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因为学过历史所以对日子格外敏感，也许因为对日子敏感当年才想到去学历史，这种鸡和蛋的问题就不深究了。小时候心中得意的就是一个好记性：十一岁时能背下来北京所有公共汽车站名，世界所有国家的面积和首都，还有1946~1949年内战时国民党军队所有军（整编师）以上将官的名字。现在想来真是浪费，可是一九七二年时生命不浪费又在做什么呢？那一年我开始记日记，某日的记录为：上午9点起床，即去楼上xx家打扑克。1点回家吃饭，吃完又上楼。6点吃晚饭，吃完再上楼。11点回家睡觉。如今我什么都记不大清了，但在牌桌上仍是颇为机敏。
今天是清明，也是“四五”纪念日。我google了一下“四五运动”，看到中华网的“中华文史”里有很多当时的照片，其叙述是标准正史对历史本事的概括，附于本文后供参考。
我想，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人，已经没有几个还会记得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生过什么了。当然这最好是我个人的错觉，不过近年来急剧的商业化进程和全民非政治化的倾向，加快了集体健忘的脚步，我们的历史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越来越象一件被丢在路边的旧家具一样乏人问津。一以贯之的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加上越近的历史现实敏感度越高这一定律的作用，更使“四五”很少被人提起。有数的文章，不是讨论历史意义就是“四五英雄”的回忆文字。历史意义的叙述，可以有很多种说法，各有各的裨益，各有各的局限。我的说法简略地讲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处于从一个封闭农业社会向开放商业社会的转型时期，一九七六年是这个转型期的政治史起点，“四五”是对农业社会高度专制的一次民众抗争。
我的说法并不重要也不必在此展开，而“四五英雄”的回忆，由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公众人物，更多关注民族与国家的命运，从而成为公众历史的一部分。我更关心的是大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故事或许更道出人生的悲欢，荒诞和无奈。然而历史记载里最缺的往往就是关于普通个人的叙述，在中国尤其如此。我小时候，儿童都会说“自私自利，个人主义”这句话，就跟会唱“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一样。可见“个人主义”被等同于利己主义的观念何其深入人心。关于“个人”概念的阙如和误解本身其实和我们历史记载的缺陷本身互为因果。这题目太大，姑不论。
我闭上眼走回三十年前，记忆已开始重叠模糊，我并不知道自己能否分辨哪儿是真实哪儿是岁月的涂鸦。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是个温暖的春日，我一如往日，上午一睁眼就想：到广场去。从三月二十八日起，我每天都有一半长在那儿，是许许多多又激动又兴奋的看客之一。我那年十五岁，由于已经读过帕斯捷尔纳克和德热拉斯的书而自觉思想成熟，实际上和大院里喜欢起哄架秧子的同龄人差不多，且因常感无聊以至有点事件发生更一惊一咋也未可知。唯一的不同是我从小腿脚不太好，到那时总算走路正常了，但自行车连碰都没碰过。所以我每天只能乘大1路去广场。这一小小事实在那天对我而言很重要，历史的偶然性时常在个人身上也会显现。当我走到1路车站时，发现街上站满了人，他们说没有车来，一直没有来。大1路好象停驶了。兴奋，惶急，忧虑的人群在长安街上，各种小道消息在空气里飞，没有人说得出西边正在发生什么，不断有人向广场方向去，而街上的人渐渐散了。我犹豫了半天，还是觉得徒步走到天安门广场实在太远，需要先回家吃过午饭再说。就在这时候，突然来了一辆车，人们蜂拥而上，我也溜边蹭了上去。车子很挤，却没有争执。人在似乎有了共同目标时就彼此和谐起来。然而那辆车在中山公园没有停，甚至没有减速就开到了西单。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车没有停，就象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当时广场上的景象。我只记得西单街上已经开始拥挤，我玩儿了命才挂上一辆往回开的车，而这一辆一口气就到了北京站。老实说我一点也不曾意识到大事就要发生，我只觉得很丧气而且饿了，我再也不想朝广场奔，而是蔫蔫地回家。到下午郁闷地睡觉去了。我就这样与一次在身边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失之交臂，到夏天住在抗震棚里时一回想就又沮丧又后怕。我想如果我会骑车的话...
我上学以后，听说在我的中学里有一个十四岁会骑车的孩子，在出事那天随愤激的人群进入广场东南角的那栋小楼，拿走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几天以后，他在学校被捕，成为年龄最小的反革命。大约两年后，天安门事件平反，可是他仍被算作一个小偷，虽然不是敌我矛盾了，档案里还背了一个处分。在那时，这样一个处分是会影响他找工作上学等一系列人生历程的。我不知道故事的结局，我倒是清楚另一个故事的结局，那是一个据说很有写诗才气的青年，当时不知是写了还是仅仅抄了写“反革命诗词”，就被办了几个月学习班。后来我见到他时，那游移闪烁的眼神留给我很深印象。熟悉他的人悄悄地传说他得了梦游症。诗自是不再写了，大学也没有考上，他成为同龄人里很普通的一员，当了一名银行职员。九十年代中曾经见过他，是一个胖胖的中年人，一家投资公司的副总。前年听说被“双规”，估计这次要真正在墙的那一边度过漫长岁月了。
是在一九七六年，我感受到民众运动对参与者的巨大感染力和对历史的充满激情的影响。这种经验对于后来阅读历史，比如法国大革命史极有助益。我越来越倾向于大的历史其实同个人际遇类似，有很多非理性和偶然性，不是仅仅以梳理史实和理论分析就可以诠释的，还需要去感受才能叙述得更接近。史学界向社会史，文化史的倾斜，起因于对传统以政治经济为主的诠释的纠正。这一倾向本身已经蕴涵着对于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存疑，只是远未成为常识而已。我越来越怀疑人文现象能否被科学地解释，事实上，一切过往之事都需要人们的经验性还原。所谓民众运动，首先就是一次短促的无策划的非理性的集体爆发，它的历史，更多依赖于众多过来人的记录。所以我想，“四五”的故事还要很多人的亲身经历来补足，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纪念吧。
[附录：引自中华网“中华文史”的说明]
天安门事件，亦称四五运动，是1976年4月5日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的群众强大抗议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但是，“四人帮”压制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诬陷邓小平，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各种活动。
清明节前后，北京市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四人帮”极端仇视，并歪曲和捏造事实欺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
4月4日，华国锋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错误地认为群众的革命行动属于反革命性质，并在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走许多坚持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当时，作为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把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
4月5日，北京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提出抗议，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形成了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并同工人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车辆和治安岗亭被烧。当晚7时半，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广播讲话中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九时半，出动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包围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并逮捕了一些人。
4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错误地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并要北京市委写成材料通报全国。毛泽东又根据毛远新的书面报告同意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4月7日，毛泽东错误地同意发表吴德的广播讲话和《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现场报道”。姚文元组织炮制的《人民日报》报道文章，颠倒是非，把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活动，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并诬陷邓小平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4月7日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同时，错误地认定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并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错误决议。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