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交锋--1996年台海危机的内幕

中美交锋--1996年台海危机的内幕


一九九六年三月初，克林顿赫然发现，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互开火突然可能成真。

“shit！”克林顿一边喃喃骂着，一边把注意力放在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夏利卡什维利在与国务卿及国防部长达成协议后所准备的惊人、坦率报告上。

三月五日，中国宣布将进行飞弹试射，从大陆对距台湾主要商港不远处的外海“目标区”发射地对地飞弹。

两天后中国开始试射飞弹，在那段极短的时间内，克林顿处理美国外交政策的能力再遭考验。

克林顿召集国家安全顾问到白宫研究可能的战争形态及美国的反应。在波斯湾战争期间因机智及务实作风而赢得好评的四星上将沙利卡什维利已准备好一份附有图表的活页报告，现在这份报告放在克林顿面前，报告中用梯形来显示万一中国发射的一枚弹道飞弹射偏，实际命中台湾，或是如同情报所指出，大陆故意把飞弹瞄准台湾目标，或者是解放军已集结在台湾对岸的十五万名部队攻占台湾所控制的金门、马祖等外岛时，情势可能升高的状态。

中国在台湾三月二十三日举行总统大选前数周升高军事演习的步调，情势的确可能有失控的危险，美国却无法控制会促使情势升高的两造。

美国情报界的评估是，中国的军事演习并非犯台的前奏。相反的，中国是在进行威吓，从事炮舰外交。然而，美国军事舰长，特别是人称沙利的沙利卡什维利希望白宫没有人会轻忽有发生意外事故或错估的真正危险。这位将军静静坐着，修剪过的头发露出灰色，绿色军服胸前挂满战斗勋章。

当他坐直时，开阔的脸上没有平时的幽默，他的举止充分说明了他提交克林顿总统的评估报告十分严重。各军种参谋首长都直言无隐。他们对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并没有很高的敬意，因为他做出了引起这场危机的决定？？去年春天给予台湾李登辉签证访问美国时，他们并未获得咨询，虽然核发签证引起中国军事反应的事实已足以证明应把他们列在团队内。现在既然结果已经发生，他们决定尽量专业的把情形说清楚，先指出克林顿面临的危险，其次提出，系列令人不愉快的选择方案，若是一方面开始开火，他就得从中选择对策。

沙利卡什维利的报告使克林顿感到事态严重。意外爆发战争的风险相当大。他的眼光离开沙利卡什维利的报告后，环视坐在桌前的国务卿克里斯多福、国防部长培里、国家安全顾问莱克，然后告诉他们他非常震惊。台湾情势就如一桶火药，他们必须竭尽所能防止即将发生的浩劫。他说，他不希望沙利卡什维利在简报中提到的任何可怕的情况出现。克林顿不必提到一九九六年是大选年，与中国发生难以预测的军事对抗，美国人可能死伤，都绝不是他在即将来临的竞选活动中所乐见的背景。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还记得美国在索马尼亚的任务对克林顿政府第二年所造成的损害。

克林顿说，此外，得有人把李登辉必须让步的讯息告诉台湾，因为克林顿不能冒每次李登辉想到美国参加校友会或在夏威夷打高尔夫时，美国就有可能卷入战争的风险。传达这个讯息的任务落在美国安全副顾问柏格和主管政治事务国务次卿塔诺夫身上。他们将安排在纽约与李登辉的高级助理私下会晤，并与他严肃讨论美国的希望。

但那个周末无论克林顿或他的顾问都未处理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协防台湾会到何种程度？

一九五八年时，美国军舰曾为台湾军方的补给舰护航到距中国大陆海岸线一里内之处，使台湾部队能为金门马祖驻军卸运军火和补给品。大陆方面若射击，一旦有偏差就可能击中美国军舰，使情势升高，导致战争。

但在一九九六年，几乎没有人认为，一旦这些外岛攻击时，美国会因协防这些岛屿而冒战争的危险。在一九九0年代，台湾军方已减少金马有遭中国占据之危。五角大厦官员认为，紧守金马是冷战时期的过时观念。这些岛屿本身实际上已成为博物馆，处处是密如蜂巢的地下碉堡、营方和弹药库，并以坑道连接。在一九九九0年代，走过这些坑道的观光客比军人还多。
不过，中国只要攻击金马外岛等台湾所控制的领土，台湾三军仍然准备进行报复。一九九六年初，台湾军事指挥官在向美国官员私下简报时，曾概述他们打算对大陆进行的各种空袭。他们在地图上指出空军基地、飞弹基地、雷达设施、补给库等地点，表示将以自己的轰炸机和飞弹予以摧毁。

看来好像只要丢下一根火柴棒到这个火药盒，爆炸就可能发生。

向克林顿提供建言的顾问，每个人年纪都比大。，外交政策和危险处理的经验也比他丰富。毫无疑问，他们正在验收去年五月克林顿突然同意了李登辉访美的结果。李登辉的政府曾保证，李登辉那次访美之行将是“私人访问”，在他的母校纽约州绮色佳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但等李登辉抵达时，康奈尔大学却布置得好似举行政治大会，而且他那透过电视向世界各地转播的演讲也绝对称不上是私人性质。李登辉在演讲中宣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主权，数百名支持者挥舞国民党党旗大声欢呼，而这些旗帜正是蒋介石流亡政府的象征。

一九八八年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逝世后，李登辉成为第一位土生土长的台湾统治者。靠着开朗的笑容、优雅的风度和天生的精明，他在台湾政坛左右逢源，即固守国民党的传统根基，也争取到台独的选票。受过日本和美国教育的李登辉对于与大陆建立桥梁或抚平中国内战的伤口没有多大兴趣。相反的，他把焦点放在分离主义的政治动作上。利用巨额经费作后盾，他还收买了二十多个愿意正式承认台湾（并与中国断交）的小国外交关系。不论与大陆进行何种谈判，他都带着恨意进行，国民党内也有人怀疑他在关键时刻破坏两岸对话。他对统一问题保持一定距离，坚持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共产党一党专政，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就不会放弃主权。

一九九五年他表示愿捐联合国十亿美元，以买下联合国大会的席位。他还规避自己政府的官僚体系，聘雇华府的一家公关公司就此事向美国国会游说，表示台湾的总统应能访问美国。这也显示他知道美国是他提出自己主张的最重要的地点。这个讯息很简单？？台湾与美国抱持相同的民主价值，美国应该支持。自尼克松以来的美国历任总统都拒绝让台湾总统访问美国，因为他们相信若让台湾领导人在美国享有政治论坛，将会破坏美国对“一个中国”的保证，且毫无必要的刺激中国。克林顿和国务卿克里斯多福在他们就职的头两年都严守这个标准。事实上，克里斯多福及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洛德曾一再向中国领导人保证，美国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

但一九九五年五月，李登辉却得以利用共和党所控制的国会热情，扭转美国政坛潮流，迫使克林顿发给签证。克林顿的高级顾问，包括克里斯多福、培里、莱克在内，都同意这项决定。他们不理会国务院及国家安全会议内部中国问题专家的警告。由于克林顿总统心意已决，莱克甚至指示不情不愿的幕僚改变他们原先所做的负面建议。

在克林顿看来，作这项决定根本不须费脑筋，他并主导顾问们作了这项决定。他认为，对一般美国人而言，这是很简单的言论自由问题。李登辉拥有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并由杰出的学者邀请返回母校。不管在什么时候迫害言论自由在政治上都愚不可及，何况共和党已控制国会，压制言论自由的风险更大。国会参众两院分别在五月二日及五月九日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参院是以九十七票对一票通过，众院以三百九十六票对零票通过），要求让李登辉访美。克林顿说，如果他不顺从国会意愿，国会很快就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相关法律，届时他便会面对是否要予以否决的危机。

克林顿说：“我不希望我的第一次否决是用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上面。”这句话反映出他很怕被迫处在必须为自己在竞选期间大力抨击的政权辩护的境地。

李登辉访美后，中国的指控逐步展开。首先中国方面默不作声，接着是微弱的反应，然后似乎是源自中国军方的抨击突然爆发。一时之间，中国所有的传声筒同时对李登辉展开谩骂式的攻击，谴责他是分离主义分子，寻求“脱开祖国”。第一批六枚中国飞弹从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发射到距台湾北部约一百里的东海，使台湾股市惨跌。美国国务院约见中国驻美大使，提出强烈抗议。克林顿的顾问尴尬之余，力图冲淡这项反应。

在北京，执政的政治局通过一项军事演习计划，这是包含模拟两栖攻击、空战演练、实弹射击等乐章的全套交响曲，将由中国解放军在八个月时间内指挥演奏，并且在一九九六年台湾选民前往投票所首次直接选举总统时达到最高潮。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李登辉领导的国民党在立法委员选举中失去许多席次，拥有的席位创历史新低，只比过半数略多一点。这要归功于北京，们的文攻武吓似乎已经生效。大陆报纸开始把台湾海峡称为“南京战区”。

但更大的冲击要到新的一年才降临，中国新华社三月五日突然宣布，中国解放军将从三月八日至十三日在华南沿海的外海，进行更具威胁性和挑战性的飞弹试射演习。新闻电稿上打出经度和纬度，并形容它是“禁制区”，警告所有的商船都要远离该区。当华盛顿划出座标时，赫然发现这次演习简直就像要对台湾发动攻击。“目标区”距台湾的商港入口不会超过二十至三十里，而且就在国际海运线中间，近到足以让台湾人听到飞来的弹头以每小时四千五百里的速度由大气层降落的音爆。

中国宣布试射飞射的消息后，白宫采取拒绝面对现实的态度。国家安全会议没有开会，反而是莱克、培里、沙利卡什维利和克里斯多福等“要员”在战情室会商，而克林顿并未参加。椭圆形办公室没有发布任何消息。从外表看，没有人认为中国会真的试射飞弹似的，但中国的确试射了飞弹，而且是在他们宣布试射日第一天的午夜之交进行。

华盛顿仍是三月七日的美东标准时间上午十一时（北京时间八日凌晨零时），美国情报卫星侦测到两枚飞弹由隐藏在大陆东南深谷和山脉里的机动发射器发射升空的浓烟。负责操作中国核子飞弹及传统飞弹的中国第二炮兵部队士兵和支持人员为飞弹空中窜入夜空而欢呼。一枚飞弹在降落时通过台湾最北端上空。在世界的另一方，白宫发言人麦克瑞正在准备他的中午新闻简报。中国试射飞弹的消息由国防部全国军事指挥中心驰报位于白宫地下室的情况室，然后传到麦克瑞那里。

正午过后不久，麦克瑞在白宫西厢新闻室的讲台说：“这些飞弹试射？？我们有许多理由相信试射已经进行？？我们认为既具挑战性也很轻率。”

此事的确令人震惊。中共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射极为精准且可能威胁到台湾经济命脉的致命新式武器。第七舰队、航空母舰或军机都无法阻止大批弹道飞弹。台湾对这些飞弹毫无防卫能力。这些试射引出一个问题：在任何未来的冲突中，中国是否可能根本不必出去飞机就打赢对台湾的空战？靠着精确有弹道飞弹，中国可破坏跑道，瘫痪台湾的八座军用机场，防止台湾的空军集结对抗中国的海军封锁。

台湾若遭封锁，将威胁到美国及日本的利益。克林顿势不能不挑战台湾周围重要海运线被封锁之事。正如一九八八年美国在伊朗和伊拉克所谓“油轮战”期间，被迫挑战伊朗封锁波斯湾国际海运线的企图一样。而要进行挑战，美国军舰必须驶过封锁区。根据作战准则，中国一旦启动锁定目标的雷达，意示准备开火，美国海军指挥官必须进行攻击。美国部队要有摧毁中国军舰或危及美国舰艇的大陆沿海飞弹或火炮阵地的准备，如美国在一九八八年攻击及摧毁伊朗军舰一样。要保护部署在台湾附近的美国部队，必须使用与波斯湾一样的作战准则。

美中若发生对抗，可能危及克林顿的总统职位。这次危机是在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过渡期发生。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马克上将因对驻琉球美军一九九五年九月强暴一名十二岁的日本女学生之事发言不当而辞职，获提名接替马克遣缺的普鲁赫上将仍在华盛顿出席参院的提名认可听证会。

沙利卡什维利将军约见普鲁赫并告诉他，目前采取某些初步措施以便一旦战争爆发时动员部队协防台湾并不嫌早，但绝不能把这些行动告诉台湾领导阶层，免得他们愈来愈大胆。普鲁赫在极机密的情况下召集太平洋舰队指挥部参谋于檀香山开会，准备把大批弹药、零件和爱国者飞弹等飞弹部署到台湾，协助台湾防卫人口焦距地区免遭中国飞弹攻击。一旦中国发动攻击，随同这些补给品出去的将是美国军事顾问及后勤人员。
在中国宣布试射飞弹时，正停泊在菲律宾马尼拉湾的美国航空母舰独立号结束了港口访问，把在岸上休假的水兵召回船上，次日，亦即三月六日上午，这艘巨型军舰启航穿过吕宋海峡北行向台湾东部前进。第七舰队指挥官克里明斯也悄悄集合部队。

然而，五角大厦内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悬在空中的问题：如果数百或数千美国军事人员拥进台湾，他们该在何时及何种情况下离开？自从华盛顿与北京在一九七二年签署海上公报及一九七九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即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军只要部署在台湾，即使是防卫性质，都会被北京视为入侵。中国一定会在联合国提出这种主张，而中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享有否决权，可用来在很多关乎美国安全的重要问题上不利美国，例如防止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围堵伊拉克总统海珊、维持巴尔干半岛和平等。

克林顿的许多顾问，包括即将去职的驻北京大使芮效俭都认为，如果克林顿过去曾把注意力放在对华政策上，他应该可以预见国会议员会以压倒性多数支持让李登辉访美，并透过及早与北京协商而防止这次危机。若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高峰会，将可使克林顿政府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接着他可在更轻松的情况下解释何以在政治上必须让李登辉赴美进行非正式访问。随后的访问？？先是江泽民以国宾身份访美，然后是台湾领导人以私人身分来访？？将可使克林顿对以后的事件免疫。

但克林顿没什么时间关心外交政策。他宁愿匆匆处理危机。在就职的第一年，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位国防部长亚斯平打电话给中央情报局长吴尔西说：“你不认为我们接任这些职位后，我们会实际与总统见面并讨论我们的政策吗？”吴尔西不由得笑了。他向亚斯保证，他应邀参加的白宫会议没有一次不是有亚斯平在场的。吴尔西太了解克林顿缺乏焦点了。在克林顿政府成立了头半年，吴尔西和他的情报官曾多次在椭圆形办公室外的接待区侍命，准备向克林顿提出每日情报简报，克林顿经常让中情局苦等数小时，而且总是在最后取消简报。一九九四年九月，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男人驾驶一架西斯纳小飞机冲进白宫南苑，显然企图行刺总统，结果飞机坠毁，当时中情局总部流传的一个笑话，这个飞行员是吴尔西，他的目的只是想与总统约定见面时间。

国家安全顾问莱克同样有无法见到克林顿的苦恼，但莱克本人也不注意中国问题。

莱克在五十六岁那年重返华盛顿加入克林顿的新政府，显示的是一个坚持原则的汉子终于有了回报。莱克原是基辛格辖下一小群助理中的一员，这些助理在一九七0年了解尼克松和基辛格终止越战的方式只会使战争升高，并使冲突扩大到柬埔寨后，理想毁灭，莱克即力图在道德原则和国家利益之间取得协调。
基辛格依赖“实事求是”，不感情用事的方式平衡潜在敌国的力量，以增进美国安全，莱克则相信以实力和道德为基础的外交政策。他自认是新威尔逊主义者，对世界事务不天真，但时时意识到领导人的道德要求。

基辛格的世界尽是实力和现实主义，陷在战区的农民和难民命运如何，夹在大国冲突旋涡中的柬埔寨等小国命运如何，一与大局相较，都显得无足轻重。基辛格已经学会为了政治权宜而在道德上施以口惠，但他极少真的实现这些口惠。另一方面，莱克却人性本善，且也有为恶的潜力。莱克认为，由于邪恶无法完全摧毁，尽力减低邪恶是政府和领导人的责任。

这个道德观轻易在克林顿一九九二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作战室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擅于拟稿及制造双关语的莱克在草拟攻击布什外交政策的行动时成为不可或缺的一员战将。虽然选战主轴后来转为内政问题，克林顿的顾问仍认为，他们必须在所有问题上反对布什。竞选期间，莱克协助起草克林顿的口号，指责布什“悉心照料”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一九九三年秋天，莱克把中国列为反动国家。在基辛格的方程式里，天安门屠杀是不幸的悲剧，但不能让它干预更大的均势。而在莱克看来，中国领导人已因天安门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而声誉扫地。

所以，莱克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基辛格在尼克松时代所负责的这个职务，是对他个人的极大肯定。但莱克与基辛格不同，接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就决定不掌控决策过程。事实上，他认为这个职务的性质是协调及浓缩全体国家顾问的各种意见。这种不偏不倚的方式持续了不到一年，之后，原先曾赞扬莱克的一些人转而抱怨现在出现的是更多马基维利式的权谋本能。

克林顿入主白宫时，对于与他们所称的“北京屠杀”？？中国领导人？？进行高层对话没有兴趣，克林顿团队较有兴趣的是针对人权、武器扩散、贸易障碍等问题对中国施压。在里根政府时代担任驻北京大使的基辛格亲信洛德现在出任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负责处理对中国政策。

洛德告诉新政府，如果美国愿对中国展现强硬手段，中国会依从美国要求。洛德在新职获参院认可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一九九三年五月飞到北京，并告诉中国，克林顿即将对人权问题施出极为强硬的手段，为续延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定下条件。他对中国说，如果中国不答应美国条件，改善人权纪录，美国将对当时每年进口到美国市场的两百亿到三百亿美元大陆商品课征很高的关税，使中国失去竞争优势，从而经济受损。

克林顿一直按照国务院的强硬立场行事，直到财政部长班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鲁宾、商务部长布朗及政府内部其他主张与中国加强商务的官员终于使他相信，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不因受制于人权这个单一议题为止。中国是亚洲安全的要角，可能是促使北韩放弃核子野心的关键，中国有庞大的经济，可能再二、三十年就能与日本匹敌，中国在联合国有否决权，可与俄罗斯或欧洲合作，在伊拉克、波士尼亚等各种问题上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莱克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公开表示，他希望主导对华政策。克里斯多福认为这是大动作，因此反对。莱克说，他不曾在未获克里斯多福同意的情形下这样做。但一九九六年一月起，他仍开始请中国问题专家到白宫，向他们讨教，他知道他们曾劝他介入对华政策，甚至敦促他前往中国大陆访问。压力逐渐增强，当情报显示中共可能正确以飞弹攻击台湾后，情势终于到达最高点。克里斯多福对于莱克的主张持强烈反对立场似乎毫无理由，他的态度于是缓和。

刚好，三月七日星期四中国第一波两枚飞弹粉碎了每个人的自满。当天，中国一名高级官员刘华清抵达华盛顿，准备进行莱克所说的双边“新战略对话”，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为保住国务卿的面子，莱克原想膨胀刘华清的头衔。但克里斯多福不希望外界以为莱克像当年基辛格在白宫时一样，在国务院的范围之外从事外交，所以莱克劝服中国驻美大使同意把刘华清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也因此刘华清等于莱克的谈判对手。不必在意中国根本没有这种头衔，权宜之计是必要的。

当刘华清满面笑容的在纽约跳出飞机时，中国试射飞弹的最初消息仍在新闻发报机上飞速打出，莱克此时实在很难假装事情一切如常。在白宫，克林顿原打算在莱克和刘华清会谈时，顺便进去塞喧几句，但后来决定不出面，以表示他对中国试射飞弹的愤怒。刘华清向莱克抗议说，这次飞射试射跟去年夏天的试射一样，都是例行试射。他并警告莱克勿过度反应。他说，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的内政，中国绝不会容忍外界干预。刘华清的强硬态度反映出他身为中国强硬派的地位。他向中国总理李鹏讨好，而李鹏正热心要提拔他担任中国下任外长。

在中国肆无忌惮的把飞弹射到亚洲国际海运线的这一星期，莱克企图隔海把手中伸向中国的行动显然愚不可及。当晚，他邀刘华清在国务院晚餐。克里斯多福将扮演东道主，培里也会在场。那天下午，莱克、克里斯多福及培里三人为晚餐时该说什么话事先筹商，决定分别发言，使讯息能重复、有力的传达。谈话重点是由台湾关系法的文字中取材。

培里由五角大厦穿过波多马克河进入华盛顿时心里还在想着，这次晚宴的是有力的向北京转达一个讯息，那就是中国必须立刻停止朝台湾试射飞弹。如果他们的任务成功，美国或许可以用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并根据莱克所策划的路线启动战略对话。但培里后来发现，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为时已晚，美国的卫星发现，十多枚架设在机动发射器上的飞弹已准备好发射。只要有一枚飞弹偏离目标，引起台湾报复，从而引发大规模战斗，就可能把美国拖下水。

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群聚焦在装潢雅致的国务院八楼麦迪逊晚宴室，此处位在可以俯瞰林肯纪念党的坡地附近，但见纪念堂在晚间的沙沙银灯照射下闪闪发光。在晚餐桌上，克里斯多福皱着眉头以商业律师的口气重申试射飞弹是轻率、危险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

刘华清比东道主活跃的多。他再度表示，飞弹试射和随后将举行的海上及空中演习都是例行公事，美国不应过度反应。他提醒他们，这次危机是因美国发给李登辉签证而发生的，克林顿政府已食言而肥。按照剧本，此时培里应极力克制的对刘华清发一顿脾气。但这位面容严肃、言语温和的科学家，即使是努力装出最强硬的态度，讲起话来也像在大学讲课。不过，他还是展现出美国军方的全部力量，他的角色是提出最后通牒。参加晚宴的美国官员接着会支持他。

培里以严肃的表情直视着刘华清尽量强硬的说，中国的演习不是例行演习，绝不是。

“你知道，我是个老炮兵”他说，“只要有人作夹叉射击我就知道。”他指出，第一枚飞弹落在台湾北端，第二枚飞弹落在台湾南端，这就是夹叉射击，也就是确定射程，使飞弹指挥官随后能命中中间的任何目标。

这如何能视为例行演习，培里希望知道。

此外，中国把弹道飞弹发射到国际海运线，不但是以危险、轻率的军事行为威胁台湾，也威胁到美国及其在西太平洋盟国的利益。日本就是经由这些海运路线取得能源所需的六成。

如果飞弹试射持续下去，美国采取将行动，保护本身利益。培里告诉刘华清，他应把这项讯息送到北京，当晚就送回。他说，如果飞弹试射不停止，美国会有所反应，如果台湾遭到攻击，将有严重后果。

刘华清并未退缩，他素以言语强烈著称，能大肆咆哮，也能把别人的发飙当耳边风。文革时代，他还年轻时，曾参加外交部内部的激战。无论如何，在刘华清的芮氏地震量度上，培里的“大发脾气”只是无感地震。刘华清在回答时，针对签证问题、美国出售F－16战机给台湾的问题，美国经济制裁中国问题及美国吝于提供中国发展所需的技术等大肆批评美国。

莱克和克里斯多福再次提出警告，刘华清离开后，回到位于康乃狄克大街的中国大使馆。第二天上午，美国情报官员向白宫证实，刘华清已向北京提出报告。

但情势并无缓和迹象。美国的卫星发现中国军方仍继续准备飞弹试射。中方的命令似乎并未改变。三月八日星期五，台湾民众出现恐慌现象，数以千计的市民赶到银行提领存款或换购美金。飞往美国及加拿大的华航客机班班爆满。群众挤在机场想取得机位。

同时，台湾的空军和飞弹部队进入最高警戒，准备报复。

在华盛顿，莱克、克里斯多福、沙利卡什维利及培里一致认为，现在是提升姿态的时候了。身为总统最高军事顾问的沙利卡什维利坚持计划应由参谋本部来做。

各军种参谋首长星期五开会，检讨他们对台湾提供补给及防卫的计划。“独立号”航空母舰部署在台湾以东。神盾级巡洋舰已向南航行。接近台湾海峡，这艘军舰的强大雷达能搜索地平线外很远之处，舰上官兵在台湾海峡可监视中国的飞弹发射并追踪中国在该区的一切军事行动。一艘洛杉矶级攻击潜艇也以其感测器协助监视台湾海峡水底的动静。太平洋指挥部把其他各种空中和卫星侦测设备都带到这个潜在的战区。

沙利抵达位于五角大厦外缘的国防部长套房时，他深信自己已预见到每一种紧急状况。

但培里显得非常激进。对于中国不理会他前一天晚上在晚餐桌上向刘华清提出的有力警告，他看来十分愤怒。更多的飞弹准备发射，而且每一次美国的卫星通过都带来中国动员的进一步证据。中国宣布了更多海上及空中演习的计划，并公布最新“禁制区”的座标。从标示在地图上的座标来看，中国似乎要禁止台湾海峡所有船只航行接近。台湾三军处于危险边缘。

培里希望痛击中共。把“独立号”派到老远的太平洋却只在周围绕圈子并不是强烈的讯息。事实上，这可能解读为软弱。他希望能有一艘航空母舰直接驶进台湾海峡，贴近禁制区。他希望让中国知道，美国从部署在台湾海峡的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当着他们的面出动飞机是玩真的。

培里可以看到沙利的脸因恐惧而垮下来。他们两人是好朋友，已学会看彼此脸色。培里似乎被沙利的反应所震动，于是住口不言。他们显然不是同一频率。

沙利回答说，派美国航空母舰进入台湾海峡是自己找麻烦。由于双方情绪高涨，发生意外的危险很高。如果中国部署在海岸的部队对航空母舰发射一枚巡弋飞弹，航空母舰指挥官将有权攻击岸上的飞弹部队自卫。这可能也会促使台湾攻击沿海的中国飞弹阵地，然后会怎么样？开战。

但培里很生气。他希望采取比派独立号到海上远远兜圈子更强硬、更积极的行动。必须让中国获得美国很认真的讯息。

沙利同意独立号可先在台湾东端展示旗帜，如果中国变得更嚣张，他们接着便可考虑升高行动，例如派邦克山号战舰，甚至独立号航空母舰穿过台湾海峡，但这类行动不应是他们打出的第一张牌。

但培里认为，这样还是不够。当前情势是典型的军事象征主义和军事行动之间的困难抉择。军事象征主义必须强硬到足以吓阻情势升高，但又不致太过挑战到使情势更加不可收拾，而引起他们本欲避免的战争。培里主张采取前一个方案，沙利则认同后一个方案。

有没有第二艘航空母舰？培里问。

没有其他航空母舰可以动用。沙利回答说。

培里问到美国航空母舰尼米兹号。沙利说，他根据培里本人的命令充分掌控波斯湾，禁止伊拉克总统海珊的空军飞到禁航区，而尼米兹目前就是执行这项任务。但培里答道，他愿意放宽命令。但沙利仍然担心，即使调动屁米兹号，这艘航空母舰恐怕也无法在三月二十三日台湾的总统大选前赶到台湾地区。
培里认为，时间因素的考量不像决定动员第二艘航空母舰那样重要。如果中国看到美国愿意把一艘航空母舰调离波斯湾，派它以全速穿过印度洋，他们便会了解，美国对中国的飞弹试射严肃以对。

沙利同意培里这个观点。第二艘航空母舰将可发出强烈的讯息，但还不致于过度挑战，使中国有藉口反应。为解决世界如何看待美国把第二艘航空母舰远派到距中国海岸不远的大海问题，他们达成了如何运用新闻媒体的策略，同意动员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并以空军运输机载他们到独立号甲板上，这些记者发自独立号上的报告将可强调美国的决心。

这是一九九六年三月美国部署两艘航空母舰的理由，这项行动一方面在避免干预台湾海峡，一方面又暗示只要中共的海上、空中及飞弹演习不瞄准台湾，美国就会尊重中国演习所划定的禁制区。

这项部署没有实际的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是，它也没有强调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不过却又未完全放弃那个选择。沙利卡什维利认为，在危机结束后，会有时间再派一两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海，在国际水域展示美国国旗。

星期六上午，克里斯多福和苹克应邀到五角大厦的培里办公室，听取培里和沙利简报军舰的部署方案和一旦战争爆发时供应台湾军需的计划。克里斯多福和他们讨论了美国欲藉部署军舰向北京和台北传达的外交讯息是什么，其部署行动代表的意义又是什么。讯息中将强调，美国不偏袒任何一方，台海两造都应避免会使情势进一步升高的行动。克里斯多福计划告诉北京，他将电请台湾的国家安全顾问到纽约，认真讨论自我约束的问题。

克林顿可以了解冲突有失控的可能。知道台海若发生战争，将造成各方的死伤及痛苦，也知道美国人的死伤和装运尸体回国的尸袋对一个曾逃避兵役的总统会发生何种可能性，更知道搞坏了过去五任总统辛苦培育后才交到他手里的美中关系，对他的竞选连任可能造成的损害。

克林顿在签署这些军事建议时说：“我们必须竭尽所能，避免其中任何一种情况发生。”

第二天，克里斯多福在一个电视谈话节目中透露美国已派遣一艘航空母舰到台湾附近以备不时之需的消息。次日，中国进行第四次飞弹试射，然后宣布试射已经完成。总计中国试射的飞弹比它先前准备发射的数目少了一半以上。

这个行动是中国首次缓和威胁状态的迹象。他们继续进行海上演习，但台湾海峡天候不良，限制了演习的规模和时间。

中国强硬派总理李鹏警告美国军舰离开台湾海峡，否则将面临解放军武器的“火海”。这项警告可能只是虚张声势的叫嚣，是在中国了解美国军舰无意通过台湾海峡之后才放马后炮。但一旦发出这项警告，若第七舰队仍派航空母舰进入台海，践踏中国的尊严，将会更具挑战性。

随后两周，独立号在远方海域打转，并不断从东京把美国记者载到舰上参观，尼米兹号则加速驰离波斯湾，想到三月二十日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前抵达西太平洋。

美国航空母舰的部署并未解决仍然隐隐存在于美国、中国、台湾之间的战争，但却抛弃了美国长期所主张的“战略模糊”。美国官员常用这个名词来规避如果台湾遭到中国军事威胁时，美国将采何种军事行动的问题。美国的立场不再模糊。美国受法律、政治、和道德约束，在台湾遭到明显的或无端的侵略时，必须采取行动。现在这个立场已公然展现，风险已经升高，有关各方增强军事计划的诱因也随着增加。

美国已宣示动武协防台湾的意图。一九九六年三月部署美国军舰的动作是自一九五八年以来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第一个威胁行动，更是自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以来美国对中国的第一个威胁动作。

克林顿政府认为，展示美国军力是一大胜利，充分显示与外交行动混合后的美国实力。培里后来把此称为“预防性的防卫”。但很多在克林顿政府任职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于这种武力展示有不同的了解。此事使中国政府和军方深感屈辱，这次对抗的意义可能扩散达数十年，很可能成为深埋在中国领导人心里的一个关键时刻，中国领导阶层从这次对抗中了解，为了达成国家统一的希望，为了成为亚洲大国，他们必须挺身在军事上与美国对抗，特别是在他们自己的海岸线附近。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对峙后，美国航空母舰开走。但情报界和其他方面的很多专家认为，北京的文职领导人和军方将领一定已下定决心，绝不让这种屈辱重演。

在国务院核发签证给李登辉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告诉一名美国访客说，他刚从一个专为美国问题专家办理的度假活动回来。这些专家等于李鹏、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的集体顾问小组。

王缉思告诉这位访客说：“我要告诉你这次度假活动的共识。第一点是美国国务正在衰微中，因此美国会设法阻止中国成为全球强国。根据参加这次度假活动人士的看法，美国是唯一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接着说他举出一大堆“证据”，包括国会要求邀请台湾的领导人到美国，使台独运动有宣扬理念的论坛；美国公开同情西藏，美国国会及好莱坞还把西藏描述成一个在中国占领下的个别国家，而这是连达赖喇嘛都未主张的地位。这些证据包括美国倾向于不公平的描述中国的人权纪录，把中国对南海岛屿的主权宣示视为扩张主义，还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立下严苛的条件等。

“你知道，”王缉思告诉他的访客说：“基于历史缘故，日本一向是中国人最不喜欢的国家，但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中，美国是最不受欢迎的国家。”

自从尼克松打开与中国的接触，使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友善的新时代以来，事情已经改变很多。自从美国和中国的桌球队共同安排举行比赛，使他们共聚在北京进行“乒乓球外交”，激起美国人的想像力，好似这是另一次人类登陆月球以来，局面早已今非昔比。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前往北京访问，那一周震动了全世界。当他和夫人蓓蒂步出空军一号专机，走下扶梯迎向周恩来，她的鲜红色外套在全国都穿黯淡毛装的大陆有如唯一的色彩。这个场景使全体美国人脱离越战的苦痛，事实上不止如此，越南突然包括在一个新的大战略下，而且越战似乎首次显出一定会结束的迹象。毕竟发动越战是为了围堵中国有可能像推倒骨牌那样推翻东南亚各国。但现在，惊天一雷，尼克松和毛泽东居然聚在一起微笑。这个图像显示，美国已控制自己命运，使自己挣脱泥沼。

大家都觉得痛苦已经过去。

新时代即将开始。这个时代的重点是美国与中共关系改善，并且会持续数十年。在一九七二年，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在尼克松的大胆行动底下是一种政治权谋，亦即利用北京来挖河内墙脚，使苏联面临新的战略两难局面？？担心中国与美国可能联手对抗他们。坚固的共产集团出现裂痕，使美国突然间摆脱了可能发生世界大战的梦魇，不必要担心苏联与中国联手对付美国。这不止是松了一口气而已，因为在核子时代，此事攸关美国生存。

由于一般美国人远比他们的领袖愿意把道德观注入在外交政策中，所以他们认为，一九七二年的真正突破是中国终于能够看到美国的美德。而这个美德？？做正确事情的道德力量？？是美国本质的核心要素。多数美国人相信中国大陆是被人引导走上歧路，其中部分要怪罪苏联，部分要怪罪乌托邦的鬼语及革命的过度行为。历史的苦难似乎引起中国人的熊熊怒火和持续的仇恨。泄愤的第一个目标是地主和蒋介石的特务，但不久名单就扩大到包含全球帝国主义者及外国的恶魔，亦即那些从鸦片战争以来一再侵略中国、羞辱中国的外国恶魔。

尼克松把中国共产主义的致命性比作“我们本国更具爆炸性的少数族裔分子”。他感受到他们的愤怒，此事也反映出他本人更深沉的惧怕，深恐大批愤怒的黄种人拥护亚洲，这种惧怕似乎与他们的“少数族裔论”混在一起。

中国的人海战术曾在韩战中攻陷美军阵地，使美国人大为惊惶。中国在一九六四年十月试爆第一枚原子弹时，美国人更震惊，肯尼迪总统为此曾想设法防止，派遣哈里曼到莫斯科，秘密探究共同攻击中国核子设施的可能性。在肯尼迪遇刺前四天，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让各军种参谋长传阅一份题为《非传统战争计划BRAVO》的极机密计划报告。这份只准备了一份的计划，目的是在防止或延缓中国发展原子弹。“核子发展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有很多问题，如技术、科学、经济、工业等，”泰勒告诉各军种参谋长说：“如果这些与生俱来的问题因秘密活动而强化，有理由相信中国核子计划成熟的日期很可能因严重延迟。”

但一九六三年夏天和秋天，亦即由台湾飞出的美国U－2侦察机侦察到中国正在即将引爆原子弹的地点兴建一座制弹塔之际，美国发现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不愿冒社会主义阵营及克里姆林宫反弹之险攻击同属共产集团的中国，即使双方关系因彼此互不信任和意识形态而紧绷也不例外。

约翰逊总统也曾受到诱惑，有意攻击中国的核子设施。一九六四年四月，国家安全会议幕僚在国家安全顾问罗斯陶领导下，针对美国可能如何阻止中国发展核子武器的问题研究了一年后，向约翰逊提出研究报告。报告中说，唯一的问题是“对中国核子设施进行先制攻击行动何时才可行及有利。”

约翰逊的高级顾问群？？国家安全顾问罗斯陶、国务卿鲁斯克、国防部长麦纳马拉、中央情报局长麦柯恩？？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告诉他，虽然他们不赞成“此时”无端、片面攻击中国的核子设施，但他们相信，如果苏联政府有兴趣，包括“即使只是可能协议合作采取预防性军事行动”，就大有与苏联政府联手行动的可能。鲁斯克奉派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杜布莱宁讨论此事，但苏联仍无攻击中共核武设施的准备。

鲁斯克公开警告要提防“拥有核子武器的十亿中国人”，多数美国人对他所提到的这种欧威尔式前景非常害怕。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围堵？？与日本、南韩、台湾、菲律宾、南越、印尼、泰国结盟，在这块亚洲大陆四周建立起防卫性的孤线。
自从美国与中国部队在朝鲜半岛冲突，以及毛泽东把中国的军火工业投入支持胡志明统一越南的大业以来，美国与中国即处在勉强抑制住的战争状态下。可由美国轰炸机发射的斗牛士核子飞弹已在极端机密的情况下进军台湾，以便必要时用来攻击中国。尼克松前往大陆访问时，这些飞弹仍部署在台湾。

一九五0年和一九六0年代，美国与中国的代理人一直在进行秘密战争，双方的流血只增强彼此的仇恨、敌意和恐惧。成千上万美国所支持的游击队员在西藏、四川、云南的山区里死亡。一九五九年，西藏奋起反抗中国，引起中国镇压，中央情报局监看着达赖喇嘛逃亡。一九五五年四月，间谍战差点使后来在美国与中国打开关系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周恩来死于非命。当时一架原拟载周恩来前往雅加达参加万隆会议的飞机遭到破坏，飞机坠毁，死了十一名中国外交官，周恩来因在最后一刻改变旅行计划而逃过一劫。香港警方查出一名嫌犯，但此人逃往台湾。

打通中国的大门使美国人大大免除了恐惧。美国知道，共产党在国共内战获胜后，中国大陆在长期对外孤立期间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共产党曾鼓励农民加入打倒地主的行动，因为毛泽东了解，要使群众紧密结合，流血是很重要的事。大批拥入香港的难民证实了毛泽东革命的恶毒。难民们谈到地主被乱棒打死、活埋甚或肢解。后来，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造成数千万中国人饿死。甚至就在尼克松开始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毛泽东还在秘密进行整肃，造成敌人和无辜者一同枉死。这样的中国居然准备与外界交往，实在是奇事一桩，而他们的领导人也伸出友谊之手更是不寻常。大救赎正在进行中，这是令人振奋的。

所有这些情绪都非常明显，因为在一九七二年以前，美国人与中国几乎毫不往来。过去二十年的孤立和贸易禁运使这两国等于处在不同的星球。国务卿杜勒斯一九五四年在日内瓦拒绝与周恩来握手，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美国已建立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并不存在。事实上，美国也强要全球接受一个虚幻的事实，那就是蒋介石是中国的领袖，因此，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拥有联合国的中国席位。毛泽东的中国没有合法性，毛泽东也被描述成狂热的妄想自大狂。所以当美国开始与中国打交道时，光认为这是源自私的地缘政治行为还不够，仅仅现实主义也不能成为尼克松与毛泽东共聚紫禁城的理由。美国人非常震惊的发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经过互骂资本主义走狗及共产主义无神论者的岁月后，中国人并非真的仇恨美国人。

中国成为未知领域已经太久，以致美国大众早已忘记它的面貌。所以美国人立刻爱上毛泽东和举止优雅的周恩来，爱上长城、熊猫和筷子。据说，长城是从太空中唯一能以肉眼看到的人为建筑。其实这只是人云亦云的神话，在物理学上根本不可能，但大家并不在乎这点。相信这件事只是为了称赞中国的文明和它的五千年信史，而这一切在冷战期间都遭否定。中国再次俘虏获美国人心，正如过去一百年成百上千的美国传教士在中美文化之间建立持久的桥梁时一样。而如果中国不再是对美国的威胁，那么他们一定有与以前大家所想的不同的秩序。一家新闻杂志创造出一个名词来形容中共的政治思想？？惹人怜爱的共产主义。这就是那时的气氛。

这些正是美国与中国开始交往时突然迸出的迷思。至于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国境内的政治盟友以及支持国民党的国会议员突然都撇在一旁。周以德和百万人委员会似乎和希恩主教一样都已过时。他们都完了，他们的看法遭到驳斥。如果连尼克松这位最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及共和党的反共领袖现在都拥抱毛泽东，比他还右的人自然失去信誉。共和党人悄悄诉说一个新的至理明言？？只有尼克松能够访问中国。这当然也是神话。

事实上，约翰逊曾想建立与毛泽东的通讯线路，虽然他的目的只是为了避免自己的总统宝座毁在越战。但高级将领联手反对约翰逊的构想。其中一个理由是中国还不准备对美国开放。毛泽东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的整肃高潮。中央情报局的大陆地图显示，每个大城市都一片混乱，大陆正走向内战边缘。部队彼此炮火相向，连在安全组织内部，激进指挥官也企图推翻他们的领袖。因为毛泽东鼓励大家“炮打司令部”，整“走资派”及“修正主义者”。结果中国不但没有复兴，反而陷入暴力和混乱。激进主义突然得势，导致种种过激行为，各河川开始出现的浮尸证明了这点。

约翰逊没有时间等待更好的情况。一九六七年夏天，策划了一次权威的试探。

他在德州农场与纽约时报驻白宫记者麦克斯.法兰凯私下共进午餐，使法兰凯吓了一跳。“麦克斯，我希望你写一则消息”约翰逊解释说，他希望与中国展开对话。他说，美国的目的不在改变中国政府。虽然保守派曾反对，但约翰逊断定，由于他对越南问题立场强硬，他又是总统，有能力与中国打交道，没有人敢说他姑息。换言之，只有约翰逊能访问中国大陆。

在两人谈话结束时，法兰凯问约翰逊，他应如何报导他的话。
“不要直接引述我的话。”约翰逊回答。

法兰凯的电讯出现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纽约时报头版上，标题是“约翰逊检讨与中国进行接触的可能性”，消息来源写的是白宫权威人士。

当时住在纽约的尼克松不可能错过这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他刚从亚洲的一次实地访问中归来，那次访问成他为他替“外交”季刊撰写一篇有关中国的长文的基础。

尼克松后来成为约翰逊未竟的愿望，改变了整个历史。尼克松之所以成功，理由不应在美国寻找，而应在北京与莫斯科找寻。尽管他向中国试探机会的行动充分展现出他的高明技巧，但他的优势不在于拥有政治家的技巧，而在于诸多地缘政治力量的汇合。这些力量第一次大幅流动是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当时苏联部队刚敉平捷克初萌芽的叛变，而且因布里兹涅夫主义扬言要使遥远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范，惹得毛泽东更决绝的离开莫斯科。由于毛泽东担心莫斯力量日益强大，终有一天会想主宰中国，加以毛泽东看出美国准备从越南脱身，于是他也考虑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修好，以制衡日益增强的苏联压力。

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迫使毛泽东与美国接触。由于意识形态的岐异而与苏联交恶十年后，中国的技术发展愈来愈落后，他们亟须提升工业，如此才可能成功建立一个可在现代世界上与其他国家在经济上竞争的新国家。向美国及西方开放是一个解决方案。

尼克松是政治人物，也是投机者，他可能也看出这个逻辑。尤有进者，国会内民主党正发出强大声浪，要求美国重估对华政策。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如费正清、鲍大可、傅高义、孔杰荣等人都认为，中国的恶劣本能可以在不须这个国家七亿人民的情况下予以抵制。鲍大可这个方法称为“围堵而不孤立”。
尼克松企图使他的意识形态言论和中间派观点调和一致，于是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号的外交季刊撰文说“中国的威胁很明显，并且一再不断的表现出来。亚洲领袖并未漏失这项讯息。在尼克松看来，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现在不是压榨者，而是保护者。他们也认知保护的必要”在尼克松看来，这个保护指的是对抗中国的亚洲新安全联盟，以替代美国提供兵力与共产党作战的作法。

他归结说，“在中国改变前，世界不可能安全，必须说服中国，使他们相信必须改变，并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帝国主义野心不可能实现，必须不再从事国外冒险，并转而解决本身的内部问题才符合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他进一步指出“以长期观点看，我们不能让中国永远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导致他们在那里培育自己的幻想，坚持自己的仇恨、威胁他们的邻国”。
但尼克松警告说，任何匆匆投入中国怀抱的短期战略都将是政治怯懦的行为。他说，掌握中国的现实并不像许多人所简化的说法那样，意味急着承认北京，让中国加入联合国，并表示愿与中国贸易，这些行动只会使中国领导人更坚强的留在目前道路上。它实际的意义是承认中国目前的危险和潜在的危险，并采取因应这种危险的措施。

所以行动便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