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饿神州遍野哀鸿的岁月ＺＴ

回首饿神州遍野哀鸿的岁月
作者：未详

　　　　由于囿于吴家花园一隅，彭德怀并不了解全国的形势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实际情形不是他设想的千万人挨饿、饿死一些人，而是几亿人挨饿，饿死了大约两千万人。 　　一九六八年秋天，笔者被派到安徽省南部的一个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和几位安徽籍的士兵同居一室。在谈天中，他们分别将自己家中在那场饥馑中遭的灾难告诉了笔者。每次谈话当夜，笔者都根据回忆作了记录，连续记了数日。为使后人对中国历史上这惨绝人寰的一章有贴切的认识，现摘录如下。

　　士兵甲：「五九年十一月左右，公社食堂开始没粮了。干部挨家挨户搜查，翻出的粮食统统集中到食堂。不劳动的不得去食堂打饭。我父亲是干部（一九六八年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当时职务不明）。我有四个妹妹，父亲不太重视，七岁和四岁的两个妹妹饿死了。死前几天还能走动，只说没劲，后来突然口吐白沫，嘴紧闭，死了。我哥哥曾经饿得口吐白沫昏过去，抬到食堂，用筷子撬开嘴，灌米汤，才得救。」

　　「一个冬天只吃菜叶和树根。我当时十一岁，常常出去偷点东西吃，才没有饿死。」

　　「偷东西的，抓到就打。村里有一个小姑娘偷东西吃，被干部把手指尖打烂了。当时，劳动的每天补助二两米稀饭。有一个连长——生产队长叫连长，大队长叫营长——的弟弟，一天没干活，去食堂打饭，被哥哥看见，揍了一顿。当时的人都野了，还有打母亲的。」

　　「生产队里死的人数目属于中等，村子里原来有七十多人，过了大半年，只剩四十几了。但现在又有八十多了，比困难前还多。」（中国大陆通常将一九六○至六二年称为「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作者注）

　　「我们小学是五九年十一月散伙的，第二年收上麦子后又复学，同学死了三分之一。这可不是说假的！」

　　「六○年的春天前、麦收前大量饿死人。麦收以后，干部把粮食集中到食堂，社员不干，偷，拼命吃，因为万一被干部发觉，吃不成。吃完了，饿了两个月，赶上收稻子，社员炒稻子吃，还不敢弄出香味，否则干部要发现．．．．」

　　「我们父母没饿死，我才能当兵。有的父亲或母亲饿死的，即使是贫下中农孩子也不能当兵，怕有仇。」

　　士兵乙：「困难时，我家里饿死两个——妹妹、伯父。家里原来有四个人，还有母亲。只有我一个人吃商品粮（非农业人口由国家配给口粮，称为「商品粮」——作者注），一个月二十五斤半，其他人一天不足一两。」

　　「妹妹饿死后，我本来从来没有偷过东西，鼓起勇气去偷，可是没有经验，被抓住了，还丢了一只帽子。」

　　「有的人开始挖螺蛳吃，丢壳。后来没有吃的，又把壳找来，磨成粉未吃掉。」

　　「有的人饿得无力，担水担不动，喝下雨屋檐漏下的水，有毒的。」

　　「我们当时宁肯饿死也不讨饭。有的地方就出去讨饭。」

　　（笔者问他：「当时怎么想的呢？」）「恨干部，但不敢讲，干部要吊人的。」

　　（「有没有人认为是共产党不好？」）「也有一些。他们不知道这是坏干部搞的，这次搞文化革命才清楚了。」

　　丙：「我们家乡是旱地，可以种青菜、萝卜。没有粮食，拿萝卜当饭，所以饿死的人比较少。」

　　「那时钱多得很，萝卜卖五毛钱一斤。那时我们还只有十几岁，袋袋里也总有几十块钱（相当于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作者注）。挑一担萝卜出去卖，几十块就到手了。」

　　（「怎么花呢？」）「也买不到什么，随便就花了。那时大米三块钱一斤（官价一毛左右），大人有钱就买米，我们就乱花。」

　　「其实那两年打的粮食比现在还多，双季稻，每季都有四、五百斤（指亩产）。干部上报几千斤，都交给国家了。老百姓家里是空的。国家粮仓里有的是。」

　　（「怎么不去偷？」）「那怎么敢？那时候老实。干部要打的。」

　　笔者没有向他提出当官的为何不开仓放粮这个他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却知道离他家乡不远处有个和县，一个小有名气的地方。西楚霸王项羽在那里自杀，遗下一处霸王庙。该县还有一处「陋室」，唐朝名诗人刘禹锡曾在那里写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名篇。当时刘任和州剌史，相当于今天一个地委书记。他上任第一年，便遇上旱灾，于是即向朝延奏明灾情，请求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同时又组织百姓疏通水道，补苗追种。由于忙于公务致使自己的居处杂草丛生，他感触万端，遂写下了那篇流传千载的《陋室铭》。

　　自古以来，向朝廷及时报告灾情，吁请赈粮是地方官的一大职责，中共不少干部也是这样做的。如作家赵树理当时兼任山西阳城县委书记，他请求上级拨来一批粮食，救活了不少农民。文革中赵被整死之前，有人到阳城搜集赵的「罪行」，很多人说「要不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拒不与来人合作。但是，在饥馑来临之前，毛泽东的「反右倾」运动早已将体察民情、敢讲真话的干部清洗了一大批，剩下的赵树理们不过是漏网之鱼，在两千名县委书记中是少数，这样国库有粮而农民饿死的惨事便不可避免了。

　　地方上饿死人本与军队无关，但由于「反右倾」搞得高级将领们人人自危，也不敢说实话。有一个省的军区司令员一九六○年八月到省内一个县里去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但他回到省里却不说。有人问随该司令去那里的一位处长为何不反映情况，那位处长答道：「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注１：见《罗荣桓元帅》第九三九页。）

　　连不必对地方上死人负责的高级军官尚且怕说了实话而蒙上「攻击三面红旗」的罪名，地方官们哪里还敢奏报实情！一个县里饿死三万多人而不报告，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一九七○年，一位安徽籍的知识份子、共产党员，对他家乡巢县的情形作了如下的回忆：

　　「五九年秋天开始挨饿时，我祖父就拒绝吃东西了，让他吃他就发脾气。可他还要打猪草，喂一口猪。慢慢地不行了，躺在床上死了。七十三岁，本来身体好好的。有一口棺材，埋了。祖母要带两岁的小弟弟，吃一点，但也不怎么吃。不行了，忽然想吃东西了。家里只剩一只老母鸡，她一下子全吃光，到夜里静静地死去了。死了，放在门板上，队长抬出去，扔在山沟里了事。」

　　「我们有个亲戚是县委书记。他把我母亲弄到县里工作，但她也只能偶然给家里捎一点猪糠、豆腐渣。父亲浑身肿得不像样子，进了大队的『浮肿疗养院』，才得以活命。」

　　「我十四岁的妹妹自己劳动，顾不了别人。九岁、七岁的弟弟顾自己还顾不过来，两岁的小弟弟就无人管了。饿了，自己到咸菜缸里掏一根咸菜吃。不久双目失明，就更没有办法了，终于死了。」

　　「当时我在县城中学读高中，学校里有吃的：有的家长饿得不行，想找在校的子女讨点吃的，学校一既拒之门外。会客必须在校门外，严禁带吃食外出。那时我天天夜里失眠，担心家里再死人。奇怪，弟弟死时，我反而感情麻木了。」

　　「一次我从县城回家，一路上就看到路边上倒著好几个死人，不少人是外出找活路的时候死在路上的。」

　　「到处都是破墙坍壁，有的人家死绝了。一般人家，出门不几步，草就长到一人高，野兔子也跑到村里来。」

　　「不少人是打死的。人吃不饱，冬天还要修水利。偷懒的要打，小队长就拿杆子打，有的打倒了就再也起不来了。」 　　「偷东西的更是狠打。有一天，一个社员到食堂里偷了四五斤连糠带米的粮食，第二天早上查出来了，要吊起来打。他母亲揽下罪名说是自己偷的，结果把她吊起来打死了。这个社员一家九口人，那一年饿死只剩下他一个了。他现在结了婚，有三个孩子，每到过年过节都要痛哭一场。文化革命开始，社员把那个打死人的队长捆起来游行，嘴里衔块死人骨头——当时饿死的人或者打死的人的骨头。因为当时都没有埋，骨头都丢在那里。倒也没有打他，但游到各处，有的农民用粪勺舀尿泼在他脸上。」 　　「当时干部宁可让你饿死在家中，也不准外出逃荒。公共汽车站、火车站都要公社证明，才能买到票。有个村子有户三兄弟，其中一个拿著一张白纸在公社办公室外面转，等管章子的人出去时，溜进去在纸上盖个印就跑。然后写上几个字，算是搞到了证明。他流落到江西一处山沟里，给人打短工谋生。几年后带著老婆孩子回来，发现两位兄弟早已饿死了。」 　　「我们村里食堂的灶头常有外村步行逃荒路过的人歇宿、取暖。第二天早上往往发现人倒在那里再也不动了。」 　　　读到这里，人们都会问：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 　　没有准确的数字，都说「安徽人死多了」。一九六二年初李葆华接替下台的曾希圣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据说李向中央报告「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二百万人（当时一律将饿死称为「非正常死亡」）。笔者在安徽生活了一年半，深信这个数字不是捏造的。现以安徽东南部的滁县地区为例予以说明。 　　　「一九六○年，虽然风调雨顺，一派好年景，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田园荒芜，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据定（远）、凤（阳）、嘉（山）三县一九六一年的统计，共少了四十多万人。」凤阳县小岗村、「全村三十四户，一百七十五口人，逃的逃，亡的亡，剩下十户，三十九人。」（注２：安徽作家张万舒著《故乡人民的笑声》第二十九、五十七页。）滁县地区北靠淮河，南近长江，东临南京，津浦、淮南两条铁路贯穿，交通方便，外逃人数比较高，但由于当局不准外出逃荒，所以能设法外逃的不应超过人口减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再考虑到外逃者有的在六一年已经回家，所以那三个县在六○年减少的人数大约是五十多万人。即使只有百分之二十死亡，也应在十万以上，平均每县三万馀人。

　　据一位进过安徽省劳改营的人说：一九六二年初，凤阳县还要修水库。没有劳力，便把他所在的一支二百馀人的犯人队伍派到该县的大小徐村。当时，那原有一百多户的村子只剩下了两户人家，共三个成人。那二百多犯人便分住在一百多所空房里。后来，村子里的一位中年妇女说出了前年（即六○年）村里发生的事。全村四、五百口、饿死了一半，逃走了一半。村长夫妇藏了一些粮食，没死也没走。她是村长的亲戚，受其照顾，也就活了下来。

　　那位幸存的妇人所说的饿死一半只能算是大概，平均而言，定、凤、嘉三县一九六一年统计时所减少的那四十几万人中，很可能有三分之一即十五万人饿死了。

　　滁县地区的自然条件属中等偏上，饿死人的情形与全省其他地区差不多。该地区另有滁县、来安、天长、全椒等县，而整个滁县地区的农村人口不到全省农业人口十分之一。这样，若按人口比例计算，全省饿死的人数当在二百五十万以上。所以说李葆华向中央报告「非正常死亡」二百万的数字应是可信的。

　　安徽死人问题如此严重，同该省当时出口了二十万吨粮食也许很有关系。据文革中「原省委办公厅无产阶级革命派」即省委办公厅人员编写的《打倒黑霸王曾希圣》一书中说：「一九五九年冬，他（曾希圣）还背著中央，擅自出口粮食四亿斤，以换取外汇。」该伙人编写的另一本《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黄岩》（黄为安徽省长）也说，曾、黄两人「背著中央擅自出口粮食四亿斤，千方百计套取外汇」。

　　是否真的背著中央且搁一边，只说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表示为多馀的粮食犯愁时，曾希圣跟腔说过「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很可能他自以为粮食多得成灾，自告奋勇出口，粮食部、外贸部批准了计划。五九年全国共净出口八十三亿斤（四百一十六万吨）粮食，安徽出口四亿斤不算多。但也有可能曾、黄两人「背著中央」另外又出了四亿斤。

　　假如留著这四亿斤粮，全省三千多万人虽然一人只能摊到十几斤，但如果用于接济缺粮最严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那样每人便有四十几斤。再加上原来多少还有一点，那就可以挺几个月到麦收，二百万「非正常死亡」也许可以获救。但也可能省国家粮库的粮如士兵丙所说「有的是」，并不在乎卖了这四亿斤粮，但问题就是没有及时开仓放粮。

　　当年年底，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省长黄岩作检讨，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安徽农村发生严重问题，主要在五九年冬和六○年春，但曾希圣五九年十月下旬就离职到外地养病不在家，发生问题的责任完全由我来负。」但文革中省委办公厅揭发说，曾十二月十三日才去养病，那时问题已经发生，因此曾不能逃避责任。但是不管该谁负责，也不管问题如何严重，当时曾和黄都没有丢官。闯下如此大祸而仍能护住乌纱帽，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不能不算是个异数。

　　再拿一九六○年的安徽和五六年的广西作一比较。广西的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向来是广西省粮食产量高的地区，这些地区在一九五五年基本上又是丰收，只有少数地方发生了插花式的灾情」。但是从省委到平乐地委、各县县委，「不仅过高地估计了一九五五年广西省的粮食产量，看不见或低估了一九五六年春荒成灾的严重性，而且在下级干部向他们报告了产量和灾情之后，许多人还不相信」，于是「虽然有粮食、有救济款而没有及时地发放，以致轻灾变作了重灾，发生了灾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现象」。从五六年一月至四月，全省共有一万四千七百人外逃，五百五十多人饿死。（注３：见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新强日报》。）

　　没有资料足以说明一九五六年广西饿死人的数字被缩小了。由于那时没有公共食堂及五八年那种疯狂行为，因此死人数字大大低于六○年应是事实。因为饿死了五百多人，从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副省长（代理省长）郝中士，省委书记、副省长萧一舟，到地委书记、地区专员、县委书记，一批人受到撤职处分。可是到了六○年，也是头年丰收，也是粮食，有救济款而没有及时发放，而安徽一省死的人即以百万计，但省委、地委、县委书记竟然一个个安然无恙，帽带儿系得牢牢的，可见中共在这「三年大跃进」蜕变、异化到了何种程度。当时中央所以未拿曾希圣、黄岩二人是问，是因为中国有「法不治众」的传统。哪个省不在饿死人？整谁去？除非中央来个「总辞职」，整个把省长实在也不公平。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曾担心死人的问题。他在武昌会议上说：「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注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武昌）如今真的死人了，他自然不再提撤自己的职的事。由于需要一支忠于自己的队伍，他当然也不愿处理那些应对死人事件承担责任的干部。

　　这大约也就是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及一批受其牵连的「反对大跃进」的干部被罢了官，而祸国殃民的跃进积极份子却稳坐钓鱼船的原因。

　　安徽问题虽然严重，但未必全国第一。至少可以说，甘肃、河南、山东诸省的情形与安徽都不相上下。

　　彭德怀在庐山被打倒后，不得不就毛给他栽的「军事俱乐部的赃作澄清。他说，庐山会议之前他自国外访问回国，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谈了国内情况，提到有些地区严重，特别是甘肃情况严重」。严重到何等程度，没有详细的资料，但既然通渭县一处就已饿死了六千多人，所以黄克诚说的「情况严重」肯定言之不虚。

　　这是庐山会议之前的情形。会后的反右倾、共产风一下子就把甘萧推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之中。这个灾难大到什么程度？一言以蔽之，到处都有饿死倒毙在路边的人。当时晚间省会兰州火车站外黑漆漆的，走路得小心，弄不好会踩著倒在那儿起不来的人。

　　一九八七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徵文，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获得一等奖。该文披露，一九六○年前后仅定西地区（陇中一带）便「饿死近百万居民」。对这件事，麦文一语带过，未谈细节。

　　另一作家沙青在其一九八入年发表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中也写了当时定西地区的饥馑。他未谈死人总数，却对细节作了实录，正好可以用来对麦文作补充。

　　据沙青调查所得，同安微一样，甘肃也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十一月，即「全国跃进浪潮日高夜涨」的时候开始大量饿死人的。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连比黄连还苦的柳树皮也都剥了吃光了（河北太行山区还只是吃柳叶而已），被子里的棉絮也扒出来吃了。人死了便被尚馀一口气的人割了、煮了、吃掉。有的人甚至将外面逃到村子里的人杀了吃掉。更有人将自己尚活著的孩子杀了吃掉了。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著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著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这是沙青亲闻的许多真实故事中的一个。

　　中共甘肃省委的机关报《甘肃日报》的记者张尚质是通渭县人。那时，他回了一次家。「他看到了什么？路边、田里，到处都是死人、尸首，遍地白骨无人收。他跑进自己的村子，村子惨不忍睹。他跑进家门，家中已气绝三人。」通渭县饿死加外跑的在十万以上。一九七二年新任省委书记宋平视察通渭时曾痛心地说：「那么多人饿死了。有的人跑到新疆去。老百姓吃的苦太多啊！」（注５：《海南纪实》一九八九年第八期第二十二页。）所以，说通渭饿死四、五万人大约不会过头。

　　也许人们会问，当政的共产党此刻在做什么？难道官员们也饿死了？不，他们正忙于搞阶级斗争，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类似这样的灭绝人性的恶行，据事后省委派去放粮、调查的工作组统计，竟有一百二十八种。

　　「要么整死，要么饿死．．．．有的人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剜，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注６：以上均引自《依稀大地湾》，《十月》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二十年的作家柔石写过一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讲的是穷人将妻子典当给财主当生育工具的事。现在是新社会，法律已不允许典当妇女，但这并不能禁止甘肃的妇女为救濒于饿死的丈夫和孩子，跑到邻省陕西再嫁，得到粮食送回甘肃家中。结果制造的悲剧同四、五十年前一样；几年后妇女在「后夫」家留下亲生骨肉，返回老家，而那为「后夫」生下的孩子从此便失去了亲娘。也有一些甘肃妇女，譬如有铁路穿越其境的甘谷县的妇女，很方便地到了较为富庶的关中咸阳的平原地带，便再也不肯离开了。饥馑后，老家男人找到了她们，可是她们没有回甘肃。在「前夫」家生的孩子盼不回亲娘，结果也还是悲剧。

　　一九三○年底，共产党员柔石被国民党抓去处死，没能眼见自己为之献身的新社会的诞生。他若能多活三十年，看到共产党执了政，竟然也有「为奴隶的母亲」，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据说，当时中央开会，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做过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对甘肃第一书记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但张仲良却硬充胖子，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甘肃省省长邓宝珊是一九四八年底代表傅作义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前国民党将领，有职无权的花瓶。他去农村视察后，唯一能做的只是「如实地向省委反映了情况」而已。他的权力还顶不上省委一名书记处书记。当周恩来听说甘肃有饥荒，打电话给甘肃省委询问是否需要中央调拨粮食去的时候，省委书记处书记何承华竟然在电话中欺骗周说甘肃农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完。但毕竟纸包不住火，甘肃饿死人的事传到了北京。于是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调查灾情，「发现实际情况同省领导同志介绍的完全相反。那里的困难．．．．是由于某些领导人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徵收过头粮所造成的。同时，还发现某些领导干部对敢于讲真话、提意见的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一批冤案、错案。」（注７：引自《忆钱瑛》一书。）钱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赈济灾民的粮食是运到了，但是已有一百三十万人饿死，约占当时甘肃人口的十份之一，比安徽死亡的比例还高。这个数字是在文化革命初期披露的。大跃进时代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因其制造的灾过于严重，一九六二年被撤职。六五年夏天，他又获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一年后，文革爆发，由于他新来乍到，尚未来得及做什么事，江苏对立的两派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因此省委书记个个要打倒，唯独不打倒他，并拟定他为「革命干部」的代表。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一定要将他揪回甘肃，因为「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结果酝酿中的江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里，「革命干部」的代表便由张仲良换成了正在劳改扫地的彭冲。

　　一百三十万这个数字应是可靠的，因为文革初期「揭发」出来的当权派的「罪行」，材料往往是由省委、省政府内的干部提供的，而且当时未见有与造反派对立的组织出来否定这一数字。估计这是当年批判张仲良时官方估定的甘肃省死亡人数。

　　甘肃第一书记张仲良曾经是一个长期为中共出生入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革命者，但他在甘肃留下的却是千千万万家破人亡的饥民和无数凄惨的人间悲剧。作孽至此，即使过去功劳再大，也该如诸葛亮斩马谡一般，挥泪斩之。但中共却不按此逻辑办事。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接替张任甘肃第一书记汪锋联名写过一篇文章，说「五十年代未，甘肃受『左』的错误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习还写过一篇文章纪念张仲良，他这样写道：「五十年代未，他在甘肃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和主观主义作怪，犯了浮夸冒进的错误。但他勇敢地担责任，多次进行检讨．．．．」（注８：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从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大跃进的积极份子怎么干都行，错了作过检讨，换个地方，省委书记还可以照当。而「右倾份子」如湖南省第一书记周小舟则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大特徵。（当时也抓了一些低级干部，如通渭县十七名县级干部、三十九名公社干部，因制造「非正常死亡」的罪恶过于严重而被捕入狱，但两年后又都获释，恢复了名誉和职务，好像他们什么恶事都没有做过，抓他们是冤枉了。）

　　与甘肃为邻的青海也是「主要负责人」（应指第一书记高峰）「左倾蛮干」（刘澜涛语）而问题格外严重的地方。一九六○年中共成立各大地方局，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向总书记邓小平要求派年仅四十三岁的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任第二书记兼省长。「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走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肃疏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注９：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青海死了多少？连大概数字也无从知晓。我们只知道王昭反左道而行之，将牲畜分到户，扩大社员自留地，将前任在牧区开垦的草原还牧，又大力查处干部贪污索贿的案子，终于在较短时期内煞住了人畜死亡的问题。

　　钱瑛有功于甘肃，王昭有功于青海，可是文革中两人均被投入监狱并死在那里，成了毛泽东极左路线的牺牲品。

　　河南，这个一九五八年创造了人民公社的地方，当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五九年又减产四十多亿斤。以后因农民饥饿无力种田，第二年又大幅减产，农业产值下降三分之一。（注１０：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人民日报》。）联想到杨献珍所说的五八年底就已经有人饿死的情况，四千万农村人口中饿死的不会少于安徽。

　　当时河南有几个所谓「事件」，其中「信阳事件」指的是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了近百万人。为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了十年的张文才说，那时「有的地方甚至饿殍遍野，总理为此忧心如焚」。信阳必定是那些「地方」之一。由于河南省上报的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超出实产的一倍，于是省里拼命搜刮农民的粮食。过去农民跟著干部斗地主，将地主吊起来逼他们交出埋在地下的财物，如今农民也被吊起来，被逼著交出「私藏」的粮食。从五九年十一月（全国大饥馑的起始时间）到六○年七月之间，信阳地区在追逼粮食的过程中拘留、逮捕了一万馀人，其中七百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注１２：苏晓康著《乌托邦祭》第三九○页。）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被悉数劫掠而去，地委第一书记又「限期消灭外流」，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了饿死一途。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事后中共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说，截至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多人，新蔡县饿死近十万。而遂平县那个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山查〕岈山人民公社饿死了四千人，占此公社总人口百分之十，其中最严重的生产队死了近三分之一。（注１３：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转引自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二○三页。）

　　作家白桦是信阳人，他说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正是事实，因为仅与正阳、新蔡两县相邻的息县就死绝了「包括少数外逃）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亡十万人。（注１４：见苏晓康著《乌拜邦祭》。）

　　那时，白桦作为右派份子，在上海郊区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一位工人恰是他的同乡。那工人自信阳探亲回来后，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著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著儿子叫著『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由此推断，在这「信阳事件」中，信阳地区十多个县中有百万人饿死的说法绝不夸张。

　　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从信阳调查后回到省会郑州，向厅长及省监委书记呼救，可是上司毫无反应。他决定赴京向中央面陈灾情，可是刚到火车站就被上司派去的人截住，终于没能去北京。

　　那些官僚们为了护住乌纱帽，一是堵，封锁消息；二是赖，堵不住就赖，将罪恶赖掉。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信阳地区委员会向中央报告，「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做法」。（注１５：《中共党史大事年代》第三一○页。）信阳地委用「阶级斗争」掩盖他们严重失实，诿过于「坏人」、「反革命」，这倒不奇怪；令人惊讶的是中共中央竟肯定了这份报告，并转发各地，指示「全国三类社队都应照此执行」，足见直到无数农民饿死之后，中共仍未清醒过来。

　　河南二百多万人饿死（事后河南省委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注１６：见《乌托邦祭》第一五三页。），信阳地委及下属几个县的干部统统撤职，还枪毙了其中几个罪恶最大的，人是抓了不少，从地委书记一直抓到生产队长，但作为罪魁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他自己倒明白：「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辱（辱应为戮为误——作者注）」。（注１７：引自苏晓康著《乌托邦祭》。）可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他是坚定的毛派，所以不仅砍不了头，连乌纱帽也丢不掉。他只被降了半级，调任中共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同坐牢，被枪毙的地委、县委书记比，真是便宜了他。

　　一九六一年初，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的一位朋友陆石自信阳去看望他，告诉他说：「群众宁可自己饿著，也没有去动一粒国家仓库的粮食。他们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忠诚真称得上是『动天地而泣鬼神』，可那里的领导干部在干些什么哟，简直是作孽！」田家英表示赞同，说：「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可惜过于好了，要是他们「坏」一些，在饿得走不动之前就聚众去抢粮库，不是可以免于饿死了吗？国家所以要建粮库，不就是为了备荒，不就是为了在饥馑发生时赈济人民吗？千百年来，每逢灾年，官府就要设「粥厂」救人，虽说四处有贪官，那些粥厂活人无数却是事实。可是如今数以百万的百姓濒于饿死，「领导干部」就是拒不开仓放粮，擅自放粮的则撤职查办。在这种情形下，人民自然有理由去抢。宁可饿死而不去抢被那些「领导干部」把持的粮库，实在是过于老实了。

　　当然，说中国老百好或许并不过份，这里有个虽不「动天地而泣鬼神」但十分动人的故事；

　　一九六○年某日，国防科学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元帅让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同时接听他的电话：「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火箭部队正挨饿，有的已经断粮．．．．」随后不久，他飞到新疆，到达罗布泊沙漠的核试基地时。这时，两火车车皮募集来的食物也运到了。

　　当时沙漠深处一个核试物理实验室已经断粮，正靠猎捕黄羊度日。第二天，运粮车即开往沙漠中的实验室。当车子驶进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子时，骨瘦如柴的小孩们围上来乞讨食物。车子一停，大群衣衫破烂的饥民蜂拥而至。战士见来人要抢粮，立即将子弹推上枪膛。押车的军需处长大喝一声「不许开枪」，他们几乎抢光了他的粮食和乾菜。

　　饥民散后，处长正在哭泣，突然人们又从巷子里拥出来，低著头默地把方才抢去的一袋袋粮食、一捆捆乾菜全数送回，堆在车前。其中一人手托一只包裹，跪在地上说：「这是解放军的救命粮，是沙漠里几十条人命．．．．大军，我有罪．．．．」原来那包裹上有著一位物理学家写的几行字：「老邓，获悉你们已断粮。捎去．．．．」（注１８：见河北省《长城文艺》一九八九年第十一期。）

　　中共的官方舆论至今仍赞颂当年宁可饿死也不抢粮的农民。譬如一九八七年安徽出版了一本《法官轶事》，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法制委员主任题书名，省高级法院院长审稿并撰写序言。该书中提到一九六○年饿死的农民时这样说：「群众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拼命挣扎，任凭饥饿夺去了生命，仍然安份守己，不做违法的事，确实堪称为伟大的公民啊！」

　　无数农民「安份守己」地饿死了，这是毛泽东制造的最为可叹的人间悲剧。在家老老实实饿到死，就是「伟大的公民」；不甘饿死而去抢粮的，就是「坏人」、「暴徒」。这就是当局执政者的逻辑。

　　为安份守己地默默饿死的农民唱赞词的，不止是田家英和那位高级法院院长，连彭德怀都是这么看的。一九五九年六月，彭曾在中南海说：「如果不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威信高，就会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红军来。」（指协助镇压民众——作者注）不久，他乘火车赴庐山，途中又对人感叹道：「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好，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他显然认为农民被政府折腾得流离失所、濒临饿死而不造反就是「好」。要是造反，那就不好了，他是要镇压的。只是他担心他统率的「工农子弟兵」对付不了造反的工人、农民，遂产生了请苏军来镇压的念头。可见即使明摆著是官逼民反，他也是站在官那一边的。他爱护关心人民是真，但一旦人民与他效忠的党发生冲突，他还是要站在党那一边的。他为人民「鼓了咙胡」，但当党不容他为人民说话时，他立即认错，写检讨，将嘴闭上。人民没有得救，他自己也没能逃脱厄运。「彭大将军」的悲剧正根源于此。

　　不安份守己的人也有。譬如安徽有一位小学教师，一九五八年因「右派言论」被开除，押送原籍乡村监督劳动。他于一九六○年十二月以「江南农人代表石山」的化名给毛泽东寄了一封信。信中说：「山上，河里的草根都吃尽了。」「我们同是中国人，我们决不是有意与你为敌，只要你把我们农人当人待，把粮食标准放宽点，大家一天两粥一饭能吃饱，不论农活怎样重，我们都愿跟你过下去。如果你不及时扭转这一倾向，到时休想我们不听话。」「我们主张的是：耕者有田，农家有权，谁种谁收，留售自由。谁敢剥削农人的血污，我们坚决不答应。」可惜，这样的信照例被公安部门扣住，没能送达毛的办公室。

　　当时，抢粮的事生过一些。譬如一九六一年二月中旬，贺龙、罗荣桓两元帅到福州军区检查工作，军区一位领导人向两位元帅报告过某地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带领一百多人去国家粮库抢粮的事件。作家张一弓写过一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讲的是一件真实的事：河南省某村四百九十多人断粮七天，党支部书记李铜钟与其任粮站主任的战友（两人均因在朝鲜战场受伤残废而回乡）合伙，先斩后奏，「借」走粮站五万斤粮给乡亲救命，而后自首投案。但就全国而言，这种事情极为罕见。

　　当时，对整个共产党政府绝望了的人已经出现。如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杨德才，他在一九六○年一月初对其他飞行员说：「现在都饿死人了．．．．不信到台湾没有出路。」三天后即驾驶一架米格十七逃往台湾，开了中共建国十年首次驾机叛逃的先例（但因超低空飞行坠海而未遂）。

　　就总体而言，那时人民还只是痛恨下层的中共干部，总相信共产党不会任人饿死不管。如湖南省郴县一位青年女工刘桂阳，回农村时见到父母没有吃的，愤而跑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北门张贴了十几条「消灭人民公社」一类的标语。而后走到警卫跟前，请他们转告中央，派人下去了解农村情况。寄希望于「中央」，这是多数人「安份守己」而不造反的一大原因。实际情况是，「中央」在毛泽东控制下，还在发跃进烧，「不知道或不相信」无数农民正在濒临饿死，饥馑自然就无法遏止了。

　　安徽、甘肃、河南是三大灾难省，其他地区如何呢？

　　山东的情形比河南好不了多少。罗荣桓元帅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在政治学院的讲话提到，「在山东，农村劳动力减少了百分之二十，牲口由六百万降到二百万。许多土地荒掉了。（注１９：《罗荣桓元帅》第九三八页。）

　　山东的实际死亡人数，因材料不足无法估计，仅有两个小小的例子以资参考：

　　在彭德怀蜗居的吴家花园，有一天，从山东来了一老一少母女俩——他们是步行乞讨了一个多月才来到京城的。那母亲一见到彭的一位警卫战士就哭喊道：「儿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饿死了。全村人把树叶都吃光了，都逃出来了．．．．」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一九六○年他的侄儿自山东去甘萧告诉他，他的父亲是饿死的。张因为五八年曾向省委写信，批评大炼钢中的问题，庐山会议后一度成为省委内的批判对象，可能因此而顾不上在老家的父亲。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死了，山东的普通农民饿死了多少就可想而知了。

　　山东当时的农村人口近四千万，若罗荣桓所指的劳动力的减少完全是由于饿死，而且劳动力死亡数与农村人口的死亡数成正比，那么山东饿死的人数应为七、八百万。但考虑到有些劳力被调往工业界，有些逃荒去了东北、内蒙古，可以将山东农村劳力的灭少低估为其中只有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饿死，其馀外逃存活。这样算来，山东农村饿死了百分之四、五，即一百五十至二百万人左右。这也是下限，实际死亡的人数应超出此数字。

　　山东的第一书记舒同是个一流的书法家，搞政治却是未流。他很快就不得不为山东的「非正常死亡」问题承担责任下了台。而安徽的曾希圣却官运亨通，兼了山东的第一书记，尽管曾造的孽并不比舒少。

　　贵州山区俗称「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经济落后，人民贫穷，可是县委书记们一样要「放卫星」。为向上交账，便对农民横徵暴敛，夺走他们最后一点口粮，其中以思南、馀庆、印江三县为最甚。农民们面对动不动就捆人、捕人的政权，只能任其摆布。一九六○年初，三县农民相继断粮。活下来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夏收，不料当年天旱，夏收无著，更多的饥民成万成万死去了。一九七○年春，清华大学一个毕业生从北京来到贵州山区的一家小工厂工作。他的顶头上司、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告诉他：他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数家，都是全家死于那场饥馑，无人幸存。

　　一九六○年冬天，中央有人去贵州，劫后馀生的农民拦路呼救，这才惊动上面。中央监委派了工作组到了那相邻的三个县份。第一个县的县委书记被枪毙后，另两个县的书记随即畏罪自杀，自行了断此一大案。

　　贵州死人，也是全省性，并不止于东北部那三个县。一九六八年，上海复旦大学一个毕业生到贵州西北部的金沙县工作，那里的人们告诉他：在「困难时期」，该县几乎家家死人，全县大约饿死了四分之一。在中共的「革命圣地」遵义，笔者知道有户人家，全家八、九口人，只有一个活过了那场饥馑。所以估计全省饿死了大约百万人以上。

　　甘肃、河南、山东、贵州等省自然环境较差，经济脆弱，经不起大跃进的折腾，那么「鱼米之乡」如何呢？

　　一九六○年底，湖北省长张体学打电话到北京，对他的红安县老乡、副总理李先念说：「李副总理，你就是砍我脑壳，也要给我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李先念沉默了半晌才开口：「你就是砍了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注２０：见所国心、董滨著《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李拿不出粮给故乡，湖北的百姓怎样熬过这场饥荒？既然五九年春天庐山会议前湖北就已经饿死了人，六○年饿死的自然就更多了。

　　同年，陈毅元帅路过南京，将江苏省长惠浴宇找去问：「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们江苏究竟死了多少人？」惠虽为陈的老部下，但省委早已在内部对此统一了口径，惠也就没有对陈毅说实话。陈回到北京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感叹：「在下面跑了几个省，也不敢说老实话。」「江苏的惠浴宇含糊糊，还是广东陶铸说了点老实话。」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批评过江西省委吹牛：「江西现在还讲去年增产百分之六十七，这是脱了外裤，留了衬裤。」彭德怀下台了，江西的牛皮也很快吹破了。一九六○年冬，朱德到了江西，来到他和毛泽东当初打江山时呆过的永新县，也即他三十年前与红军战士一起挑粮上山的地方，见一户农民吃的只是红薯叶子，便对陪行的永新县委书记说：「今天人民在吃红薯叶，我对不起永新县的乡亲们。」说罢拿起一只碗，也盛了一碗红薯叶。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于一九六○年春天回到福建长汀老家，发现干部到处在说假话，公社食堂无米下锅，社员吃的多是煮青菜。六一年初，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带工作组到闽西，发现「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牲畜死亡．．．．非正常死亡相当严重」。可是当地党的负责人非但不负责，反说是「阶级敌人混入内部进行破坏」造成的。张复查了一九六○年逮捕、判刑的全部案件，结果发现那些「阶级敌人」绝大多数是因缺粮而偷窃或私宰猪牛、对社会不满发了牢骚的老百姓。（注２１：《人物》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第十四、十五页。）

　　四川是「天府之国」，也大批饿死人，主要原因是徵收过头粮。譬如仁寿县，县委书记为了向上级多缴粮食邀功，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到县里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乱报过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于是电话即打回去搜查。搜不出来也得缴粮，农民只有将仅剩的一点口粮缴出去，结果便是饿死。

　　四川雅安地区「非正常死人」人数太多，省委下令将荣县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县里科局长全部撤换，并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长、书记一级的干部捉去坐牢，颇有点像当年齐威王捉阿大夫去下油锅。只是「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即使荣县书记下了油锅也无法使数万饿死的农民回生了。

　　湖南省死的人比不上安徽、河南，但有些地方情形也相当严重。淑浦县向家垴村，附近山上光秃，无野果可采，人们只有乾等著饿死。一百多人的村子死去了一大半，青年、壮年几乎死光。一位青年一九四九年从该村参军，六○年回家探亲，发现父母已经饿死，村里没剩下几个活人，当即愤而自杀。

　　刘少奇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回湖南宁乡老家做调查时，尽管干部做了手脚，例如通往他家乡人民公社机关的路旁的梧桐树的树皮已被饥民剥了吃掉，干部便在树杆上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还是有农民告诉他，枯木冲（村名，刘的老家叫炭子冲——入者注）饿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联想到刘少奇姐姐的儿子都饿死了，我们便可以估计，湖南全省饿死的人不会少于几十万。

　　刘少奇回乡之前，他的老乡，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一九六○年也回过一次宁乡县老家，除发现全县大树只剩了三棵外，便是看到了公社社员没吃的。可是县里干部却兴冲冲地向他报告：要大办养猪事业，准备养二百万头猪。谢当即不客气地打断他：「这听来有点荒唐，人都没得吃，哪儿来这么多饲料喂猪？」可以设想的是，要是各县的大人们把人民的死活放在心上的话，湖南死的人本不会那么多的。

　　毛泽东可能不知道他的家乡饿死了那么多人。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一九六○年代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书记。六○年他曾一度下放到毛的老家湘潭兼职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那年冬，他回北京向毛汇报情况，在见毛的前一天晚上，为了是否将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告诉毛这一点，他在自己的书房里抽烟、踱步，思想斗争了一夜，到最后他也没有把真相完全告诉毛。

　　广西环江县，一九五八年放的高产卫星全国第一：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县委书记洪华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验收时他被安排招待北京去的客人，那边则有人挑著著子绕著地头转，转一个圈过一次秤，计的数也是乱写的。《人民日报》打电话去申明拒发此消息后，洪便说不要搞了。但在场指挥的地委书记贺易然则说，《人民日报》不登，《广西日报》登，于是隆重地拍了电影，上了《广西日报》。结果《人民日报》还是在九月十八日登了这一则亩产十三万斤的消息。过了不到两年，饥荒席卷大地，环江县一下饿死数万人，省里要抓人顶罪，将此时已升任地委书记处书记的洪华揪到环江，斗了一通后判处五年徒刑，投入了监狱。那位贺书记则照样做他的官。六六年春，洪刑满释放在劳改农场原地就业，不久文革爆发，贺、洪均挨了斗。洪没有捱到头死了，贺却因文革中受了「迫害」反于文革后升官当上了省委书记。

　　广西各县饿死人的数字，在文革初期各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斗争时曾被机关干部揭发出来，大致都以「万」计，可惜当时没有人记载保存下来。

　　广东德庆县，自然条件不坏，一九六○年竟也饿死近两万人，县委书记尚属幸运，仅被撤职而未蹲班房。

　　以上所提饿死的全是农民，还有一批人是不该不提的，那就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牺牲品，特别是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及五九年因「攻击三面红旗」而获罪的那一大批人。

　　西北民族学院毕业的回族青年沙云青，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后他与几位朋友「议论」「大跃进」，又成了反革命，六○年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在那座青海某地的监狱里，「和他关在一起的『政治犯』们，大多是专家、学者、教授，忧国忧民而因言获罪。他在那里拜了许多老师，跟著学文学、学科学、学马克思主义。后来，他的老师一个又一个悲惨地死去。二十五个人的大牢里，只剩下两个人，饿得皮包骨．．．．．」（注２２：翟禹钟、梁胜明著《丝路潮》。）同牢中仅两个人有幸活过那场饥馑，沙云青是其中一个。他一直在那监狱中呆了十八年，最终获得平反，活著出了牢房。

　　在青海某劳改农场里：「缺粮，严重的缺粮。劳动，依然是繁重的劳动。许多犯人先后死去了。」「新来了一个大学讲师，也是右派。斯文、白析．．．．没过几天，人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另一位右派、工程师）黄治中找到了他．．．．在戈壁滩上。他饿死了。瘦瘦的身驱紧贴在沙滩上。」（注２３：萧复兴者《柴达木传说》。）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青海省各处的劳改劳及监狱里究竟死了多少我们民族可贵的人才已难以统计。但有一位万幸在那里活下来的女性多少知道一些。

　　「胡风份子」任敏，一九五五年与其丈夫、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一同入狱。她于一年后被释放，旋被发送青海工作。但又被告发说攻击过伟大领袖毛主席而再度入狱。大饥馑时，她在牢房里的任务是往外搬死尸，每天都有饿死的囚犯要往外抬。

　　「北大荒来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一九五八年之后又添了成千上万的右派。几年前有部电影《智取华山》，曾经风靡全国。其导演之一巴鸿便是北大荒的劳改右派之一。因有文艺演出特长，用得著也就饿不死。他与另外几名演员的劳动任务是挖坟坑，定额每人每天挖三个。不过，说每天都有一、二十人饿死，那也有点夸张，因为有些坑是为天寒地冻的冬天准备的。

　　离北京不远的清河劳改农场似乎并不比北大荒强。据在那儿幸存的右派作家从维熙回忆，农场的墓地里，「坟连坟地连成一片，里边埋的净是饿死鬼。」那里的死者比北大荒的死者稍为幸运一点：在运往坟场的路上有口无底的棺材罩住尸身，尽管入坑时同北大荒的死者一样是光身的。从维熙未提及清河劳改农场共饿死多少人。另一位也是从北京去的「右派份子」吴弘达则大致数过犯人坟丘的数目：「大概有五、六千，或者是三、四千？一个土丘，一个生命。」

　　死者当然都有名有姓，但可以追寻出姓名的却不多。以下是因为稍有名声，当年死于劳改农场，平反后被人提及的几位右派份子：自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归来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费明君，死于青海；从海外归来的中央歌剧院合唱指挥莫桂新，死于黑龙江兴凯湖；自台湾赴大陆的美学家吕荧，死于河北清河；自香港归来的作家、上海民乐团团长陈歌辛，死于安徽。

　　人们就这样死了。专家、学者，他们是「右派」、「反革命」，本来就是待消灭的对象。他们死得没一点动静，社会无一点反应。「党的喉舌」控制著全部新闻媒介，在那监狱和劳改场之外，谁也不知道中华民族的精英在无声无息地倒下，「舆论一律」的妙处正在于此。

　　谁都要问，当时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这个问题恐怕永远无法弄清。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说，一九六一年四月和五月上半月，她随刘在湖南农村搞农村调查，发现「基层党组织什么事情都管、都干涉，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注２４：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可以想见，不仅湖南，别省的各级党组织也会这么干，所以真实死亡人数是不可能查清的。

　　但是，大致的数字还是可以得到的。以山西为例，当时山西九百三十九个公社，一九六○至六一年度有百分之四十二的人每天只能分配到五两至六两粮食（注２５：山西《党史文汇》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三十五页。），折成米面等商品粮，只合四至五两，而这些粮食全在公共食堂大锅里。按山西老乡的说法，「干部特殊捞稠稠，社员吃的稀流流」，因此每个社员实际进肚的必定低于四两。这点粮食维持不了一个人的正常生命活动，原先体壮的人可能挺得过去，而体弱老幼便逐渐衰竭而死。假定那百分之四十二的农村人口中有百分之十死亡，也就超过了一百万。即使仅只百分之五的人熬不到头，也有五十万。所以可以说，山西大约饿死了五十万人。这是下限，不可能低于这个数字，实际很可能接近一百万。

　　山西的情况在全国属于中等，再看情况较好的东北三省，也一样死人。以辽宁锦西县为例，县政府统计，一九六一年人口增长率为负百分之一点二，六三年为正百分之四点六，六五年为三点五。（注２６：作者一九七一年抄自锦西县政府文件。）据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透露，一九六一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百分之一点八。如正常死亡率为百分之一点六（按人均寿命六十二岁计），则如无「非正常死亡」，人口增长率应为百分之零点二。但实际上是负百分之一点二，故当年锦西县的「非正常死亡」率应为百分之一点四，即四、五千人。锦西的自然条件在该省属中等，因此辽宁全省四十五个县份（城市不计）一九六一年内饿死人的数字大约为二十万。如果加上六○年的死亡人数，应当不下三、四十万。

　　如欲对全国死亡总数有个粗糙的概念，可将锦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两年共七、八千）与全国两千一百馀县相乘，得一千六、七百万左右。但此数字偏低，因为锦西有数万大型国营厂矿的工人，这些工人连同其家属一般不会饿死。

　　但是锦西县一九六一年人口净增长为负百分之一点二，这个数字有参考价值。因为当时全国人口约百分之十八为城镇人口，均不会饿死。若城市人口因食物不足，自然增长率由「大跃进」前的百分之二降至百分之一，则六○年全国农村人口的净增长为负百分之二。（注２７：一九五九年人口为六七二（百万），六○年为六六二（百万）６７２ｘ〔１８％ｘ（１＋１％）＋８２％ｘ（１－２％）〕＝６６２）

　　要对全国一九六○至六一年间饿死的人的总数作个较为精确的计算，还得从中国大陆官方发表的人口统计数字出发。以下的计算中所使用的数字均采自中国国家统计局一九八三年发行的《中国统计年鉴》。（注２８：见该年鉴第一○三、一○五页。）

　　一九五五至五八年，四年人口平均净增长率为百分之二点二九（根据每年人口数计算，该年鉴第一○五页的「自然增长率」数字不正确）。按照这个增长率，以五八年底的人口数字为基准，则六一年底时应有七亿零六百三十二万人。而实际仅六亿五千九百九十四万，少了四千六百三十八万，原因就是「非正常死亡」。

　　但考虑到饥馑导致的出生率下降，此数字应加以修正。以一九五五至五八年这四年的平均出生率为百分之三点一九（这大致可靠）。若年鉴中五九至六一年的出生率亦可信，则同前四年的平均出生率相比，这三年分别少生了四百六十九万、七百三十九万和九百二十万，共二千一百二十八万。

　　将以上两数相灭，得二千五百一十万。但第一个数字是以出生率不变为前提计算的，因此那些应在一九五九、六○年出生而未出生的人在六一年底前的增殖也应当扣除。这样算下来，得二千四百七十二万。

　　不过，即使在正常的年份里，作为农村人口统计主要依据的公安部的户藉记录和商业部发放布票（每人每年一份，无例外）的记录都要相差千万以上，而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开始各地农村已大批饿死人，年鉴中五九年底和六○年底时中国人口总数应予置疑。这就是为何本书作者采用了较为保守的「两千万」这个大概数的原因。这也是为何海内外学者对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饿馑的死亡人数的估计从一千七百万到四千万不等，差异如此大的原因。（注２９：刊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的《Ｆａｍｉｎ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５８－６１》，该文作者为Ｂａｓｉｌ　Ａｓｈｔｏｎ等，文中提及二千三百万、二千七百万、三千万等数字。）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即中共三十七周年「生日」那天，全国各报刊登载毛泽东六月十四日接见河南封丘县应举合作社社长时向在座的人描绘的一幅美景：「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可以平均有粮食一千斤（其中人吃六百斤，其他留作储备粮、种子和喂猪），一百斤猪肉，二十斤油，二十斤棉花。」这个「不要很久」是多久，他没有说；而事实是，不到两年，死人千万的灾难便笼罩全国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