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日三国同盟缔结前后日方经纬简介 九 盾的日本外交

1939年8月21日晚11点，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收到里宾特洛甫从希特勒总统山庄打来的电话，声称德国将于8月23日在莫斯科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大惊失色之余，大岛浩当场提出抗议，并且不顾已经是深夜，立刻拜访了德国外交次官维茨则克，要求德国方面予以说明。8月22日，里宾特洛甫在飞赴莫斯科途中于柏林机场会见了大岛浩，声称“这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是在紧急情况下作出，事先未能通告”，表示遗憾；同时表示“英法对德国的包围政策，在最近的德国波兰纷争中表现得越来越强烈，德国已经不得不以你死我活的态度调整对英法抗争的态势”；进一步，里宾特洛甫表示：“个人相信，德日苏联达成互不侵略协议是对英国最有力的对抗政策。......和苏联方面的交涉中苏联也表示希望能够和日本达成妥协。......如果有必要，德国乐于做中介。”

然而日方判断，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毫无疑问将直接影响正在进行中的诺门坎之战，同时解除后顾之忧的苏联将加强对华援助，使得侵华战争态势对日本不利。虽然事后看来这些判断并非完全正确，当时日本作如此考虑，合情合理。日本外交界一直有所谓的轴心派和英美派之分，这个情况下对德国的不信任感增强，英美“股票”也理所当然地行情上涨。8月28日，平沼内阁总辞职；30日，陆军大将阿倍信行组阁。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9月4日，阿倍内阁即发表声明，表示不介入欧洲战火，“将专心解决支那事变”。为此，和德国关系相比，显然调整同英法美苏的关系更为重要。

9月25日，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的日本驻美国大使）被任命为外相。野村曾长期担任驻美国武官，在美国有不少关系，同时于日本经济界要人也保持良好关系，被认为是亲美派的外交人士。39年7月26日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按照条约规定将在半年后，也就是40年1月正式生效。这对于当时对美国进出口均占40%左右的日本贸易，毫无疑问是个重大打击，必须想办法挽救。野村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任外相。

野村外相就任后不久的10月4日，外务省就制定了一个《欧洲战争下的当面对外施策》。首先表示对欧洲战争保持中立，按照既定方针利导国际局势，推进“支那事变”的处理，强化国防力量，充实财政等等。在各国关系的处理上，第五项对于对美国关系做出了长篇规定，比如对于美国在华利益采取友好态度，保护在华美国人，缓和通商限制，迅速解决日美之间的悬案等，同时为了促进新条约的签订，计划派出经济使团访美。与此对比，第六项的对于德意关系，却仅仅有“依然保持友好关系，尤其是活用友好关系的同时要防止给外界造成日本同德意疏远的印象”短短一句。日本在对美和对德意关系中作如何选择，已经是一清二楚。

尽管如此，德国当然不能简单坐视日本倒向英美。德国方面最初的期待，在于利用日本防止英国参战。9月3日英法同时对德宣战，这个目的虽然已经失败，但是在分散英国海军力量，以及因为同英法宣战正常贸易受到影响，不得不以从日本转口的形式（东南亚 - 日本 - 满洲国 - 苏联 - 德国）获得部分战略物资，同日本的关系依然有重大价值。当然，这时候的德日关系已经没有任何当初的反共初衷，转化为单纯的利益相关。因此德国有意促进苏日和解，在苏德签订协议之前已经转告了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9月5日，里宾特洛甫在东部战线大本营召见大岛浩再度表达上述意见，并表示万一德国败北，英法美势力将立刻转向日本，对侵华战争妨碍最大的是英国，德国对英国施加压力对日本也没有什么不利；日苏关系，德国将毫不吝惜从侧面进行援助，如果日苏之间能够达成妥协，德苏日携手对抗英国，对德日相当有利等等。9月20日在东部战线大本营，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再度向访问德国的寺内寿一大将表示了上述意愿。尽管德国对德日关系仍然高度重视，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给日本带来的冲击，超过德国预计。英美“股票”压倒德意的情况下，预定于10月1日签订的日德通商协定，在日本方面的要求下被推迟；德国驻日本大使奥托给本国的报告中也提出，虽然一度抱有乐观态度，进入10月份以后对于德日关系调整，论调悲观，因此德日关系的改善，不得不期待日美关系调整失败后再寻找合适时机。野村外相同美国的交涉，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1月，当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从美国返任后，野村外相立刻开始了同美国方面的谈判，表示希望能够签订新的通商条约，如果美国方面不同意，则希望达成暂定协议。同时，表示尊重美国在华权益，并准备开放扬子江下游，积极推进日美关系。然而美国在“阿倍内阁在将日本的势力推进到亚洲这一点上，并不亚于陆军”的判断下，一开始就排除了和日本在亚洲权益上妥协的可能，坚持门户开放原则。为了贯彻美国原则，赫尔国务卿以及下属官员一直把施加经济压力作为重要手段。对于日方的要求，当然予以拒绝。12月22日，交涉破裂。外务省对美外交工作没有取得成绩，导致日本国内经济界以及亲英美派的不满，新闻媒体上也出现了“野村外交两面派”等激烈的措辞。另外，日本国内经济状况恶化，能源粮食不足，物价飞涨的倾向显著，12月底阿倍内阁倒台的趋势已经很明显。12月31日，德国驻日本大使奥托给柏林的报告中即提到，

政府意识上的乐观导致的初期对政府方面的期望，随着美国态度变化已经转变为失望。......民心受到通商政策，以及由在中国战争引起的粮食以及其他物资供应状况恶化，尤其是物价上涨和政府配给制度失败的影响。一般预计，内阁将在1月中旬议会召开前总辞职。

然而奥托大使同样提到，尽管阿倍内阁将倒台，日本对德国关系强化之时机尚不成熟。日本外交的根本转变，还需要两三个政府进行过渡。不出意料，阿倍内阁迅速倒台，原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于1940年1月16日组成了新内阁。米内本人自从36年的防共协定签订以来，一直被激进的陆军视为“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他能够得到政界人物支持登上首相宝座，充分表明当时的日本政坛对于德国仍然抱有相当顾虑。

米内首相挑选了老搭档有田八郎担任外相，两人在平沼内阁时代对于陆军支持的防共协定强化之反对仍然历历在目。外相的人选，对于新内阁的外交方针是个明确的暗示。组阁当天，第三次出任外相的有田就表示将持续前内阁的“自主外交方针”（不会简单去趟德国的浑水），对于德意，表示将维持原有的友好关系。有田同时表示，“在不抵触东亚新秩序建设的限度之内”，愿意同任何国家进行关系调整。39年9月底波兰基本上被征服，12月爆发苏芬战争，英法虽然对德宣战，并没有实际行动，形成所谓的“静坐战争”。观望形势，并极力避免因为同德国关系强加刺激日美关系，对于希望将日美贸易关系拉回到正常轨道的米内内阁而言，是当然的选择。后来日本驻德国大使来栖三郎对这期间德日关系也作了“日本消极，被动”的回顾。

然而有田外交的特色，一方面在于调整同英美关系，一方面在于建设“东亚新秩序”。毫无疑问，所谓的建设东亚新秩序，首先就要排除维持“旧秩序”的英美势力。两方面同时追求的有田外交，一开始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方针。美国方面对于日本的态度，也没有缓和迹象。1月26日，日美通商航海条约正式被废弃，日美两国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重要的协议。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美国再度指责日本做法，强调对蒋介石政权的承认，并且追加了对华援助款项，日本随之作出“万分遗憾”的表态。米内/有田外交表面上虽然有亲美的意向，事实上同美国利益冲突，自相矛盾的做法得不到任何回报，反而导致日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