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地这个赤脚医生有三大法宝。一是熊油，二是针灸，三是阅读，没错，是阅读。
这个熊油，不是一般的好用。冬天冻裂的我们的手脚，脸上被北风刮出的口子，任何季节干燥的肌肤，一点烫伤，割伤，是名副其实的万用油。我们家四兄妹冬天里从来没有长过冻疮，而生活在温暖得多的西昌的那些表姐妹们一到冬天手上脚上就变得很壮观，红的肿的，太痒后抠破的，抠破后疼痛的，搞得家里鸡犬不宁。而且神奇的是每年大家集中在我家里过春节时，她们的这些症状都会得以缓解。为什么，熊油。我的手冬天里裂得最厉害，爹地会帮我用温水把手好好洗干净，然后涂上熊油，一次可以支持个几天，隔三差五就会涂上一次。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那瓶不起眼的熊油爹地是从哪里弄来的呢？不会是他老人家打猎打来的吧？要是那样的话，我的爹地就绝对是一个英雄了，呵呵。
那一次，我还没上小学，我们住在一排平房的尽头，门前和屋旁是一条贯穿的阴沟，下雨天积水，晴朗的时候就是我们游戏的场所。那天，差不多午饭时间了，我在后面的小树林里玩够了要回家吃饭，抄近道就从阴沟里走回来。走到那个从我家厨房里接出来的管道前，我手里的东西掉下去了，我就蹲下去捡。就有那么寸，我亲爱的妈咪正端了一口大钢筋锅往管道里倒那刚捞出了面条的一锅滚烫的面汤。就听得一声撕裂般的叫喊，妈咪大叫不好。更加不好的是家里当时没有熊油了。爹地和妈咪就在我的头上，脖子，脑后，涂满了牙膏，几管已经不知道了，反正邻居们都送来了自己家里的库藏。也没有去医院，也没有吃过任何药，牙膏，让我保全了自己的皮肤，根本看不出来有被烫过的痕迹。用牙膏，就是不知道爹地妈咪从那里读来的。那时的牙膏，效力多比较流行。
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青年们上山下乡，乡村里头缺乏医护人员，后来掀起一股当赤脚医生的高潮。爹地就成了这股高潮里的弄潮儿（他比那些知识青年们大出不知道多少岁数去了）。只是他是在自己家里做的赤脚医生。他学习针灸，胆大心细，把缠绕自己多年的每年秋季一次的痢疾彻底治愈。又用针灸治一些小病痛，什么腰酸背痛，肠胃不适的。
成昆线修到我们的小城，爹地他们负责搞后勤补给。和他一起共事的有一位，是“嗅盲”，鼻子不灵的主。爹地说你想不想有嗅觉？想啊，这位说，你有办法？爹地说来我给你扎针。为有嗅觉，其中有一个必扎的穴是人中，人中又是众多穴位中扎起来最疼的之一，这位忍着，可见想要闻到味道的愿望多么迫切。四五次后，这位果然能闻味道了。然后他就发现自己的妻子有狐臭。小县城里的人，七十年代的事，没有什么除臭剂一说，更加难以想象的是，彝族认为狐臭是一种可怕的大病，就像是有狐臭的人血统不纯，不够高贵。（直至今日，稍有脸面的人家还是会拒绝跟有狐臭的人家开亲的。）这个战友在闻出自己妻子身上的狐臭以后跟她离了婚。爹地到底是做了好人还是做了坏人？
爹地在自己身上试验自己的针灸技术，也在妈咪身上试验。妈咪晕车，爹地就给她扎几个穴位，其中一个应该是虎口（或者是合谷？我实在是不清楚了），在离大拇指跟不远的地方。坐车的时候也可以自己捏着，对晕车有抑制作用。妹妹也有同样的毛病，所以她学到的比较多。妈咪生完我月子里头没有任何休息，有个调皮的哥哥到处乱跑，还有个姐姐要照顾，家里当时还喂着一群鸡，那叫一个手忙脚乱。还没出月子妈咪就半身瘫了。后来生了妹妹，在月子里，爹地和大姑一起好好地照顾了妈咪一次，爹地就用了针灸，妈咪慢慢可以活动了。四年前，妈咪得了肠梗阻，疼得死去活来。大夫说必须要手术，别无他法，当听说手术的副作用还是可能会引起肠梗阻的时候，爹地决定先不手术，试试针灸和按摩。当然是由爹地来针灸的，负责高干病房的医生们都说要保守治疗，不敢给妈咪试针灸，不过可以给中药，同时他们还是建议手术。于是爹地就悄悄地给妈咪针灸。不知道是哪一个的功效，或者是三者共同发挥作用，反正妈咪的肠梗阻是好了。直到今日人们说起还是不住口地说真是神奇啊。当然同时也感叹妈咪运气好，肠梗阻都不用开刀就好了。
我怕痛，从来没有让爹地给我扎过针。零四年，爹地妈咪和哥哥一行来到美国参加我和妹妹的毕业典礼，妹妹的在六月份，完了后他们一路从波士顿开车边行边玩到了我的大本营，犹他。我因为忙着毕业前的答辩，很累很累，睡得少，又头痛，又颈椎痛。爹地就说我给你扎几针吧。那是我跟爹地认识二十多年以来第一次让他给我扎针。因为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痛，痛得我眼泪哗哗的，只好半途而废。这可能是爹地出手第一次无功而退呢。还不是因为他的针灸技术，是因为这个病人没有病德，不配合治疗，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