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升号事件:黄海上的三国演义(3)
悬挂着大英帝国国旗的高升号(Kowshing),被日本驱逐舰浪速号(Naniwa)击中后迅速下沉,高升号所运载的1116名中国官兵及74名国际船员中,不少人跳入大海求生。此时,这一著名国际事件中另一扑朔迷离的罗生门般的细节开始了:日本海军是否对落水的中国官兵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在中国最有权威的戚其章所著《甲午战争史》中,指出日舰为“报复”高升号官兵的宁死不降,而 “用快炮来向水里游的人射击”,其后,在中国的绝大多数甲午战争文本中,都沿用了这个说法,并加了大量的诸如惨无人道等的修饰语。戚著中所引用的,是高升号上唯一的“普通乘客”、实际上是中国军队顾问的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的证词。(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那么,其它幸存者的证词是如何说的呢?高升号船长高惠悌(Galsworthy)说,当他跳入水中后,“弹如雨下,因有高升号船身遮蔽着,浪速舰上所发的弹绝不能击落到我的附近。我转过身来,看见中国兵正从船的甲板上及两甲板当中的缝里对我开枪。我尽可能以救命圈保护我头的后面,并尽力在水下游”(Knowing that shot from the Naniwa could not strike near me, owing to being sheltered by the hull of the Kowshing, I turned on my back, and saw the Chinese soldiers firing at me from the deck and the 'tween deck ports. As far as possible I protected the back of my head with the lifebelt, and swam as low in the water as I could.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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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我所收藏的《日清战争实录》第二编中,日本外务省法制局局长末松谦澄向外务大臣提交的调查报告中,干脆根据他所收集的欧洲幸存者的证词,一口咬定是中国兵自己射杀了落水者,如他所收集的大副证词:“我为了避开中国军队的暴举(Shel注:即证词中说的,‘中国将官把弹药和步枪发给士兵,并命令士兵,若我们有跟着浪速舰走或弃船的征候,立即予以击毙’),于此时跳入水中。当我浮出水面时,受到了中国兵的射击”,“从中国人对跳入水中的欧洲人开枪的次数来看,在欧洲人到达陆地以前,恐必定有人被射杀”,“我在水中游泳离开高升”号时,船中的中国人向我开枪。这从浪速、高升二船对于我的相对位置来看,是显然的。(从位置来看,浪速舰的子弹只会从头顶上掠过)而且我确实看到了中国人从上甲板或下甲板的舷窗开枪。”船长陈述书:“从浪速舰的位置,以及其舰上人员以步枪射击不到我们的情况来看,在水中,雨点般射向我们周围的弹丸是船中的中国人发射的。而且实际上我已经看到了中国兵对我们开枪。从对我们发射的弹丸数量来看,我不得不认为,我们的一部分驾驶人员、轮机人员、舵工,已经被中国兵发射的枪弹杀死了。这是极为接近事实的。”舵工陈述书:“我以为甲板上的消防水桶足能保住我的生命,我立即抱着水桶跳入水中。此时,中国人以五、六支步枪同时从舷窗对我射击。我勉强地避开了可能的死亡。后来一发子弹击穿了我的颈部,我立即昏迷过去。我一恢复知觉就大叫:我是西班牙人,我是西班牙人,救救我,救救我!”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在Fred T. Jane (全名John Fredrick Thomas Jane,
其实,在戚其章所引用的汉纳根证词中,还有很重要的另一段信息:“事实是,游水的人们不但被日军舰、亦被垂沉的船上的人射击。后者可能有一种野蛮的想法,即倘使他们一定要死,他们的兄弟们亦不许活着。”令读史者十分困惑的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史著中,回避了这一段?为什么没有完整地引用汉纳根证词?
其实,正如我在上一篇中表明的观点一样,对于历史的研究,固然要重视细节的考证,但如果过度地去依赖一些局部的细节,很有可能干扰历史线索的串联。如果为了某种政治的需要——无论这种需要被认为如何高尚和重要——对于历史细节进行选择性的引用,再根据这一片面的细节得出预设结论,这一结论的说服力可想而知。新闻界有所谓的“客观镜头、主观剪辑”,虽然每一个镜头都的确来自实况,但不同的剪裁和拼接却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导向。中国著名的对〈无极〉进行所谓“解构”而引发的“馒头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如果对历史进行馒头式的“解构”,我们还会有准确(确切地说是“尽可能准确”)的历史吗?(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再具体到本文的主题上来,我认为考证日本人究竟是否向落水中国官兵射击,如同考证甲午战争中谁开第一枪一样是毫无意义的。比这个更有意义的,是为什么对同一史料进行如此剪裁?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人的蓄谋已久和以杀立威(如同清兵进关后的“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的心理效果一样),并不会因为是否向高升号的落水者开枪而加深或减少其罪孽。极端事件当然能十分典型地证明魔性,但过度拘泥于极端事件,却有可能走入一个误区:似乎只有极端事件才能证明恶魔的魔性。设想一下,如果日本人占领南京,果然没有进行大屠杀,而是安抚百姓,我们是否就会因此而减弱控诉的力度呢?!作为造成人类巨大悲剧的日本恶魔,它的魔性,贯穿在“军国战略”的实施全过程中,诸如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等极端事件,当然是魔性的充分证明,但即使在台湾殖民中后期实行的所谓“温柔的皇民化”运动,也还是恶魔的行为。魔性,既体现在带血的刺刀上,也体现在甜蜜的糖果上。(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历史的很多细节,是充满了相互矛盾的表述,其中有故意为之的假象和篡改,也有无意为之的不同角度以及不同局部的不同阐述,这正是盲人摸象的著名寓言的基本意义。后人读史,本已可能是盲人摸象了,而如果我们还要对自己好不容易摸到的局部再进行功利性的取舍,窥见全貌的可能性就更渺茫了。(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置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弱者!犹太人从二战的悲剧中,得出的结论是拿起枪杆,必要时可以与全世界对抗(看看以色列小巨人吧),对于双手沾满鲜血的屠杀者,犹太人没有选择单一的控诉,没有选择去显示自己的所谓仁恕胸怀,而是选择了追杀到底,一个都不宽恕。我们呢?(Shel JeAnns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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