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国外求学或发展总有个人的考量。我们早年在台湾长大的孩子，出国留学是家长对我们最大的期望了。尤其是我们这些从大陆逃到台湾的难民。家里的大人，因为自己当年深受共产党的迫害。从心里就产生一种恐共感。不得已的离乡背井到了台湾。后来大陆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耀进，一直到人民公社，使这些当年逃到台湾的老一辈人对共产党算是彻底的失望。蒋介石的国民党，初到台湾虽然励精图治，可是反攻大陆也变成了无望的事实。我们这些外省人始终也无法融入台湾本地人的社会。在对共产党绝望，对国民党失望，加上也从未从心底打算认同台湾这个地方，出国留洋，自然而然变成了一个大家共同追逐的目标。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期。我们一家大小，当然也不例外。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出国留学，一直就是家里给我们预定的奋斗目标。
70 年大学毕业。毕业前为了出国而该考的试都全考完了。那时所有的大学毕业男生需要服兵役一年。幸好我被分发在本岛，而且离家不远。所以那一年还有足够时间申请学校。退役后，就开始办理出国手续了。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所有准留学生必须参加台湾教育部举办的“留学生讲习班“。让我们能够在出国以前，有机会从留美学生口中了解到美国学校的实际生活情形及一些风土人情。同时也给我们这些就要出国的同学们，有个彼此互相认识的机会。对于同学前往同一个学校或同一州的，就可顺便约好结伴而行。
这三天的讲习班是免费的。管吃管住。除了上课，座谈，还有余兴节目。总之，台湾政府，对我们这一批行将出国的人是十分优待与重视的。有一位早年留学生，那年特地应聘担任我们的讲员。他已经念完书就业了。他一再提醒我们在出国前最要紧的就是把个人的感情处理好。多少男女情侣，因为一方出国而劳燕分飞。同时他也再三强调，在美国找异性朋友的困难。由于他的建议，结训后，我立刻向我交往四年的老婆（那时我们都称女友为老婆）求婚。其实那个时候，距离出国只有两个星期了。我要她尽快的考虑。起初她还以为我在开玩笑。经过我再三的逼迫，警告（我这一走，谁知道何时见面），几经周旋，我们就决定以最快的方式完婚。我的说法是，结婚就像赌博一样，下了注，还有赢的机会。不下注，免议。老婆的想法是，我们认识这么久了，结婚是早晚的结果。我们只是把结果提前而已。决定后我们就到台北地方法院登记，在法官面前公证完婚。没有典型的婚礼仪式，没有礼服，也没有蜜月。我们彼此约了要好的同学，在婚礼完成后吃了一顿饭，也算是喜酒了。等一切办完，我们就只剩三天的时间相聚了。
那时台北松山国际机场的规模很小。但是每逢出国季节，人山人海。对我们这些出国的人而言，确实是个非常熟悉的地方。在自己出国前，已经不知送走了多少的同学，亲友。那时，交通，电讯没有现在那么发达。从美国打电话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时根本连网路的影子都没有）。机票决不便宜。一出国，真的不知何时能衣锦还乡。说那是一个生离死别的场面并不过分。那时男的，几乎都留个小平头（知道美国理发很贵），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女的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不管男女，总是有人送上花圈，套在脖子上。好不风光。说实在话，我们的心是兴奋的，而真正难过的只是送行的人。临走，告诉老婆，我们很快的就会见面的，同时要她积极的申请学校。我们坐的是当年的留学生包机，一飞机几乎全是台湾培养出来的精英留学生。每个人也都是经过一番折腾，才顺利飞向新大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