中国人杀的更有成效。东条英机固然是中国人民的罪人，却不是日本人民的罪人。日本进行战争是大多数日本人民心所向。东条英机是顺应民意，依法行政，全心全意为日本人民谋幸福，没听说他有为自己私利搞什么贪污腐败之类的事，何罪之有？明明是日本人民有罪，却拿了人民公仆东条英机做了替罪羊。是日本人民欠东条英机，而不是东条英机欠日本人民。 日本靖国神社供奉亡灵牌位的做法，完全符合中华传统。中国应该仿照日本靖国神社的格式和制度，建立中国的靖国神社，供奉抗战中阵亡将士的牌位，官方和民间每年要定期参拜，永不忘本。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本是冷战的产物，本来就是反华的，而在今天，则是完全针对中国的，彻头彻尾的反华条约，也是美国控制日本的工具。日本必须退出“日美安保条约”，关闭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驱逐美国军队出日本。在此基础上，中日就两国加强军事合作达成谅解，相互不以对方为假想敌，不产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经济条约，同盟等等。中国应该以多种方式支持和协助日本退出“日美安保条约”，以及任何试图摆脱美国控制的努力，支持日本向美国讨还广岛大屠杀，长崎大屠杀的血债。日本已不再是中国的威胁，日本也没有必要与中国为敌。中国也不是日本的威胁，中国也没有必要与日本为敌。 类似的，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南朝鲜，改由中国政府出面保障朝鲜半岛的和平。中国与朝鲜有上千年的友好关系，明，清，以及本朝均曾大规模出兵援助朝鲜。今天，中国与朝鲜南北双方均有良好关系，最适合出面劝架，可由中国政府派维持和平部队进驻三八线非军事区，协助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美国军队在朝鲜是维持南北双方军事对峙，不是为了和平。美国不是朝鲜的和平因素，而是战争因素。 在中华复兴的路上，中国将不可避免地与美英西洋势力冲突，日本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与中华为敌还是为友。日本协助中华复兴符合日本的利益；若有大功，过去的历史恩怨自然也就一笔勾销了。日本站在美英西洋反华势力一边，不符合日本的利益。以中国之大，中华的复兴完全取决于中国自己。若中国自己内部没有复兴的动力，则任何外力帮助都无济于事；若中国自己内部有复兴的动力，则任何外力反对都无法阻挡。有日本的协助，将大大加快中华复兴的步伐，对中日两国都有利，并非没有日本的协助就不行。从根本上讲，中日友好，对日本比对中国更重要。 中国，朝鲜，日本应该成为中华文明圈的核心国家，彻底终结美英西洋势力主宰世界的历史。日本应该是中国的盟国，而不是美国的盟国。应该由中国向日本提供核保护伞，而不是由美国向日本提供核保护伞。中，朝，日应该走向全面一体化，也就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应该在开放市场，人员往来，文化交流，防务合作等等方面，强调中，朝，日三国的“特殊关系”；远期的目标包括：使用统一货币，三国彼此互免签证，互免“工卡”，互免“绿卡”。 将中日的位置互换后，昨天的口号就是今天的口号，即：中日亲善，中日提携，中日共荣，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共享王道乐同！ 朱雨心2002年4月3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