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在中国存亡时刻选择破釜沉舟的蒋介石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这一次，蒋介石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妥协退让，而是毅然选择了抵抗。

　　 68年过去了，是非已有定论，我们不能原谅蒋介石的一切反动行为，但我们同时也不应该忘记：在淞沪抗战的危急时刻，他没有妥协；在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时，他没有投降；在国际制裁无望之后，他也没有丧失信心。在那民族危急的时刻，蒋介石也企图力挽狂澜。

　　 在长江三角洲4个月抗战中，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显得呆板，同时对国际力量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这些都影响了抗战的进行。但淞沪、南京之战显示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使得日本的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美梦成为泡影。此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广大战场上愈陷愈深，终致不能自拔。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抗日的决心

　　 卢沟桥事变发生 不作避战之想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长期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细，方针难定。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在国民政府内外，都有一部分人积极主和，或者设法推迟大战时间。军委常委徐永昌认为，中日空军力量之比尚不足1∶3，抗战准备至少尚需6个月，他于1937年7月14日致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在知识阶层中，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教授胡适等当时也都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

　　 和战是攸关国家命运、前途的大计，蒋介石不能没有矛盾。7月16日，蒋介石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该《宣言》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是，对于这份宣言应否发表，众议不一。蒋介石自己也犹豫不定，7月16日日记云：“此宣言发表，其影响究为利为害？”到7月19日，蒋介石决定排除阻力，公开发表“应战宣言”。日记云：“人人以为可危，阻不欲发，我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当一意应战，核发战斗序列，不当再作回旋之想矣。”为了减少这份《宣言》的冲击力，他将之改称为“谈话”。

　　 庐山谈话的措辞空前激烈，但是，蒋介石并没有下决心关闭“和平解决”的大门，所以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战事的解决。”此后，随着日本军事行动的扩展，蒋介石的抗战决心逐渐坚决。27日，日军全面进攻北平附近的通州等地，蒋介石日记云：“遭必不能免战之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

　　 浴血上海 仍盼国联调停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国方面先发制人，以优势兵力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双方在上海虹口、杨树浦等处进行巷战，日军被压迫至黄浦江左岸狭隘地区，同时包围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据点。但日军在上海的据点大都以钢筋、水泥建成，异常坚固。中国军队缺乏相应的重武器。仅有的三门榴弹炮，一门因射击激烈，膛线受损；一门膛炸；一门不能射击。这种情况，自然无法克敌制胜。

　　 9月1日，日军精锐部队第12师团等三个师团到达上海，实力大增，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攻击。蕴藻浜沿河之战，双方死亡俱重，浜水皆赤，血流成河。

　　 9月11日以后，中国军队转入顽强的守卫战。

　　 蒋介石之所以决定坚守上海，是为了配合外交斗争，争取对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有较好的影响。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国联申诉，要求“谴责日本是侵略者”。10月16日，比利时向有关19国发出邀请，初定同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蒋介石希望通过该次会议，“使各国怒敌而作经济制裁，并促使美、英允俄参战”。因此，蒋希望在该会召开之前，上海战场能有较好的战绩，至少要能坚守上海。

　　 日本政府采取对应措施，不断向上海增兵，上海战场日军参战兵力超过华北，达九个师团，20万人以上。10月17日，日本陆军省限令上海作战部队在《九国公约》签字前攻克闸北、南翔、嘉定一带。

　　 双方既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较量，战场上的拼杀自然更加激烈。10月21日，广西援军向蕴藻浜沿河之敌发起全线反攻，未能挽救危局。蒋介石这才觉得“不能不变换阵地”，决定作有限度的撤退，但是为了给世人留下仍在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印象，在闸北“留一团死守，以感动中外人心”。27日夜，第88师谢晋元团奉命留守闸北四行仓库，演出了800壮士(实只400人)孤军抗敌的悲壮一幕。

　　 11月5日，日军于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中国统帅部急令已调浦东的第62师主力回兵，会同新到枫泾的第79师合力反击，并令从河南调来、新到青浦的第67军向松江推进。但是，由于天雨泥泞，加上日机轰炸，中国部队行动迟缓，日军后续部队源源登陆。第67军从河南调来，尚未集中，即遭敌各个击破。8日，松江失陷，这样，退守苏州河南岸的中国军队侧背受敌，有被围歼危险。

中国军队被迫退出会战。

　　 和议再起 拒绝误国之见

　　 11月7日，日军编组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向南京进攻。

　　 淞沪会战后，中国军队消耗过大，蒋介石多方拼凑，守城兵力仅得12个师，约十二万人，而且士气极端低落，其中新补士兵约三万人，未受训练，匆促上阵，官兵间尚不相识。这种情况，本已不能再用守卫战、阵地战一类的作战形式。蒋介石之所以坚守南京，一是如上述，南京轻易失守，攸关体面；二是对苏联出兵有所期待。

　　 11月13日，蒋介石决计迁都，长期抗战。此时，主和之议再盛。

　　 抗战以来，主和之议一直未歇。9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主和派应竭力制止之。”次日日记云：“除牺牲到底外，再无其他出路。主和之见，乃书生误国之尤者，试思此时尚能议和乎！”

　　 及至淞沪战败，国民党内主和之议再盛。司法院院长居正原来坚决反对和议，力主逮捕胡适，此时转而力主向日方求和，并称：“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11月21日，蒋介石处理南京战守事毕，慨叹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

　　 当时，中国军队已退至吴福线(苏州-福山)，但是，这道被誉为中国兴登堡防线的国防工程却“无图可按，无钥开门，无人指示”。

　　 12月7日，蒋介石飞离南京，日记云：“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余个人亦只有硬撑到底。”到庐山后，蒋介石即研究、制订全国总动员计划，准备在“全国被敌占领”的最坏情况下仍然坚持奋斗。

　　 苏援无望 犹存胜利信念

　　 当时在国际列强中，苏联是惟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久议未决的互不侵犯条约，苏方允诺中国可不以现款购买苏联军火。9月1日，蒋介石就在国防最高会议上预言，苏联终将加入对日战争。28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奉召返国，曾和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谈及苏联参战的必要条件。11月10日，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宴别中国代表张冲时，要张归国转告：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俄当出兵，决不坐视。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电称：“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苏联与中国同受日本侵略威胁，因此支持中国抗战，但是，苏联更担心德国入侵，日苏之间的矛盾又尚未发展到必须干戈相见地步，苏联自然不可能轻易有所动作。

　　 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回电称，必须在九国公约签字国或其中大部分国家同意“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苏联才可以出兵。此电使蒋介石感到，苏俄“出兵已绝望”，但他仍再次致电斯大林，表示“尚望贵国苏维埃能于中国以实力援助”。12月11日，蒋指示唐生智等，“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但第二天却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等称：“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惟我革命转败为胜惟一之枢纽。”蒋指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不难看出，蒋所说的“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的“外”，仍然包含苏联出兵在内。“苏俄无望而又不能绝望”，这正是蒋介石当时的无奈心理。

　　 12月12日，日军继续猛攻，中华门、中山门、雨花门、光华门等多处城门被突破，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决定大部突围，一部渡江撤退。但是，由于情况混乱，撤退命令无法正常下达。除少数部队突围外，大部分军队退至长江边，形成极度混乱的局面。挹江门外，被踏死者堆积如山。仅有之少数船舶，至此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旋即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危急关头 决心破釜沉舟

　　 首都失陷，日军骄横气焰达于极点。中国的路应该怎样走下去？蒋介石又一次面临和战的选择。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会议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这时更加缺乏信心。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面组织，以为掩护”。显然，汪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这时也从“倾向和议”发展为“主和至力”。

　　 18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日各方人士，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当时，受日方委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还在继续，蒋介石担心日方有可能提出比较“和缓”的条件，诱使中国内部发生争执与动摇。26日，蒋介石已获日方提出的新议和条件，发现较前“苛刻”，心头为之一安，决心“置之不理”。


　　 27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讨论，主和意见仍占多数，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甚至当面批评蒋介石“优柔”。会上，蒋介石坚持拒和。28日，蒋与汪精卫、孔祥熙及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谈话，声称“不能降服于敌人，订立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次日，再与于右任、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略，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

　　 蒋介石认为，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1938年1月2日，蒋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他决定拒绝德国方面的斡旋，坚持既定的抗战国策。从8月13日至12月13日，蒋介石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指挥抗战4个月，战略、战术呆板，对国际力量共同制裁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未能及时组织战略撤退，造成了中国军队巨大的损失。但淞沪、南京之战显示了中国军队、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打击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和在短时期内速胜的美梦。此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广大战场上愈陷愈深，终致不能自拔。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