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上文说过，曲水赋诗现象源于上古的巫祝习俗，与生殖崇拜乃至水崇拜有着直接关系。这是从民俗学角度对这一现象的文化追溯。现在，我们可以把话题展开：当曲水赋诗由特定礼俗演变为日常的创作场景时，其间有着怎样的文化心理基因？对水的咏叹作为一种文学主题，它的哲学依托何在？我们先来看沈约《俗说》里的一则记载：
郗僧游青溪中，泛到一曲之处，辄作诗一篇。谢益寿见诗笑曰：“青溪之曲，复何穷尽？”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曲水”与“赋诗”已经成为一种相辅相成的有机体，对文人的文化心理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绝非仅从“三月三”这一特定岁时习俗那里，就可以找到全部解释。换句话说，曲水作为一种日常的存在，它对文人创作心理的影响是永恒的，不必定在上巳节才心血来潮。事实上，无论从哲学上还是文学上说，“水”都是一个带有“元素”意义的命题或母题。
作为“五行”之一的水，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管子·水地篇》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生物之宗室也。”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大一生水》古佚文也说：“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成岁而止。”这种将水视为宇宙生成之原动力的看法，是一种今天看来都很高级的智能，反映了初民对水的认识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先秦哲学家还将水人格化——所谓“君子比德于水”——并赋予很高的道德伦理内涵。连“水利”一词，也是对水的作用的辨证关系——“水之为利害也”——深刻认识的产物。(参见李云峰《水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之精华》，载《江汉论坛》2001年第3期) 古代思想家对“水”的这些哲学阐释，为我们理解远古初民的水崇拜提供了充足的依据。
在文学史上，对水的咏叹与描摹也是其来有自。《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朱熹注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 中国文学的“叹逝”主题由此而生。陆机《叹逝赋》开篇即发此咏叹：“悲夫！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而能故。”孔子还说：“仁者爱山，智者乐水。”于是，“君子见大水必观”。(刘向《说苑·杂言》) 这种“君子见大水必观”的思想意识，实在是“咏水”文学之所以产生的一个生动注脚。
“叹逝”主题之外，流水的逶迤远逝还极易激起乡关之思，因而又与“乡愁”主题发生联系。屈原《抽思》：“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王逸注“临流水而太息”说：“念旧乡也。”宋玉《九辩》亦云：“登山临水兮送将归。”皆为其证。谢瞻《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有“临流怨莫从，欢心叹飞蓬。”李善注曰：“言己牵于时役，未果言归，临流念乡，已结莫从之怨，而以侍宴暂欢之志，重叹飞蓬之远也。”(《文选》卷二十) 这里，“临流念乡”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这一主题。
由于水在中国古代哲学和文人精神世界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所以，我国古代与水相关的文献和文学作品就相当之多。有“水赋”（如王粲、曹丕有《浮淮赋》、东晋王彪之有《水赋》）、“水赞”（郭璞有《释水赞》、戴逵、庾肃之有《水赞》） 以及各种题目的“咏水诗”，更不用说还有洋洋洒洒一部《水经》。“曲水诗”的流行放在这一背景下，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亦非偶然。“曲水赋诗”现象从公宴到日常——如上引“泛到一曲之处，辄作诗一篇”——的演变，其实是传统“咏水”主题洗尽铅华的再度复归，是小小的支流汇入了大海。只是，这一复归搀杂了更多岁时文化的因素，比如“曲水”二字和“三月三”的节气渐渐凝固成为一种诗题。尽管如此，“咏水”文学的“叹逝”、“怀乡”主题还是在“曲水赋诗”活动中被强调。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正是在“叹逝”的情怀中注入了一份晋人特有的达观。
六朝以后，“三月三日曲水赋诗”依然是文人的雅好。像沈约那样在“三月三日 率而成篇”的大有人在。岁时文化十分发达和成熟的唐代，这一活动在文人间更为流行，曲水诗也便脱离了公宴背景而进入文人的日常生活。
总之,“曲水赋诗”现象有着丰富的的文化蕴含和独特的文学价值，它揭橥了自然或地理环境对于艺术意境生成的重要作用，这一作用通过民俗等外部文化机制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因为符合文人创作的心理机制而流行，成为文人士大夫游宴雅集的一个特别节目，进而成为“公宴诗”的一个重要品种。由于题材的规定性，曲水诗对自然环境和岁时景物的细致描摹，较早地展现出后来的山水诗的某些品质。尽管这一类诗歌带有明显的应酬色彩，因而难以产生杰出的作品，但作为“诗可以群”的一个“活标本”，它对我国古代文化生态及文人创作心态的双重影响，还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 2006年第4期）文/刘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