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动了，社会也开始震荡。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在纪念“五一六”的文章里已经写了从涿县回校后发生的事情，记载在文革纪实栏目内，现在再补充一些。
我在北美碰到很多的国内来的不同行业的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但凡是经历过文革的，留给他们的负面印象是那么的深。有一次教堂老人团契活动，一对从合肥来的老教授和我聊天，问我文革时在那里，我说在北农大念书，女教授马上说：“我们那时候就是被你们斗的”。 我没说话，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一代的同龄人中确实有一批打手，为了各种目的伤害了许多人，但是开始整人时是中央及各级政府派了工作组到各地领导的运动。如北京清华大学就是王光美。刚刚下去当工作组整完农村领导的学生，一部分又在工作组领导下整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或出身不好的同学，一部分同学成了被整的。那个年代共产党教育的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进行的是没完没了的整人运动。
在肯塔基时一个上海朋友告诉我她的父亲挨斗时被逼着啃死人骨头，她的舅舅舅母都是我们系的教授也被整的很惨。 工作组把每个老师职工的履历过了一遍，凡是有问题的都揪了出来。旧社会过来的人谁为了吃饭没和旧社会的各行各业扯上的哪？况且那些材料都是人家自己填写的。在涿县成天和我们在一起的，都要入党了的刘步洲老师，一回校就被批斗，说他曾经参加过三青团。有些同学还参加了批判小组，那时我就想我没参加共青团也好，将来万一变了天，不会说我参加过什么。我大娘的侄子是农学系的教授，留苏的。大姐问我他怎么样，我说人家说他是日本特务，大姐说怎么会哪？从国外回来的老师就更不用说了。黄小玲教授讲遗传学时谈到单倍体和多倍体，说美国的面包比中国的好吃，因为美国的麦子是多倍体。她是从美国回去的教授，结果被抖出来挨斗说她崇洋媚外。开始被斗的就是这些人，那些当过右派的， 历史上有问题的就更不用提了。植保系的一对留美回国的教授和夫人不堪受罪，吊死在图书馆里。 来美国后，我还碰到他们的朋友问起此事。如果没有人在后面，学生又知道什么哪？
五.一六之后，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得到毛的支持，以后全国就开始了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刚刚领导文革的工作组被撤销成了替罪羊开始被整，学校里领导运动的党委书记，系主任都遭到批判，被整的队伍越来越大。我在这儿认识的一个老板娘，她父亲因为是大连市长的秘书，市长被斗，他也被斗，当场被打破了头。刚好她哥哥去找爸爸，碰上了就用自行车把他爸爸拉到医院， 人家还不给治，三个小时流血不止，死在医院里。她母亲听说丈夫被打伤，赶到医院一看人死了，一歪头趴在死人身上也脑溢血死了，她那时才十几岁，一下子就没了双亲，底下还有弟弟妹妹。三家村倒台，底下受批斗的不计其数。我嫂子因为是中学历史老师，北京历史学会的会员，八竿子打不着的也被批判， 因为吴晗是北京历史学会会长。
中央领导也像走马灯，今天此人在头版头条，跟着主席在前边走，过些日子就不见了，换了新人跟着，再过些日子又不知道是谁出事，相片又换了。那时的摄影技术也真不错了，领导的头可以在相片上换来换去。所以你只要看报上的照片少了谁就知道谁又倒霉了。
开始中央鼓励学生“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破四旧，立四新”，后来又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反革命口号。因为怀疑一切就包括每一个人，那怎么行。
学生们从回校就完全停课闹革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