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长和通信员
这次回家，吴立然收获不小，翻翻挎包里的东西：吃的、穿的、笔记本、书籍……什么都有，全是姐姐给他准备的。物品之丰富，搞得当领导的在旁边看了也十分羡慕：有个姐姐真不错呀。
“不过，要那么多鞋子没用，咱们骑兵不费鞋，还不如多做条裤子”
“可是我姐只会做鞋，妹妹只会缝鞋垫，没办法”
“你妈是军服厂的劳模，她肯定能够做得好啊”
“正因为她在军服厂工作，反而就不能为我做军服了嘛！”
连长想一想也是。不能假公济私，那时候根据地的人都挺自觉的。
四五年五、六月份，冀鲁豫军区实施了“东平战役”，相继收复山东东平、东阿两座县城，消灭了周边地区的日伪军和顽军孙秉贤部。这次战役以八分区和十一分区部队为主力，其他分区提供支援，九分区骑兵团也被“借”去担任警戒、打援任务，在鲁西南一带活动。
刘连长和通信员赶到东明县，半道上遇到了二营的人马，老战友们欢聚在一起，告诉他俩战役已经结束了，部队正陆续归返原建制。王元力这时候已经是四连连长了，他得意地拿出一把蒙古刀，这小刀是在刚结束的巨野战斗中缴获的，大约有半尺长、牛角刀柄、刀鞘上镶了个银质的马头，十分漂亮。指导员蔡修仁说：这是四连集体送给大刘的纪念品，刘排长在四连期间负伤两次、立功三次，配得上这把锋利的钢刀！
告别老连队，走到东明县官寨附近，看见路边上坐着俘虏兵、远处还有骑兵分队在搜索警戒，一连指导员张风翔和战士们正在帮老百姓清理被战马踩踏过的庄稼。见到新连长，大家都很高兴，告诉他说：刚才“搂草打兔子”，在行军途中消灭了一个伪军警备大队。
原来，东明县有个伪警备大队，队长姓封，外号叫“三截棍”，早年在济南当过镖师，江湖上人称“一对骡子一对枪，一对夫人一对娃”，意思是说这家伙腰间一把盒子枪、手中一杆红缨枪，本人是骡子脾气、坐骑也是匹大青骡子，家里有俩老婆还有俩双胞胎儿子。
“三截棍”带部队如同开镖局一样。手下三百多号人来自三教九流，从二三十岁到五六十岁的都有，拖家带口、各有副业。当兵的每天早晨出操练武，跟着长官“混——哈！唬——哈！”地比划一番，然后就牵着孩子回家；轮上值勤的时候，士兵在城门站岗、他老婆就在边上摆摊，一人握枪一人拿秤、当差做买卖两不耽误。这样的汉奸队伍，除了祸害百姓就没有其它本事了。
到了45年，“三截棍”觉得再替鬼子办事靠不住了，就联系上国民党山东二区专员孙秉贤，于是，孙专员（兼二区保安司令）送给他十把德国造“快慢机”、还委了个国军的番号。“东平战役”开打以后，东明县的日军都出动去和八路军打仗，城里就只剩下一家日本买卖人，“三截棍”一看时机不错，就把这倒霉的小鬼子抓来杀掉，然后扯掉伪军旧徽章、换上“山东第二行政区警备团”的新胸标，宣称是起义了。
不过，虽然起义当了国军，这小子干的却还是老本行——不上战场打仗，专门下乡抢粮。谁知道运气太差，忙着翻箱倒柜的时候，偏巧正遇上了路过的八路军骑兵。
巨野战斗打垮孙秉贤主力之后，骑兵团奉命归建。一营当天的宿营地是东明县吴屯村一带，部队经过官寨附近，有群众报告说伪军正在抢粮食，营长张存有、教导员张剑东随即命令部队暂停行军，先把这帮家伙消灭了再说。
一连主攻，二三连迂回两翼，骑兵策马冲杀过去的时候，“三截棍”的部下指着自己胸口的新标牌大叫：“别打，别打！是友军”。
骑兵们一开始也被闹懵了，搞不懂这“第二行政区警备团”是什么意思，等弄明白原来是孙秉贤的部下，又挥起马刀继续砍：“打的就是你这个友军！”。
警备队被撵得东逃西窜，跑进一片果林，又躲在里面喊：“别打了、别打了，双方休战，你们赶路、我们回家”。
“先交枪投降，再放你们走”。
听说要缴枪，林子里就有人骂开了：“破骑兵！别太得意了，刚才是没认真打，小心把老子惹毛了，你们一匹马也剩不下”。
这一下先把骑兵们惹火了，集中火力朝着树林里一阵射击。里面又猛喊起来：“八路别打了，真的别打了！我们打不过，愿意缴枪”。
“知道打不过八路军，为什么刚才不投降？”
“刚才骂人的是我们队长，现在被你们打死了”。
这一仗，从变换行军队列到结束战斗不过半个小时，三百多人的伪警备队就被骑兵一营消灭干净。“俘虏”中还有个三岁的小男孩，赤条条一丝不挂的，手里抓着把枣子浑身又是汗又是土好象个泥猴子一样，原来，这孩子的娘死得早，当爹的站岗值勤、行军打仗还得把他带上，是个随军娃娃。
张教导员训了几句话，留下当官的送地方政府甄别，其他的喽罗兵都放了。骑兵没有伤亡，缴获了一百多条枪和十多挂大车，当然还有“三截棍”的那匹大骡子。
当天夜间，一连驻扎在吴屯村，刘连长正式上任，虽然是到新连队任职，但大家都是骑兵团的老人了，彼此并不陌生。晚上，指导员张风翔抱来几把刚缴获的盒子枪，刘大爷选了把八成新的快慢机，要在以前，德国造二十响手枪必须先上交军分区、再由上级统一分配，如今缴获增多政策也就放宽了。
按当时的习惯，连长和指导员可以有一枝备用枪，这枪平时是由通信员背着的，有时候，判断一个连队的战绩如何，看通信员的装备就知道一半。
红军出身的干部喜欢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做“小鬼”，到刘大爷他们这一拨已经不这么称呼了，但干部和通信员的关系依然十分亲密。身边有个能干的通信员，当连长的能省不少心，吴立然是个爱整洁、有条理的小伙子，平时总挎着两支匣枪两个公文包，外带挎包急救包水壶饭盒子，身上鼓鼓囊囊满是东西，从文件地图铅笔记录本、到香皂牙粉香烟茶叶应有尽有，把连长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开始的时候，俩人住在一起并不习惯，通信员是学生出身，有读书写字的爱好，可当连长的却拿起笔就头晕。刘大爷说，别人都是领导熬夜办公、随从陪着犯困，只有他俩是倒过来，通信员看书写笔记弄到半夜三更，他这个当连长的守在边上陪着打瞌睡。不过，刘大爷从没有反对过吴立然的学习，虽然自己不喜欢看书，但他知道爱学习是件好事，很希望小通信员今后能有大出息。吴立然牺牲以后，他要求继任的通信员警卫员都要读书写日记，渐渐地，连他自己也养成了做笔记的习惯。
当排长的时候只要带头打仗就行，当连长以后需要管的事情就多了。
安排警戒放哨、组织行军作战，这些工作对刘连长来说都好办，比较头痛的是后勤管理。骑兵连一百多号人、一百三十匹马，无论走到哪个村都是惊天动地的，“号房子”首先就是个大问题——群众觉悟不同、经济条件不等，有的很积极热情有的需要做思想工作；谁家房子大、谁家女眷多，事先也要调查清楚；还要考虑马厩设在哪里、伙房设在谁家、连部在什么地方办公……稍有差池，不仅影响连队宿营、还会破坏部队形象。
这些事，吴立然办得挺好。行军时派他打前站，连队到达目的地，早就有干部在路口迎接了，一大群小孩也在村口挥着手喊：“一排一班的叔叔到我家来”、“二排一班在哪里？我给你们带路……”，有的人家没安排住宿，那家的孩子就羡慕死别人了，哭着喊着非要拽几个战士回去不可。
连长、指导员和通信员住的地方也就是连部，一般屋里能有张大方桌、屋前有个比较宽敞的院子。干部们安顿下来就要准备吃饭问题，当时，骑兵的粮草主要依靠就地征集，每个连一天大概需要一千斤粗粮、两千斤草（包括烧饭用的柴草），筹集粮草的工作就在连部办理。
把大方桌在院子里一摆，儿童团员们就纷纷跑来向吴立然报告：“俺爹说拿一百斤干草”、“俺娘说交五十斤玉米”、“我家有二十斤面粉” ……小吴根据各家的情况开具收条，再由连长盖上章，这些物资就算是八路军借用的了，凭这个收条可以向地方政府领款或者抵偿公粮。
小吴通信员把条子交给儿童团员，然后一本正经地敬个军礼：“同志，谢谢你！一定要小心保管好八路军的收条”，小孩们顿时激动万分，赶忙立正敬礼、捂住口袋撅着屁股跑回家去了。
原本麻烦的事，让通信员轻轻松松地解决了，连长到各家去感谢群众，发现妇女儿童们对小吴都挺拥护的。这也难怪，吴立然从抗敌中学毕业后就在公安大队工作，公安队的任务是教育群众、肃奸除恶、维护治安，他是个小八路，一直负责联系妇救会和儿童团，当然对如何发动女人孩子很有经验了。
时间一长，骑兵团的干部们都知道一连通讯员是个孩子王，能指挥着小娃娃到处跑，也曾经有好几个指导员来打小吴的主意，刘连长当然不肯放他走。
六月底，骑兵团回到沙区休整。29日白天，从濮阳方向开过来一辆小汽车，那时候这玩意比较少见，战士们都围上去看稀奇。车上坐着九分区副司令员赵东寰和况玉纯，他俩遇到骑兵也很高兴：“你们正在训练啊，那好，来一个冲锋表演，看看谁威风”。
一连排成两列纵队，把小汽车夹在中间，赵司令员一按喇叭，大家就开跑。汽车在黄河故道上开得“卡嘣卡蹦”直响，扬起漫天黄沙。战马刚开始对旁边的怪物还有点害怕，过一会就放开了，越跑越来劲，纷纷超越了汽车。比赛结束，赵东寰操着东北口音说：“不错不错，冲锋速度够快的，到战场上也能这么快么？”，战士们回答：“比这还要快呢！”，司令员很满意，开着车子往团部去了。
刘连长估计：分区首长到骑兵团来，绝不会是为了赛跑比威风，肯定是又要打仗了。果然，过了不多久就传来命令：各连通信员到团部待命。
吃过晚饭，通信员小吴带来了行军指示：一连夜间拔营，担任团队前卫向楚旺方向开进，秘密控制蔡村卫河渡口后，等待团部命令。另外还有两条：一是行动要快要保密，二是行军时，白马在右边。
一连都是黑马，刘大爷以为“白马在右边”是指三连（白马连）在一连的右翼，所以也就没在意。不过，既然是担任前卫秘密开进，就要封锁行动消息、行军线路也要尽量避开村庄。他向各排长传达行动计划、强调了行军纪律，天黑以后，一连首先派出伪装成便衣的斥候分队，然后紧急集合、上路出发。
这一仗,是刘大爷当连长后第一次上阵,可这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部队是要去哪里打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