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教授从近代史谈中国的民主法制之路

袁偉時/梁燕城：現代化的文化根源

--------------------------------------------------------------------------------
发布时间：2002-3-1　文章来源：本站 文章作者：袁偉時/梁燕城  


                        ——關於近代中國的對話

    (2001年3月30日)   

    梁：我一直想探索中國在近代歷史發展過程中，爲什么很長一個時期不能取得成功，在其背後有沒有文化根源？這方面的討論很多，但都是一般泛泛而言，例如什么古典文化不夠，以及由此引出什么問題，但是也真的很少在近代史及現代史裏面，深入探討那個時候人物的思想和情況。你在這個方面是有成果的，例如，你從八十年代開始就研究傳教士、曾國藩等問題，尤其從正面肯定了他們的貢獻。你能不能介紹一下是如何開始這些研究的，並且得出了什么結論，以及在研究中發現了什么問題需要注意的？


    袁：這個問題一直是我關注的重點。一八四0年後，中國的發展道路爲什么走得那么曲折，那么坎坷？一直到今天，中國要解決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如何現代化，如何走出中世紀宗法社會，變成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這是事關將近1/4人類的大問題。我的學術研究，無論是思想史方面，或者政治史方面，其實都是想回答這個問題。追尋到最後，這裏的確有一個文化根源問題。

    像中國這樣一個有悠久歷史的大國，很容易背上自以爲固有文化很優越的包袱。問題出在你那些先進文化，那些悠久的歷史傳統，到了十八世紀以後，甚至更早一些，在十六十七世紀之際，也就是明未清初的時候，已經落後了。

    在明代之前，中國很多方面都是先進的，但利瑪竇一到中國，就發現中國文化有很多缺陷，而那些缺陷成爲我們長期的沈重負擔。

    明未清初，王宗羲、王夫之等，作爲思想家，有很多先進的觀點，但他們的影響很小，他們的思想沒有轉化爲社會的主流文化。這不是偶然的。

    幹隆年間，大清帝國的版圖和國力登峰造極，稱爲盛世，可是從世界範圍中比較，已經很落後了。表現之一是拒絕跟外國平等相處，馬嗄爾尼代表團來的時候，那種落後的觀念和體制令人啼笑皆非。

    鴉片戰爭以前許多思想家已經覺察到體制要改革，用他們的話來說是“自改革”，不動搖原有的體制。

    但鴉片戰爭以後，已經不是這個問題了，整個社會能不能轉型已經成了盛衰存亡的關鍵。轉型的關鍵是要向西方學習；因爲那個時候的人類文明的新成就——現代文明都體現在西方（西歐、北美）國家。

    從那個時候一直到現在，都碰到這個問題：願意不願意，認真不認真接受人類文明的這些共同成果？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東西，但不能不正視一個問題，西歐北美成了世界先進文化的領跑者，現代文化在那些國家已經生根了。他們當然有一大堆問題，但由於有一個自由、民主的制度，給了他們強大的自我更新能力，可以不斷自我批判，推動社會持續前進。

    19、20世紀中國，有兩個最重大的歷史轉捩點：1894和1949年。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失敗，那個時候不少中國人，得出一個結論，中國要富強，一定要學西方，即使孔子複生，也沒有第二條道路。從朝廷到一般的社會精英，普遍接受這個觀點。反對的有，但贊成的相對多。不過，還有嚴重反復。歷經戊戌政變、義和團事件，招致奇災巨禍，才在進入20世紀的頭一年，開始實行“新政”，給要不要學西方的爭論劃上句號。

    得出這個結論，化了多少時間？從1840年到1901年，整整60年！而且起初只在經濟領域蹣跚學步，從1905年起，才下決心廢除科舉，總算解決了耗費中國人黃金歲月的早已落後的制度。也是在這一年，宣佈開始政治體制改革，但很不認真，終於導致大清帝國滅亡。

    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向世界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共產黨找到了一條正確的救國救民的道路。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大都真障嘈胚@個結論。我那時不滿十八歲，一腔熱血也想爲中國的現代化作貢獻，下一年，考大學，毫不猶豫報經濟系。但情況一直不太好，反右，大躍進，以致發展到文革那樣的大災難，包括知識份子在內的中國人飽受“全面專政”的折磨；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與50年代相比，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拉大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這樣的情況下才開始開放改革。這個開放改革也一直在摸索，直到九十年代，終於得出一個結論，應該與國際接軌，特別是經濟上必須與國際接軌，按照世界共同認可的遊戲規則來改革我們的經濟。這是鴉片戰爭後費了半個多世紀得出的結論，也是四九年後五十年得出的結論！

    這兩個轉折付出了多大的代價？恐怕誰也說不清。不知有多少生命，多少財富白白浪費掉了。鴉片戰爭後的五十年，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大的戰爭，內戰或外戰，還有天災。一九四九年後也是多災多難，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但是這個結論得出以後，還不是一帆風順。大清帝國的反復可大了，出了戊戌政變，出了義和團，弄到首都被占，平均每個中國人罰一兩銀子（賠款四億五千萬兩）之後才有改革，實行新政。

    現在我們認識到要與國際接軌，但還是光從經濟領域看。那么，文化教育和其他領域要不要跟國際接軌？這幾年我一再說，我們的大學要建立現代大學制度，要學西方，實質上也要與國際接軌。沒有學術自由，沒有大學獨立，沒有教授治校，大學就不可能擔負起文化更新、知識創新這個重任。這些話其實是現代文化常識。可悲的是在中國還要大聲疾呼。更可悲的是還被一些人目爲異端邪說！現在國內很多人講教育，講素質教育，根本就沒有抓著要害，特別是中小學的素質教育，還沒有接觸到根本。根本是什么呢？就是八個字：自由思想，獨立人格。不抓住這個基本點，著意培養現代公民意識，一切都談不上。

（早在19世紀初，著名的德國哲學家費希特就指出：“教育必須培育人的自我決定能力，而不是培養人去適應傳統的世界，不是首先著眼於實用性，不是首先要去傳授知識和技能，而要去‘喚醒’學生的力量，培養他們的自我學習的主動性，抽象的歸納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們能在目前還無法意料到的種種未來局勢中自我作出有意義的選擇。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個民族！”如果不從小就尊重被教育者的獨立人格，著意培養他們成爲能夠自由思考的現代公民，那樣的素質教育，不過是奴性教育的修訂版。）

    所以，我認爲這個過程還很艱巨。更困難的的是政治領域。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些是妖言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