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中关村，还要说一说它的几任领导（不一定是院长，但是是主要负责人）。从第一届开始，郭沫若任院长，实际上是张劲夫主持工作，然后是胡耀邦，方毅，周光召，卢嘉锡，到现在的路甬祥。这几个人里，郭沫若和后面这三位都是海归，都是大知识分子，海归。而口碑最好的却是两位不是知识分子的领导---张劲夫和胡耀邦。（我并不是说其他几位不好，只是说人们怀念谁当政的时期）不信你去中关村问问老人们，人们最怀念的领导，保证是这二位。这可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谁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谁说工农干部不能领导知识分子，我看问题不在这些，在于谁尊重知识分子，谁把知识分子当回事。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我在这里能讨论的。
记得母亲的一个同事讲起过，当年张劲夫作为副院长，曾亲自带着人在中关村检查卫生，发现问题就立即解决。他还随随便便的就走进了母亲那个同事的家里，坐在他家的床上，随和的和他们聊天，说要是中关村的每家每户都像你们家这么干净就好了。现在能身居高位，却又能这么细致地做工作的人，恐怕不是很多了。
那时的张劲夫也才不过四十几岁，却能把一个中关村搞得那么有声有色，能吸引那么多知识分子，包括许许多多海归，不顾国内生活条件比国外差，全身心的投入到祖国建设中去，实在是应了“士为知己者用”那句话。
还有一件令中关村的孩子们难忘的事情。60年代初，中国乒乓球队在世界比赛中不断取得好成绩，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的名字家喻户晓。为了让小孩们有地方打球，院里在每个楼前面都砌了个水泥的乒乓球台子，小孩儿们一放学，就聚在球台前打乒乓球。事情虽小，却让人难以忘怀。时至今日，球台恐怕已不复存在，但在那一茬孩子的心里，大概都还记着。
张劲夫之后，经历文革初期几年暴风骤雨般的动荡之后，70年代初，胡耀邦主持科学院的工作。为了能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他搞了个人们称为“五子登科”项目，就是为中关村的知识分子解决五个具体的生活问题。
房子，从50年代末，中关村就没再盖过新住房，人们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差，像景润那样身居六平方米斗室的人大有人在。要按人均住房面积算，景润一个人还算宽敞的呢。虽然胡耀邦盖的几座楼是杯水车薪，可在那时已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炉子，说白了就是他给大家弄来了煤气罐，那时大家还在用蜂窝煤，每个月要自己往楼上搬几百块蜂窝煤。煤气罐终于让人们告别了蜂窝煤的时代。
孩子，中关村人口越来越多，幼儿园却一直只有一个，我上幼儿园时就是那个，等我都下乡了，还是那一个。于是在23楼旁边，盖了一个漂亮的第二幼儿园。
妻子，就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文革中许多家庭分居两地，三地。一纸北京户口如千金难求。胡耀邦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决了一些两地分居的问题，但鞭长不及马腹，还是有不少人家未能解决。我们一家分居三地，直到77年才得以团聚。
票子，就是涨工资。这实际上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想法。那时涨工资哪能一个单位自己涨，胡耀邦也就是在权限许可的范围内，搞了点补贴而已。
但就这些，已经让中关村的老九们（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称呼）感激不尽了。老九们虽然可以耐得住一时的清贫，却也不能长期不食人间烟火。胡耀邦实在是为中关村的人们切切实实的办了实事。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批判右倾翻案风，胡耀邦又黯然离去。
多少年后，中关村的人们忆及走过的历程，打心眼里怀念为他们做了好事的人。这就如那歌里唱的，“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
中关村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有人说，站在82楼的副食店楼上往下扔砖头，被砸中的，十个人里有八个是研究员或副研究员。此话不无道理。常常走在中关村大街上，冷不防看着对面过来一个人，留着寸头，鼻子上架着一付眼镜，目光直视，若有所思，待走到近前一看，哟，这不是景润吗？要不就是排队买菜，看见前面一个人正和别人说话，看着像在哪里见过，再一细想，嗨，这不是杨乐吗？有一次，在福利楼吃饭，旁边就坐着钱三强，何泽慧夫妇一家，想着身边就坐着中国的核弹之父，你说这顿饭吃得是什么滋味？
文革结束后，科学院把在中关村南面靠近北大附中的那个屠宰场买了下来，在上面盖了几座漂亮的高楼，号称正研（究员）楼。马路对面，还有几座副研楼。一大批知名科学家都搬了进去。这时，中关村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才算真的得到了一些解决。
住在中关村，可以得到许多学习上的便利，你可以感觉到占了许多得天独厚的资源。身边的那些老九们，对生活比较马虎，对做学问和教育孩子，却并不马虎。常常是他们无意的一句话，就让你受益匪浅，终身不忘。
高考前夕，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家复习物理，他老爸看见了，就随便问了一句“质量是什么”？我们当时也是懵懵懂懂，一个说是重量，一个说是含物质的多少。他老爸告诉我们，应该说质量是物体惯性的表示。等到后来考物理时，这个问题就赫然印在考卷上。考过之后看到标准答案，就是他老爸说的。这几分简直就跟白送我一样。心里真是佩服的不得了。
父亲的那个大学同学，有一次到我家来，看见我在复习数学，随手就写出一道比较难的三角函数证明体让我去做，我可是真佩服他的记性。那么长的一串，居然一点不错。前些日子在电视上看到他和别人辩论伪科学，仍是当年那幅样子。他的观点人们见仁见智，但他思考的敏锐和逻辑的清楚，确是给我很深的印象，说话往往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那时他问我想报什么专业，我说想学工科，文科是非太多，毕业后又不好找出路。他说，你可不要重理轻文呀。比如这经济学，我们大学里现在只教政治经济学，而国外的经济学，管理学都已经到了定量分析，可以预测的程度了。想到十多年后的MBA火爆，经济，管理专业成为热门，而数理化却相对变冷，不能不说他有一些先见之明。
中关村的老九们爱说，我们一没钱，二没权，只能在给孩子们讲数理化上下点功夫。有一阵子为了高考，给中关村的子弟办补习班，可来劲着呢。数学所办数学补习班，物理所办物理班，化学所办化学班，一个个都不遗余力。这当中属数学所讲的最好。能把枯燥的数学讲的让人不烦，没两下子还真不行。你听着他们讲课的架势，就如同聂卫平，马晓春讲围棋复盘那样子差不多。数学所的那些人当年一个个可都是全国高考的数学尖子，讲高中数学是小菜一碟。讲完例题后常常意犹未尽，问下面的学生，你们谁有不会的题，尽管拿上来。他们都是当堂解答，从不打磕喯。
后来，科学院团委还委托数学所出题，举办了一次科学院青年工人数学竞赛。记得有一道题出的十分刁钻。给了一道二次曲线方程，让你画出它的图形。一般的二次曲线无非是圆，椭圆，抛物线或双曲线。而这道题的答案却是一个极端情况，是一个点。结果只有物理所的一个青工作对了。发奖那天，是在友谊宾馆的科学会堂，还请来了华罗庚。参赛的人每人发了一本华罗庚签名的数学手册，就是那种64开本绿封面的。相信每个人都会觉得那本数学手册编的十分好用。
每每想到这些，我都会联想到杜甫的诗句，“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正是这些人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才使我在经历文革之后，仍能挤上大学的末班车。
到了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的大潮也冲向了中关村。记得是物理所的一个研究员，陈春先，率先在黄庄邮局旁边买下了一家饭馆，开了知识分子办公司的先河。他的名字倒是应了“春江水暖鸭先知”之说。那时，许多人尚不知公司为何物。声学所办了一家“科理高技术公司”，应该念做科理--高技术公司，许多人为了顺口。都念做了科理高—技术公司。
再到后来，有了电子一条街，人们戏称为骗子一条街。马路两侧，皮包公司林立。走在路上常常冷不丁的被路边卖毛片的乡下妇女拦住。如今，虽然难免偶尔还会碰上，但已经比以前少多了，公司也越来越正规了。
出国以后，每次回去，都可以感受到中关村的变化，中关村的变化，实际上就映射着我们国家的变化。
就如同任何一件事都会有它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一样，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关村终于开始向成熟迈进了。如今，海龙大厦，中关村图书城等诸多大楼早已取代了当年的建筑。一个个有自己产品的公司也应运而生。四通，联想, 紫光这些公司虽然还比不上美国的IBM，CISCO, Apple, 但我相信它们早晚也会跻身于世界级的公司之林的。
中关村的明天会是非常美好的。我衷心地祝福中关村的人们。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