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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Questions
By Rush Rhees
Edited by D. Z. Phillips
Swansea Studies in Philosophy
Part I
3 Some Developments in Wittgenstein’s View of Ethics
据可靠消息，Rush Rhees是维特根斯坦遗嘱执行人之一
摘要：
维特根斯坦对伦理学看法的一些演变
在《逻辑哲学论》（6.42）中，维特根斯坦说，“不可能有伦理命题”（there can be no ethical propositions），但他仍然认为谈论善恶意味着一些东西（speaking of good and evil means something）。他本可能说，“a value which has value”这样的表达是源于语法困惑的胡说（nonsense），但他却说，“if there is a value which has any value, it must lie outside the whole sphere of what happens”。
“不可能有伦理命题”是对“所有命题的价值是相等的（6.4）”的解说。6.4首先说的是所有逻辑命题的价值是相等的，而当谈及“伦理命题”时，其另一层内容凸显出来，即所有事实命题（statements of facts）的价值是相等的。而所谓“伦理命题”不是用以描述的。
比较“事实世界之外的绝对价值”和“事实世界之外的逻辑必然性（logical necessity）”。两者都不可说，但后者可通过T-F记号的重言式和矛盾式来显示。但T-F记号无法表示绝对价值的判断，因为对其谈不上真假。原因是在《逻辑哲学论》中，以及在《伦理学讲演》的许多地方，维特根斯坦说的“真假”，是在科学预测可以为真为假的意义上谈的。
绝对价值和逻辑必然性还有更深的区别。如果考虑形如“你应该……（you ought…）”的伦理规则，第一个想法会是，“如果我不又怎么样？（and what if don’t？）”，仿佛那谈的是相对价值。对于绝对价值，这问题没有意义。但仍可以问，“以什么逻辑？（by what logic？）”
如果我说，“那么这些角必然（must）相等”（一个几何证明），那就没有别的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如果我说，“你应该想做更好的人（you ought to want to behave better）”，那也没有别的选择。你也许会说，“如果我不想又怎么样？”，但那只是因为实际上你不想，也没有什么使得你想，或者你只是说，这里没有应该不应该的（there is no ‘ought’ about it）。但要是你真把“如果我不想又怎么样？”当成一个问题（question），你就没有弄懂我说的（“你应该想做更好的人”）是什么。
“你应该在钻孔之前，确保带子已夹紧了。”“如果我不又怎么样？”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不会发生什么。
但是，“你应该想做更好的人。”“如果我不想又怎么样？”我能告诉你什么呢？
但“没有别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在逻辑上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说出（或想要说）价值判断，不是在任何情况（circumstance）下，而只在那么说有意义的情况下。而在那些情况下，有些回答和提问是有意义的，其它的则没有意义。在《逻辑哲学论》里，这想法至少是暗藏（imply）着的。但却没有推演出来（work out），而且，以维特根斯坦那时对语言和意义所持的看法，也很难推演出来。
到了《伦理学讲演》，他已经改变了对语言和意义的看法。他不再认为可以用真值函数给出命题的一般说明。有许多命题的系统（system of propositions）。他称之为“衡量系统（systems of measurement）”和“独立的描述坐标（independent co-ordinates of description）”。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有伦理命题的系统。他仍旧把语言看作主要是用来描述的。
在《伦理学讲演》中，他更多地从例子出发来讨论。
一个例子：一个人说，“我知道我网球打得不好，但我不想打得更好。”对方只能说，“嗯，那完全可以。”这个回答是一个价值判断。
另一个例子：一个人说，“我知道我做人做得不好，但我不想做更好的人。”还能不能作同样的回答呢？维特根斯坦说，肯定不能，那样回答是无意义的。
比较两个例子，问题并不在于哪个回答就事实的描述而言是可理解的（intelligible），问题在于在这个伦理判断的游戏中，哪个回答是可理解的。对于后一个例子，这样的回答是很自然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回答：“哦，你应该想做更好的人。”它并不是语言的误用。
但维特根斯坦却在讲演尾段关于“绝对安全”的例子里，坚持认为这类说法是无意义的，因为那“越过了语言意义的界限”。这可能与他的另一个想法有关，即把价值判断看成意志的表达（expressions of will）。《逻辑哲学论》区分了善恶的意志与经验的意志。与后者不同，前者乃是以整个世界为背景的（《Notebooks》）。
后来他批评（criticize）了这种想法。如果你已经说了它是什么，而它又是不能表达的东西，我们就要怀疑，表达它和说它是什么究竟有什么不同。（If you have said what it is that cannot be expressed, we begin to wonder how expressing it would differ from saying what it is.）（这里的意思不太能懂，似乎是说，在说出的话背后，也许并没有什么说不出的东西。）
为了理解一个价值判断，我们需要知道许多东西（如文化的、宗教的、当时的情况等等），假如这些都已经知道了，我们仍然可以问，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超越所有情况”的意思？如果你说有，那么会是什么意思？一种回答是，那在你的深处（that it goes deep with me when I say it），那将特别体现在你随后的行动中。而我们将能理解你。也就是说，存在某些我们可以作出价值判断的情况。而《逻辑哲学论》对这一点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它谈到了“人生问题”，但没有如维特根斯坦后来做的那样，问“在那些情况下可以谈论人生问题”。
一次（1942）我问维特根斯坦有关学习伦理学的问题，他说很奇怪，可以找到这样一些伦理学的书：其中却没有提到真正的伦理问题。我想，他说的“问题”是指“可能想象一种解答的那些问题”。我提出了这个问题：Brutus刺杀Caesar是否是个高贵的行动？他说这根本不是可以讨论的东西。“你不可能知道他决定杀Caesar时心里想什么。他要想些什么，才能使你能说，杀了朋友是件高贵的事？”（作者注：引文是谈话后几小时记下的）他又谈到克尔凯郭尔的问题“一个人是否有权为了真理放弃自己的生命？”，他说“对我那根本不是个问题。我不知道‘为了真理放弃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为此一个人要感觉到什么，等等。就像问一股蒸气后的两根棍子哪个更长一样。你会说‘但是肯定有一根更长’。但我们怎么能理解这个？”
随后我又提到这种情况：一个人不得不决定，是离开他的妻子，还是放弃癌症研究的工作。维特根斯坦说，这个人可能会衡量他对妻子的爱、责任，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怜悯，无论他最后怎么决定，随后的结果可能会影响他的态度，他会说“感谢上帝我离开了她”，或者“感谢上帝我还是和她在一起”，或者他不会说“感谢”上帝，而是说相反的话。
“我想把这称为一个伦理问题的解决。”维特根斯坦说。
他继续说，这是对于没有道德标准（ethics）的人而言的。对于有道德标准的人（比如说有基督教的道德标准），“应该离开还是不离开她”不是个问题。有些人会问，基督教道德标准对这事的处置是否正确？但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因为这里没有判断的依据。
后来，维特根斯坦又回到过“正确的道德标准（the right ethics）”这个问题。1945年有过一次，当时他正讨论伦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关系。他说，假设你只是描述各部落的习惯和习俗（Sitten und Gebrauche）：这不是伦理学。（意思可能是，这里没有正确和错误。）研究习惯和习俗，与研究规则和法律不同。规则谈得上遵守得是对是错，习惯则谈不上。即使在一个系统中，某个伦理判断也谈不上对错，因为“p is true”的意思只是“p”，如果我说“尽管我相信如此这般是好的，我也可能是错的”，我无非是说我的判断有可能被否定（deny）。而说某个伦理系统是正确的，无非是说我接受（adopt）了这个伦理系统。而如果你说有多种伦理系统，那你的意思不是“它们都同样正确”。那种表达没有意义。那就像说每个人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都是正确的。
这些谈话片断与他后期对语言、逻辑和数学的谈话相呼应。我们用“伦理学”称呼许多系统。虽然不同伦理系统有一些共同之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研究伦理学的本质。
在《逻辑哲学论》以及《伦理学讲演》中，他会谈论“说一件事的不同方式”（different ways of saying something），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任意的。而当他写《Brown Book》时，他也经常描述“做这件事的不同方式（different ways of doing it）”，但他不将其称作“说同一件事的不同方式”。
当他说“任何给定的语言游戏或人类交流系统是完备的（complete）”时，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想为之给出一个更充分、更精确的系统，你是陷入了幻觉。新系统里说的无论什么，都将不是原系统里说的东西。而当我们研究异于我们的伦理系统时，有一种特别的诱惑去解释（interpret）它们。我们不是去看那里发生了什么，而是倾向于认为那些伦理讨论具有某种对我们而言的意义。（We are inclined to think that expressions as they are used in those ethical discussions have some significance which they suggest to us – instead of looking at what is done with them the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