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记得文革后期的时候，有一位农民副总理曾当面质问即将当权的某人有没有良心，反而被某人抢白道：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
常言说得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最有资格的人，不是某人，而是历史老人郑超麟。
《郑超麟对八七会议史实的几点看法》（载炎黄春秋1997年第8期）开篇就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在法国哈金森工厂，父亲“开始了他生命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当年曾和邓小平一起住在木棚的王若飞、尹宽等人，生前没有留下有关这段生活的回忆，于是和邓小平在同一工厂劳动，同在牛棚吃住的郑超麟先生，就成为邓小平哈金森工厂“巨大的转折点”唯一的见证人。 共产党中不仅王若飞尹宽不写自传，老人家总设计师彭大将军不到万不得已也不写，因为一是日理万机，没有时间，即便自己不写，也总有别人来写，还打破了头，来赚稿费的。二是自传这东西，不是吹自己，就得吹别人。说白了，就是没有良心。 而且毛毛在书中还单单挑明了，邓小平一生最不喜欢宣传他自己。 可是郑超麟的自传不一样，因为他这个人，从他一生的为人和自传看起来，还比较的有良心，行文诙谐，不事吹拍，且惜墨如金。 例如他说他自己：十岁以前，我同其他的小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一般爱玩，顽皮，好零食，讲究穿衣服。看戏，听故事，决不会是我特别的嗜好。 再就是说他开始是骂陈独秀的：有一天，我借了一本流行的杂志来看。这本杂志名《新青年》，翻开第一篇文章是一个名陈独秀的人写的，题目忘记了，内容是关于孔子的学说之类。。。。但激恼我的，是文章最后几句话。作者说：孔子之道不塞，民主之道不行，孔子之道不止，民主之道不流。“不塞不行，不止不流”，本是韩愈《原道》篇内对于佛老说的话，如今被人引来反对韩文所拥护的孔道自身了!上船日起，我第一次学写日记。这日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大骂陈独秀。 另外他说当时法国有两个比较著名的两个学生运动，有很多著名的中国学生领袖参加，可是他都没有参加：这两个运动，我都没有参加，因为我不是“无产阶级”，我是“小资产阶级”，如曾琦或他的朋友所说的。 这样诚实而不自吹自擂也不自我辩护的回忆录，在近代历史上是仅见的。
郑超麟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他在法国和俄罗斯留学的时候，很形象地记录了王若飞，也多处提到尹宽，还包括熊雄、周恩来、刘伯坚、李石曾等等，可是单单没有提及邓小平。 等提及邓小平的时候，已经是到了上海了。也就是在李维汉多年后的回忆里，邓小平已经升任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了： “我回上海后，全国各地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更加凶恶，更加扩大和深入。广州暴动失败，死了无量数的人，这个血债，中国无产阶级是要索取的。我认识的死者只有张太雷，他是这个暴动的总指挥，他参加了广州群众大会之后坐汽车回公安局来，不知这个暴动者司令部几分钟前已为国民党军队占据了。白军向汽车开枪，一弹射中太雷胸膛，登时死于车内。与他同车的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居然逃脱。” “但上海，很奇怪地，那时几乎没有什么恐怖。中央交通处张宝全和宣传部黄婉卿结婚时，在老半斋请了几桌酒，除罗亦农外，中央各部人员都到了，好像当初在武汉一般。彭述之夫妇刚从北京来，也赴这喜筵。他们颇惊讶。他们说：“在北京是没有这个自由的。”他处也没有这个自由。中央秘书处邓希贤和俄国新回来的张西沅结婚，席设聚丰园，也是这般铺张。为了张宝全夫妇喜筵，我们被会计处扣去几元生活费，说：那日原是大家集资给宝全夫妇贺喜的。但邓希贤夫妇喜筵，则我们生活费未曾被扣，据说是小邓家里寄钱来请客的。我自己也是那个时候结婚，但未曾请客，即是说未曾请党内工作同志吃喜酒。”
在这里，郑超麟没有说多年的老朋友“小邓”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也没有说他是中央秘书处的处长，而只是说他是“中央秘书处”的。 看起来，毛毛写书说她父亲在去广西前就“担任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以及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时有多危险多危险，多少是有点夸大其词的了。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有没有良心，真是一比就知道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