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

【贺善侃】

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纯逻辑主义和纯历史主义是科学哲学的两个极端。前者强调对科学理论作逻辑分析而忽视历史分析;后者则单纯着眼于历史。两者都从不同侧面割裂了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大多数科学哲学家介于这两者之间，有些科学哲学家如拉卡托斯、夏佩尔等则有意识地吸取了两者的合理因素，克服了各自片面性，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

 

　　　一、科学哲学的本性和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

    　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结合的方法是辩证思维的重要方法，它普遍适用于各个思维领域。

    　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应是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这是由科学哲学的本性所决定的。 

    　科学哲学是关于科学的哲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但是，科学哲学采取与科学史不同的方法研究科学。科学哲学以理论形态的逻辑体系去反映科学发展进程的本质和规律。它必须摆脱科学发展的自然进程和大量特殊事件的具体细节，从最能体现科学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入手对科学进行研究。科学哲学主要以逻辑方法为主，运用抽象的、理论前后一贯的形式去概括科学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典型形态上体现出来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以形成科学哲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而科学史则是通过对科学发生、发展的自然进程和具体事件的考察和表述，来反映科学进程的本质和规律。所以，它要忠实地依照科学发展的自然序列，具体地研究科学史上依次发生的特殊事件和人物。因此，科学哲学是对科学横断面的剖析，科学史是对科学来龙去脉的考察。前者是科学的元理论，后者是科学的演化学。

　　然而，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又决定了它与科学史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科学哲学既要研究科学成果，又要研究科学活动。作为对科学成果的研究，科学哲学要提供对科学本性、理论结构、认识程序、形式要素、检验标准、论证模式等科学分析的逻辑模型;作为对科学活动的研究，科学哲学则要揭示科学发现、知识增长、创造机制、认识动力、进化与革命、作用与趋势等科学发展的动态规律。可见，科学哲学既有对科学成果知识结构的逻辑分析，也有对科学发展进化机制的历史分析。这样，科学哲学的研究与科学史研究必须相结合。因为，科学哲学对科学成果和科学发展进化机制的研究都应该与科学历史的自然进程相一致。列宁指出： “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1]科学哲学的逻辑体系，也应该是科学认识历史进程扣“浓缩”、“再现”。“历史从郡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2]科学哲学的范畴推演，则应展现出科学认识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由浅入深的历史必然进程。科学哲学的理论本性，内在地体现了它必须是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建构科学哲学的理论体系，应该遵循历史原则。 

 

　　二、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和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方法的体现

    对科学哲学理论本性的全面把握经历了一个过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科学哲学理论割裂了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或脱离历史片面强调逻辑分析;或脱离逻辑片面强调历史描述，两者都违背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要求。

    逻辑主义者认为，科学哲学的中心任务是对既定的科学研究成果作语义和逻辑分析，“合理重建”科学理论，清除语义和逻辑疑难，测定理论的事实支持程度，提出接受科学主张的明显准则，并应用这些准则对科学理论作评价。而且，他们把据以接受或评价理论的标准和准则视为对一切时代的科学都是普遍有效的，从而把逻辑分析绝对化。

　　逻辑主义者提供了三个关于科学结构的逻辑模型：演绎主义(证伪主义)、归纳主义和约定论。这三个模型都是与实际科学有很大距离、实际上不存在的 “理想模型”。演绎主义主张以演绎推理为唯一有效的推理形式，以无矛盾性作为主要的评价标准;归纳主义确认理论的经验恰当性，力主理论和经验论据的最佳符合;约定论则以简单性为理论评价标准，认为理论的“进步”就在于以新的、较简单的系统代替旧的、较复杂和较笨拙的系统。综合考察逻辑主义提供的这三个逻辑分析模型，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它们都是逻辑的方法的必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逻辑主义的这些逻辑分析模型是对辩证思维进程中逻辑的方法的具体化。然而，有些科学哲学家在这些模型中各执一端，并以一种模型反对另一种模型，这就造成逻辑分析方法的绝对化。

　　例如，波普尔针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提出属于演绎主义逻辑模型的证伪原则。他强调科学所追求的不应是经验事实的高概率的支持，而应是理论内容的更加丰富和更加深刻。这在科学哲学的发展中是一个重大突破。而且，他提出的证伪方法，对于在科学研究中解决原来问题，提出新问题，构造新理论等方面都能起积极的启引作用。证伪方法实质上是对一些具体的科学方法如淘汰法、筛选法、优选法等的哲学概括，因而受到许多科学家的重视和推崇。然而，波普尔抹煞了科学知识的经验来源，不仅把某一种逻辑分析方法绝对化(认为除演绎推理外无任何推理或逻辑);而且割裂了逻辑分析与经验事实的联系，使逻辑的分析成为脱离历史分析的片面的方法。

    逻辑主义的三个科学模型，在评价一个理论时所考虑的因素并不超出这个理论本身和有关证据这两者之外。它们所关心的主要是经验证据和这个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证据是否把这个理论证伪了或排除了?是否使这个理论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接受性?这三个科学模型都不考虑理论的历史，都只是对科学理论作静态的研究，离开一切历史考虑，寻求绝对的科学理论结构和推理规则，是逻辑主义的共同特征。

   　在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之间，历史主义强调后者。他们认为，科学模型应该同实际科学及其历史符合。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过程;科学的目的、方法、问题和内容的变化;科学理论、假说的发现与辩护等等，都是科学哲学所要研究的。然而，他们却往往陷入科学史的具体事件中，只是描述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理论、方法的变化，却不去揭示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标准，对一切方法论原则采取了相对主义的态度。

    例如，库恩针对归纳主义的静态观点，主张应当尊重历史，用历史的方法从动态角度来考察科学发展的机制和规律，勾画出一幅符合科学史实际的科学发展模式。库恩认为，要真正认识科学发展的历史，并从科学史的研究中引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观，就必须按照“科学实际上是怎样的”原则，“历史地再现”科学史。对科学的研究，不能超越历史，跨越时代，要从科学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引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科学发展模式。科学发展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科学范式，不同的科学范式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内容和特点。库恩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对于克服逻辑主义的片面性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他提出的科学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发展的辩证法。然而，库恩在强调历史主义、否认逻辑主义者关于普遍绝对有效的评价标准的同时，又夸大了“范式”的相对性，抹煞了科学标准的客观真理性。

   　由上所述，逻辑主义强调对科学理论的“横向”逻辑分析，历史主义强调对科学发展的“纵向”历史分析，两者都从一个侧面丰富了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但又走向极端。这种分离使西方科学哲学理论处于重重矛盾之中。无论是逻辑主义，还是历史主义，理论上的片面都阻碍了科学哲学理论的深化。把两者结合起来，是现代科学哲学理论发展必然提出的要求。

   　纵观西方科学哲学理论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在科学哲学的理论研究中得到了逐渐明显的体现。

     较明显地开创了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理论研究先河的是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在波普尔与库恩的意见争论、观点斗争中诞生的。他既注意吸取库恩的合理观点以克服波普尔的缺点和错俣，又注意吸取波普尔的合理思想以克服库恩的片面性，力求取长补短，实现两者(实际上就是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观点的综合。拉卡托斯学说虽则仍属历史主义范畴，但实际上他的理论比一般历史主义理论站得更高。他的关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相结合的思想，在西方已发生重大影响。



    　拉卡托斯吸收了库恩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直接相关的见解，认为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科学哲学家必须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去寻找和检验逻辑模式;而科学史家要编纂好科学史，又必须以先进的科学哲学(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论)为指导，否则就会迷失方向。拉卡托斯指出：“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科学哲学;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科学史。”[3]在此，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结合，就是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结合。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正体现了这种结合。



    　一方面，他所建立的研究纲领不是一个静态的逻辑模型，而是一个动态的逻辑模型。其动态性表现为：第一，研究纲领的结构性和开放性。第二，科学与非科学划界的可变性。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分界问题不是闭门造车的哲学问题，而是与历史密切相关的。他在研究纲领的进化与退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科学的划界标准应是：“新的经验事实的预见性。”任何理论，凡能预见新事实的就是科学的，否则就是非科学的。因此，他认为，同一个研究纲领，在其进化时期是科学的，而转入退化时期就变成非科学的了。因而，科学的分界是历史的、可变的。科学可以变成非科学，非科学也可以发展为科学。

    　另一方面，他的研究纲领方法论又克服了相对主义，主张纲领的真理性和评价科学方法论的“元标准”的普遍有效性。首先，他认为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经验内容的不断增长的过程;其次，他提出了一个评价科学方法沦的“元标准”，即：任何方法论都应当按照它同科学史或科学实践符合程度而被判决。也就是说，越是符合科学发展历史事实的方法论，越是进步的方法论;反之则是退化的方法论。这个评价标准对一切时代和一切科学也是普遍有效的。

    　这样，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既是逻辑的(确立逻辑模型的相对稳定性;对研究纲领作横向的结构分析;确立科学评价标准的普遍有效性)，又是历史的(确认研究纲领的开放性、发展性;科学划界的可变性)。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在他的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正由于此，尽管他的理论也有不少缺陷，还不能提供一个较完美的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理论研究范例，有历史主义的倾向;但他的理论成就是显著的，他开创的新研究方法是很有意义的，他的理论也被有些人称作20世纪70年代科学哲学的主要成就。

    　拉卡托斯理论的产生，体现了西方科学哲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

    　然而，理论的发展是曲折的;拉卡托斯以后，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传统有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向。从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到后现代科学哲学观，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种拒斥“理性”和“真理”，强调非决定论、非线性、非逻辑;批判“指称”、反对“意义”和“基础主义”，采取“背景主义”和“相对主义”立场;拒斥“一致性”、“因果性”和“可通约性”，赞成多元性、零散性、不确定性和异质性的倾向。可拉卡托斯开创的研究方向并未溟灭。在拉卡托斯以后的西方科学哲学发展进程中，也出现过试图把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更好地结合起来的理论模型。夏佩尔的关联主义模型就是一例。

    　美国科学哲学家夏佩尔以科学合理性问题为中心展开其理论，作了有益的探讨。

    　他结合科学内容探讨问题，把合理性标准内在于科学内部，把它看作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从确定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中较全面地阐述了合理性标准，既克服了把合理性标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又避免了否认合理性标准确定性的相对主义立场;既注重了科学理论的发展，又注重了对一定的科学标准和方法的分析，较好地做到了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的相结合。

    　另外，美国科学哲学家普特南的“理论多元论”一方面反对“上帝之眼”的独断论，承认科学家可以依据一定的“合理可接受性标准”对同样的经验材料构造出不同的理论形式;另一方面又认为尽管对同一对象进行描述的理论可以多种多样，但其中的客观真理那部分内容却应当是一致的、等价的、可以互相翻译的。一定程度上注意了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的统一。

　　总之，在西方科学哲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中，现代归纳主义和现代演绎主义首先在逻辑主义的模型中吸收了历史的方法因素，但是它们仅能说明科学内容是发展的，而在理论上基本不承认科学方法和合理性标准的可变性。拉卡托斯模型优于现代逻辑主义的地方就在于承认逻辑模型的动态性，承认科学标准的可变性、进步性;但又有把评价标准过于简单化的倾向，有回到逻辑主义的趋势。夏佩尔的关联主义模型较拉卡托斯更彻底地承认科学的变化和发展，它从科学内容、科学形式、科学方法和标准等多方面注意了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因此，在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方法的强化趋势，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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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主义提供了对“过程”作逻辑分析的新思路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尽管在其理论上失之偏颇，但这个学派以“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力求在自己的历史模型中再现科学发展史，对科学史作出哲学概括。他们深入科学的发展过程，从大量的科学发展事实中揭示了科学的矛盾运动规律。这些规律的揭示，不仅对于指导科学研究有启示，而且对于深化辩证思维的逻辑分析方法也具有普遍意义。    　从辩证思维方法论的角度分析，历史主义理论向我们提供了对“过程”作逻辑分析的新思路，即：注意联系科学发展中的多种矛盾因素，对科学理论作动态的逻辑分析。这无疑为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方法的深入实施奠定了基础。历史主义理论启示我们，在对科学理论作逻辑分析时，至少应联系科学发展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科学与非科学的矛盾、科学理论和方法上的一与多的矛盾、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与效用性的矛盾、科学发展的间断与连续、批判与继承之间的矛盾、科学进步标准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的矛盾、理论发展与传统的矛盾、指导原则与新知识探求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揭示丰富了人们对科学发展机制的认识，也丰富了对思维过程作逻辑分析的原则。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里所揭示的许多矛盾，都是以往在对思维进程作逻辑分析时所忽视或重视不够的。    　第一，非理性因素在科学理论中以至思维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对此作了有创见的论述。费耶阿本德反对“科学是理性的”这一传统观念。他认为，科学不能排除非理性。在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非理性因素不是可有可无的成份，而是必不可少的成份;企图排除非理性，以为这样才能使科学更理性化、更准确，其结果“必将消灭科学。”[4] 　　按照他的看法，非理性因素在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至少起到如下三方面的作用：(1)保护新理论不致夭折;{!}保护新理论退却，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3)战胜旧理论的必要手段之一。 　　他的理沦启发我们思考在整个科学以至整个思维发展过程中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应该看到，在科学发展过程中，非理性因素确实有重要作朋，因为科学理论是人创立的，在人的思维中必然渗有非理性因素。在新理论不断完善以至于最后战胜旧理论的过程中，非理性因素可以起到推进作用。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是，对非理性作用的复杂性和非理性与理性的辩证关系应作全面理解。非理性可以促进新理论，也可维护旧理论，对非理性的作用也不能过于夸大。在科学、思维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实践基础上的理性思维。从这一点来看，费耶阿本德的理论是有根本缺陷的。    　第二，科学与非科学的辩证关系。人类的思维在真理与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科学在战胜种种非科学、假科学的过程中发展，这是人所共知的规律。但是，如果以为，只要设定一个简单的标准，就可以把科学与非科学绝然分开;或者以为，科学假说、理论从诞生起就是非常纯洁的，不含一点非科学的成分，那显然不符科学发展事实。费耶阿本德的理论提出了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不能排斥非科学成分的影响，这对把握思维辩证法有启发意义。    　费耶阿本德断言：“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离不仅是人为的，而且对于知识的进展是有害的。”[5]他指出：首先，不存在足以排除任何非科学成分的普遍的研究方法。在科学史中，可以举出许多单纯由于幸运的偶然事件，甚至是由于非科学的因素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获得成功的事例。因此，就科学研究方法而言，并不能保证非科学的成分不会掺和进科学理论中。其次，在科学中掺进了某些非科学的成份，反而会使科学理论得到进步。再次，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一成不变的界线。由此，费耶阿本德强调，科学不应自以为高贵、妄自尊大，企图绝对排斥一切非理性的、非科学的成份。他正确指出：“关于科学外无知识的断定，只不过是另一种最方便的神话故事罢了。”[6]把科学理想化的观点，既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利于那些尚处于朦胧状态的、介于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认识健康地向科学认识过渡。当然，费耶阿本德对科学与非科学的任何分界都持否定态度则是不妥当的。    　第三，科学理论的多元化。费耶阿本德从科学理论与巳知的经验事实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不一致以及理论之间的不一致性、不可通约性这一现象出发，提出理—沦的多元主义观点。    　在费耶阿本德以前，逻辑实证主义曾强调经验事实对理论的判决作用：理论必须与经验事实一致。如果一致，理论得到证实或确证;如果不一致，理论就被证伪，必须抛弃。因此，当一个理论得到经验事实的证实或确证时，与之竞争的其它理论就被淘汰，新理论的提出或发展必须推迟到旧理论被经验事实反驳之后。这是理论的一元论。理论一元论禁止相互竞争的多种理论同时并存。 　　费耶阿本德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其一，经验事实对理论不具有判决作用，理论与经验事实可以不一致，理论甚至可以脱离经验事实。因此，经验事实不能禁止多种理论的并存与发展。其二，理论之间不必一致，只有破除一致性条件，理论才能更好地得到发展。在科学史上，几种理论相互对立又同时并存的事例屡见不鲜。其三，在并存的不一致的理论之间，不存在“通约”关系，这是因为，不同的理论存在着不可比较的思想(行为、知觉)结构和差异。 　　这一观点，包含着许多精辟的见解。至少，在理论的产生、分化阶段，理论是多元的，理论之间的并存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承认理论的多元，提倡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争鸣，将有利于科学的发展，促进科学的繁荣。但是，不能把理论的多元绝对化。一方面，科学理论与某些经验的不一致，理论之间的不一致，都是相对的。从本质上看，理论总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因此，在反映共同对象的不同理论之间，必然存在某些内在的一致性和通约性。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不仅有分化，而且有综合。从发展趋势看，新理论的产生，往往通过对以往各方面理论的综合而实现。因此，理论既有多元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不能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费耶阿本德的错误就在于否认了理论的统一。   　  第四，科学方法的多元。长期以来，不少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对方法论的局限性问题缺乏正确认识，他们往往片面地强调一种科学方法而贬低甚至否定另一种方法。费耶阿本德批判了这种错误倾向，强调方法的多元。他认为，任何方法都有局限性，不应崇拜某种方法而排斥其它方法，不存在普遍的方法论原则。我们必须采用开放式或发散式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其“唯一的原则，就是‘怎么都行'”。只有这种多元主义方法论，才能使科学的发展既不受任何所谓普遍原则的制约，也不排除任何规则，使整个科学认识和方法论始终保持开放状态，真正起到促进科学发展的作用。 　　第五，效用性也是科学理论所追求的目标。在美国科学哲学家拉雷·劳丹所提出的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模式中，提高理论解决问题的效力被作为科学追求的目标。劳丹明确指出，科学的进步就在于后继理论能比前驱理论解决更多的问题。任何理论都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近似地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解决问题并不需要十分精确，但不同理论解决同一问题的精确性可能不同;而随着理论的发展，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精确性也会变化和发展。 　　劳丹由此论及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标准问题。他主张把科学的目的和评价标准合而为一，即把目的和价值结合。他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追求最能解决问题的理论，而评价科学进步或理论选择的标准也是看研究传统和理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或能力。劳丹的见解有一定道理。科学理论具有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作用，当然具有实用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排除把效用作为科学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科学进步的目的是真理或接近真理。应该说，科学的目标是追求真理与追求效用的统一，把真理当成科学的唯一目标固然片面，但只强调理论的效用性同样片面。只有准确地把握两方面的辩证统一，才能更好地促进科学的发展。劳丹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有一定启发意义，但他片面强调理论的实用性，否认其真理性，这是违反科学理论发展的辩证法的。   　　　四、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逻辑的深刻启示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理论发展中所显示的“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这一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哲学理论的发展逻辑。它为我们探究哲学理论的现代化，展望21世纪的哲学发展前景，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首先，它展现了当代哲学理论的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趋势。西方哲学一进入20世纪，就出现高度分化的局面。20世纪以来，流行于欧美的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不下 20多个。这些流派五花八门，错综复杂，充分体现了哲学理论的分化。不仅如此，许多学派(如西方马克思学、诠释学)本身的理论观点也不统一，不仅观点各异，而且彼此对立。这就是说，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分化已渗透到各学派内部。另外，各种哲学分支的出现，也是哲学理论分化的体现。可以说，20世纪的哲学是以高度分化为特征的哲学。然而，分析是综合的基础，高度的分化必然为更高阶段的综合奠定基础。在哲学和科学理论发展史上，学科的分化与综合是互为前提，互相转化的。17—18世纪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曾为从19世纪开始的科学理论的综合奠定了基础。今天，五光十色的现代西方哲学理论虽然给人一种繁杂、琐碎的感觉，然而，这些分化却是在比传统哲学广阔得多的领域中展开的，一旦把这些分化的成果综合起来，人类的哲学思维必定会达到更高、更新的水平。不仅科学哲学 “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的发展趋势体现了这点;现代西方哲学的其他理论发展也在这方面有所体现。其一，高度分化的现代西方哲学并非分崩离析，多学派、多分支的现代西方哲学往往有若干共同的研究课题。其二，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学派经过一段时期的分化，已开始呈现融汇趋势，例如，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经过了非理性主义和实证的理性主义这两股思潮，并吸取了包含于其中的精华后，开创了融汇理性与非理性的哲学理论趋向;西方哲学经过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的分化，也开始出现融汇迹象：科学主义重新提出“本体论”问题;人本主义也更多地吸取了科学基础理论和科学研究方法。哲学人类学的诞生正顺应了这一科学发展趋势。可以预见，哲学理论的高度综合，是21世纪哲学发展的主要潮流，这股潮流，将不仅席卷西方，而且将横贯中西，其结果将是世界性的 “总体哲学”，这将成为哲学的春天。    　其次，它揭示了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在科学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强调，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倡导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他们提出科学发展中的增生原理(扩散原理)，认为，科学是批判性的事业，必须有宽容精神，要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敢于与不同的理论竞争;要努力“扩散”理论，发明和精心设计与公众观点不一致的理论，运用多种理论和方法，推进知识增长。他们还认为不存在普遍合理的方法论规则，提出要依据“怎么都行”的原则，敢于发现和采用新方法。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些主张对哲学理论的发展也有借鉴意义。正如以上指出的，学科的分化与综合总是互为前提，互相转化的。任何理论综合的目标都不可能是“大一统”、“整齐划一”的。理论综合的实质是在更宽广领域中各派观点的交融、吸收和竞争发展，并形成整体功能。显然，理论的发展必然以“多元论”为基础。如只存在一个流派、一种观点，用一种方法，学科理论向谁开放?与谁交融?与谁形成整体?20世纪的现代西方哲学已经并依然经历着“多元化” 的时代，其理论的多样性已如前所述，就其方法而言，也同样是多样的，诸如：现象学的“意向分析”;结构主义的“结构分析”;过程哲学的“过程分析”;诠释学的“释义分析”;逻辑主义的“逻辑建构”、“约定论”、“语言分析”;历史主义的“多元主义”、“合理性理论”、“关联主义”以及人本学的“价值分析”、 “精神分析”、“意志情感分析”等。可以说，有多少流  派，就有多少方法。正是这种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为哲学理论的发展展现了更宽广的前景。如果着眼于世界范围的哲学发展，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就更显重要。哲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在被一个民族吸收并与该民族的哲学理论融合时，必然不同程度地民族化。民族化即多元化。正是丰富多彩的各具民族特色的哲学流派，才能汇成相互融合的世界哲学潮流。因此，处在21世纪世界哲学大综合前夜的今天，必然是哲学理论多元化的时代。中国哲学要现代化，要走向世界，必须从此着眼。即使世界哲学大潮流形成之时，也并不能舍弃多元化。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哲学思潮的形成，都不可能把所有学派包括无遗，即使同一流派，也可从多种角度与其它流派汇合;而汇合成的新流派又会从多角度与其它流派进行多侧面的汇合。在世界哲学的总潮流中，流派的生成是无止境的。从趋势看，哲学理论越是大综合，新流派生成的机会就越多，哲学流派也就越多元。这不仅为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史所证实，也为整个现代哲学史所证实了。 　　再次，它告诉我们，在哲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只要是合乎逻辑地形成的流派，理论上总是有合理之处、闪光之点。而哲学理论的成熟，则又总是离不开对各派理论的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成熟，不正是在这种代代相传、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才实现的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世界哲学理论的总体进程看，各民族的哲学都在从各个侧面、各个局部上丰富和发展着哲学理论。因而，第一，必须把各民族哲学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都看作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从而分析其精华部分，科学地加以吸取，以丰富本民族哲学理论。第二，必须正确对待本民族哲学，寻找本民族哲学与世界哲学的结合点，自觉实现本民族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对话、交流。这是总结20世纪哲学理论发展的得失，展望21世纪哲学前景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列宁全集》，第38卷，第9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年版，第122页。 [3] 拉卡托斯：《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1978年英文版，第102页。 [4] 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1975年英文版，第155页。 [5] 同上，第306页。 [6] 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1963年第5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