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人说，一个人的名字好坏，是会影响到他日后事业的，因此，为小孩起名时，要特别慎重。这句话是否正确，见仁见智。不过，从我的生活实践中，有些事情似乎真的与姓名的好坏有关的。
六十年代初，我在上海“控江中学”就读。有个来自高棉金边的侨生叫蒋祖颐，他品学兼优，出类拔萃，高考进清华、北大没问题。但放榜时却名落孙山，最后被送到他没有填志愿的福建泉州“华侨大学”数学系。他自己不理解为何会这样，因为他的试卷是全对的，而同学们则更加不理解了。相反，一个从印度归国的侨生，叫毛良官，成绩中下，人们断定他高考不第。可是他竟然被录取进重点大学，连他自己都莫明其妙。
其实，如果注意他们的名字，就清楚了。毛良官，不是姓毛的都是好官吗，这还不走运！而蒋祖颐这名字那还得了，不是指姓蒋的祖祖辈辈都生活怡情吗？不是为蒋介石歌功颂德吗？而且，听说蒋祖颐的父亲曾是金边“民生中学”的校长，是国民党员。那还不上纲上线？我想，能给他到华大上学，已是幸运的了。
六四年冬，我在华大就读，参加过福建省委组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当时我们的工作队进住晋江县梅山乡浦心村。那里的农民生活艰苦，三餐都是喝粥水，而我们要和农民“三共同”的。春节到了，大家都希望回家吃几顿大鱼大肉。上级亦决定给工作队放假，但要找一个人留守队部。可是谁也不愿意留下。队长陈聪，确实聪明，他在开大会时，公开宣布留有利先生留下。这位队员起初不肯，队长说：你的名字决定你要留下，因为“留有利”是留下来有利嘛！全场顿时掌声雷动，都说队长有本事，他只好心服口服地留下来渴粥水。
一九六九年“九大”后，我从越南战场回国，被分配到广州市“广雅中学”任教，一年后升任连长（级组长）。一天，我连指导员郭乃正偷偷地对我说；我连的化学老师在文革中被斗得好惨，因为他的名字叫锺关龙。红卫兵说他反动，反对毛主席，竟敢把“龙”都“关”起来。锺说，那我就把名字改为锺全吧，全心全意跟毛主席走，全心全意为民服务。可是红卫兵把他斗得更惨，说他的“全”字拆开来是人王，想夺毛主席的权自己做皇帝。如此看来，名字的好坏，似乎真的与命运有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