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莲原著：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是如何办教育的？(ZT)

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

因为是在全民族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几乎所有家庭能够维持活命就实属万幸，哪还有钱供孩子上学？所以当时的国民政府实行免费上学，在抗战的８年时间里不但没有因为抗战而中断大学的教育，而且上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人数有了增加，这是难以想象的，但却实现了．

再说这时期的中小学教育又是如何呢？抗战的到来既是对我国的教育的极大破坏，也是客观上为我国的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小学在校比例不仅有了很大的增加，而且大大改善了这些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这一切为我国的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再想想中小学是如何收费的？学杂费全免！

在抗战最艰难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地实现了义务免费教育！那时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啊！有的家庭８年间没有吃过一滴油，一次肉．抗战前我们有４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１、8亿人，抗爆发后大后方一下子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的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３０％，民生工业占5%，却要养活50%以上的人口。就是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国民政府仅有的财政力量下，不仅没有中断教育，反而又有所发展，使得中华民族的教育能够传承下去。

为什么？因为只要中华民族的教育文化不中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崛起的希望就不会破灭！中华民族就不会亡国灭种！中华民族就永远不会被任何列强征服！

再反观我们现在的教育，温总信誓旦旦地说：到２０１０年中小学全部实现义务免费教育。

抗战时期的国情怎能与现在的国情相比，抗战时期的经济总量又怎能与现在的经济总量相比？我们现在不是自豪地夸已经上升到第六位了吗？我们的教育是否也上升到了第六位？

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候，当时的大后方生存已进入了临界状态，一些大学生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到一些中学任职以维持生存，杨振宁也曾到中学任职，一些教授不得不摆摊变卖财产以维持生计，闻一多都上街卖刻章．

整个教育界的生存令人勘忧，但是当时的整个教育届的学者仍然默默地坚持自己的岗位，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这些情况反映到国民政府后当时的教育部从仅有的财政里拿出了一部分钱予以补助困境中的教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经过最终研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所有的教师集体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

为什么？因为“在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大后方还有许多的人民生活比我们还要艰难，面对中国的百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的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由于抗战吧。”

多么令人敬重的学者！多么崇高的人格！高山景仰！
现在还能在大学里找到这么可爱的教师吗？还有这样品格的教师吗？

到后来，君不见大学“教授”为房子、为职位、为工资、为待遇不惜撕下“文明”的脸皮向狗一样互相撕咬，不惜出卖自己的良心和尊严，向泼妇一样大骂，大闹。

知识分子死了，中华民族的那种为国为民的品格丧失了。

民族精神大厦一旦破坏决非十几年，几十年所能恢复。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的中小学大部分都是公立的，只有极少数的学校是私立的，比如四川大邑县刘文采办的广安中学。男女分校的现象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多见，在抗战前的南开分男、女校，另外北京有女子师范大学，在湖南也有湖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但数量不多。

至于大学的教育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教材的编写和使用，都是任教教师自己编写的，如果一个教授连教材都编不出来，那他还有什么资格在大学讲坛上执教！大学里开什么课程是由教师自己决定，一学期讲多少，怎样讲都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所以有的教授一学期只讲了几个专题，同样的文学课沈从文讲，钱锺书也讲。这样在同样的课程，就会出现不同的教授不同的教法和不同的观点，学生有时也参与他们的辩论，没有“学霸”的把持和限制。

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上什么课，在这种宽松的、自由的教育环境下培养了学生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西南联大不仅是中华民族在教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葩！它不仅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学术、教育和科研的中坚力量，也培养了一批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国民政府在三十年制定过统一的国民教育条例，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各省市的教材编写由其自己定，没有统一的要求．有的省份是联合使用一套教材．但中小学的教材决不是由任课教师自己编写的，讲课却很自由。

没有全国统一考试，考试由各省自己决定。
那时的大学招生也没有统一规定，有的是几个大学联合招生。比如，南开、北大、清华就常在一起招生。
所以那时的中学生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参加不同学校组织的高考。以至有的学生可以接到几所大学的入学通知书。
那时的大学招生人数是由各大学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扩大名额。也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
那时，有的大学课堂是开放的。比如北大，就有过拉黄包车的人力夫在课堂听课。

大学毕业后完全靠自己去找工作，不存在分配问题。象汪曾琪就在毕业后因为没有工作险些自杀。

那时毕业找工作文凭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更注重个人的实际能力。有的校长了解到某人在学术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章就有可能被聘为教授讲师或教授。比如，梁漱冥，沈从文都没有上过大学。

一个企业或者大学的生存是靠有真实本领的员工或学者支撑的、维系的。
只有在公有制的企业或者是某个政党办的大学，在选择人才的时候注重的是关系和名不副实的“文凭”。
在私有制企业、在私立大学或在大学脱离了财阀、政党势力的情形下，重用的是人的才能。

１９３６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的学校１０８所，其中，大学４２所，独立学院３６所，专科学校３２所。共有２７２个学院，１０９５个系，在校生４１９２２人。
到１９４７年，全国高校２０７所，其中国高７４所，省立高校５４所，私立高校７９所。其中大学５５所，独立学院７５所，专科学校７７所，在校生１５５０３６人，研究生４２４人，大学生１３０７１５人，专科生２３８９７人。

１９４６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１５％；在省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２５％；在市县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３５％。

这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于民国３６年度（１９４６年）联合招生的“国文试卷”。
内容如下：
（一）作文：（文言语体不拘，但须分段、加标点。）
作文题目：学校与社会
（二）解释下列成语意义
１、指日可待
２、变本加厉
３、隔岸观火
４、息息相关

这就是１９４６年的国文考试卷，全卷不足５０字，那年考生三万人，录取一千人。

这里有一种意识问题，出题者的意图是：答题者是如何思考的？从什么角度思考的？没有限定反而使得答题者的思维更不受约束。思考的空间可以是无限大。这是考察考生的主观认识能力的试卷。就如“隔岸观火”这个成语，你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几百字的小论文，也可以三言两语解释。而评定试卷优劣的标准也是由判卷的老师的主观性思维来决定的。

所以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问题：考生答卷没有限定，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思考认识，评卷老师没有标准答案，完全靠老师的主观认识。那么老师的人格，学术水平，知识体系、结构，评价体系和标准就决定了一个考生是否能被录取。

现在的大陆考试，恰恰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答案的标准化，思维的限定。表面看来体现出客观公正性，其实却扼杀了青少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明治天皇举行御前会议，讨论是什么原因日本战胜了＂强大的＂大清朝？在战胜清朝的战争中是谁的功劳最大？最后的结论是：小学教师！！
为什么？因为日本明治维新仅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欧列强花费了一百多年才完成的普及小学义务教育．

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实行都有很大的难度，我并非是要求大陆政府一定要在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教育是关系着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是实现民民族振兴的力量源泉和根基．教育的改革不能以国民难以接受巨额学费为代价的．

教育的改革应该是使更多的人不仅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资源，而且能使更多的家庭能够负担的起并不能给家庭带来负担的大学教育．大学的教育的收费应该有一个能让大多数家庭负担起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考虑到大学教育的全部费用占国民收入的多少是合适的、合理的？

在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刚刚越过１０００美金的情况下，国家更应该加大教育的投资比例。

建国初期的＂钱＂是国家实行的高积累政策的结果，国家的高积累是对全体国民的高税收．确切点说是对农民的残酷剥夺换来的．那时的基础教育和农村的医疗保障，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基本是成功的，那时的普通人尽管收入不高，但可以享受到基本教育和医疗保障．但是好景不长．


抗战是一个特殊时期，抗战固然重要，但是关乎中华民族的教育更为重要！不能因为抗战而中断民族的教育！一个民族即使被侵略者占领，我们将来有一天还可以推翻殖民统Zhi，或借助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人民的力量解放．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一旦中断了，那么这还是中华民族吗

凤凰节目口述历史

刘敬坤：到大后方去（摘录）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07/681531.shtml
刘敬坤：到了潢川以后，广西那个桂系军队，他们想把我们编到他的军队里去，结果我们这个校长，我没接触，我猜他就发电报到武汉教育部了。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就派邵华和方治到安徽，他名义上讲去看安徽的学校的情况。他也是安徽人。这就是那个国民党一个监察委员邵华，他也是这个中学毕业的，后来当国立第8中学校长，我还记得邵华到潢川给我们讲话，说“你们都是不足三尺的童子”，他手还比划，“怎么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到后方念书去”。

刘敬坤：我们就是跟难民一起走啊，我们到哪，晚上睡的时候，有时候跟难民住在一起。

解说：这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当时难民迁移的画面。在每个难民的胸口，有一个小小的白布条，这就是当时国民政府，给难民去往大后方的“通行证”。

刘敬坤：只要你自己愿意走，到后方去，你到乡政府里去讲，我几个人，哪一天走，他就给你一个难民条子，白布的，上面写着名字，从那一天起，就发给你一天两毛钱，规定你一天走60里路，5天到哪一个难民站。那时山里有难民站的，他到那凭这个条子，再发给你一个人一块钱，你几个人，他就给你几块钱，就那样一直到武汉，这是政府有组织的。

解说：就在如此落后的西南，国民政府设立了22所国立中学。刘敬坤的学校因为是第八个到达西南的中学，在西迁后改名为国立第八中学。

刘敬坤：我们这个国立第八中学规模最大，有11个分校，等于一个省的教育体了。上学全公费，还发衣服、棉被。

解说：刘敬坤说，在抗战的八年中，他一无所有，穿着草鞋，衣衫破旧，但是他却受到了非常好的中等教育。

刘敬坤：我们那个初中教物理的，就是牛津的，那个英文教员特别好，他不是跟你讲语文，他给你讲修辞学，水平特别高，可惜我们当时水平太低。那个教国文的先生是黄侃的学生，这样好的教员。

解说：根据刘敬坤的回忆，在西迁之前，整个湘西只有一所很小的中学。而教育系统的西迁，首先促进了西部地区中等教育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原本东部地区的教育事业不致中断，大批青年能够在战乱中继续学业。陈立夫在1938年1月成为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他在任期间，国民政府改写了“中央向来不直接办理国立中学”的历史。国民政府规定，抗战期间，学生的学杂费一律免收。而且吃饭不要钱，这对于沦陷区来的学生是最大的福音。

刘敬坤：抗战8年中间，全是公费，如果不是公费，我们能念书吗？大学继续招生，而且大学规模都扩大了。你想这个抗战，抗战前二十几年只有五六万大学毕业生，那时候一个大学的规模都是很小的，而抗战一下就出来五六万、六七万大学毕业的学生，这是中国很大很大的一笔智力财富。我有时候讲抗战8年，国民党打仗那个事情我们且不讲，国民党就从这一点来讲，不能否定人家。那么样一个国家，那么困难的时候，人家没有停止办学。我有个亲戚在台湾，他当年来，他说，台湾就靠我们在大陆上去的那些人，他讲，我们去的无论如何没有留在大陆上的人多，可是你们呢，都没有得到用，这话讲得很实在。

历史上的犹太人为什么历经２０００多年的磨难而没有丧失本民族？因为他的文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国家灭亡而中断．再看看历史上的那些曾经风云一时的强大民族：匈奴族，西夏的党项族，契丹族这些民族呢？

近的可以看看，在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台湾，在５０岁以下的台湾人面对日本的战败有些人竟然＂哭＂了，为什么？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已经被日本的殖民文化征服了，已经认同了日本的文化．
恐怕没有人反对大学教育收费的问题，但是如果收费远远超出了普通人所能承受的程度时．这就不是一个好的教育制度．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存载体，丧失文化的民族也就失去了民族的生存的根基．所以当蒙古人征服了西夏王朝后，为了达到彻底征服的这个民族的目的，当时的窝阔台大汗下令销毁一切与西夏有关的文化，文化销毁的结果就是这个民族没有了根基，这样就彻底征服了这个民族．

犹太人尽管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在世界各地漂泊流浪２０００余年，但是这个不屈的民族是靠什么维系的？是它的源源流长的文化和宗教．在异国他乡能够扎根顽强地生存下来．

教育权是一个基本人权，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教育中都遵循美国总统杰费逊的著名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

教育的基本作用：应该是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能够得到同一个一个起跑线上得到一个平等的机会。

而我国在教育发展的今天却背离了教育的宗旨。不仅不能使大多数得到一个平等的教育机会，而且也没有达到大多数的人享受到必要的教育。

从形式上我国的宪法是规定了公民享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公民，尤其是农民子弟并不能得到公平的教育，教育资源对城市的倾斜，已经造成了城乡教育的巨大差异．即使在同一个城市里，不同城区的学校也是在分配和占有教育资源方面不同．

高中教育一方面强调普及，另一方面资源的集中于城市，造成了农村教育的极度恶化．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
一方面是硕士，博士的膨胀，另一方面却是农村失学儿童的增加，呈现出＂哑铃＂形状的基本状况．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因此文盲，半文盲的人数也是惊人的．

韩国是如何保证国民教育的机会均等的。
我这里有韩国是如何普及初中教育和计算机信息教育的。韩国免明确规定费义务教育由偏远的农村、岛屿开始，逐渐向小城市，再向大城市分步推进。
在普及信息化教育方案中，明确提出“讲计算机等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首先普及到农村、渔村、岛屿和偏远的山区及城市中的低收入地区，提供必要的行政和财政支持，以提高学生接触信息技术的均等性”。

韩国在推进教育平等化过程中，是如何解决学生择校问题的？
规定：对不利学校增加教育拨款、大力改造教学条件；实行教师每四年流动一次，确保学校师资水平的均衡；对学生进行综合评分，各学区由计算机随机决定就读的学校

韩国虽然是小国，但是中韩两国在现代化的教育发展中有着极其相似的背景和经历．都是在基础教育落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地区性差异大、教育结构不合理。所以，尽管韩国是个小国，但它的教育的改革发展之路仍然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

抗战爆发后，大约有十多万的中学生涌入到了大后方，这么多的学生的教育怎么办？ 当时国民政府是不办中学的，中学教育都是由地方政府所办，但是面对这些到来的中学生，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十分焦急，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一切都为了抗战，“钱”从何来？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向政府借钱。这就是后来的“助学贷金”，而那些拿到政府“贷金”的十几万的学生从此可以继续接受教育。如果没有这个重大举措，那么这些学生的教育根本是无法想象的，在这些学生毕业后，他们的毕业证的背后都盖上了“借款”多上的字样，然而实际上这些学生几乎都没有还款，政府并没有追究这些人的行为，即使后来有些学生还了“贷金”，但是由于抗战后的通货膨胀，那些还款等于没还。

中央大学的畜牧系在西迁的过程中，把一些从国外引进的优良品种的家畜，以一配对，犹如《圣经》描述的“若亚方舟”，不得不忍痛割爱，抛弃一些家畜，但是当时担任畜牧管理员的王酋京不死心，就在南京陷落4天前，他把这些家畜带上，带着这支奇异的家畜队伍，一路赶，走了一年多的时间到了重庆。
半个多世纪的已经过去了，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国民政府在苦苦撑着，没有忘记教育，没有中断教育。这是多么可贵啊！

民国18年到25年（1929年-1936年），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从17，1%上升到43，4%，当时的大学生的比例是1：16000；中学生的比例是1：4407；小学生的比例是1：60。
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共创办了34所国立中学，23所简易师范学校，43所国立职业学校。
抗战过程中，中学生的总人数不但没有因为战争而较少，反而有所增加。

抗战初期，当时的国民政府所面临的财政艰难是无法想象的。战前国民政府的主要收入（超过50%）是海关的税收，且那时国民政府不收“个人所得税”，战争爆发后，随着各主要城市和港口的被相继占领，海关的收入已经被切断了，而一些大的企业和工厂有的被炸、有的被占领、有的内迁这样又失去了很大一笔的财政收入。

战争爆发后的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的情况下，政府的开支因战争的需要增加了将近十倍。前方有大约300万的士兵在作战、后方大约有1100万的壮丁的后备军在训练、来到大后方的十几万的教师和学生要安顿，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为每名教授的定的工资为每月120快大洋、中学教师每月80块大洋，另外还有大量的公务员的薪水，最难能可贵的是：抗战八年十几万的大中学生的学费、食宿和杂费全免。这是在什么样的艰苦情况下，八年的时间一个政府所能做到的最大的努力。

蒋介石公在抗战爆发后讲：战时要当平时看，平时要当战时看。我们因为过去不能把平时当成战时看，所以，现在许多人不能把战时当成平时看。从此国民政府确定了一面抗战、一面办教育的救国方针。
当时的国力为艰，政府并没有因此放弃核中断教育，同时也为校园学术自由留下了一个自由的空间。战火并没有彻底摧毁我们的民族教育事业，相反国民政府的战士教育方针使之发展成了桃李满天下。

当年，反法联军围攻巴黎时，法兰西大学的学生请求上战场，结果遭到了拿破仑的拒绝。为什么？因为即使法兰西帝国灭亡了，但是法兰西的文化教育没有灭亡，法兰西民族的精神不能灭亡，法兰西的重新崛起靠的是就是他们这些传承文化的青年。

当年，据说日本在即将战败的情势下，也有一些大学生要求上战场，但是最后也同样遭到了军部的拒绝。我绝非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辩护。

但是无论是法国还是日本他们的国家领导至少知道：决不能因为吃鸡蛋而把老母鸡都赔上。
我们这一代没有比上日本，但是我们的下一代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战胜自己的对手靠什么？靠的就是--教育！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同时号召那些热血青年奔向大后方，国民政府是在努力地办教育为抗战救国培养人才、储备人才，为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不能就此中断，但是反观中共号召青年去延安是为了革命，是为了培养革命的力量、是为了革命而储备力量，是为了最终打败国民政府积蓄力量。所以最后国民政府败在了中共的手里也就不足奇怪了。

一方面为了吃鸡蛋不惜杀掉老母鸡；而另一方的做法恰恰相反。

还是谈谈日本人的教育。
在日本侵华期间，为了达到永久占领中国的罪恶目的。日本从国内征召大量的移民组织成开拓团，这些移民来到中国后，移民团开始做两件事：办医院（有的地方只是小卫生所，只有一两个医务人员）和学校。不管是有多少的移民儿童只要是学龄的，一定要让这些儿童接受到教育。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日本的移民和遗孤纷纷从各地准备返回日本，在华北聚集起来的遗孤、移民在战后的中国如此混乱的政局下，暂时回国无望，于是在这些移民团中有人出来开始组织有文化的人为那些正在学龄中的遗孤继续传授教育，决不能因为战时的混乱而终止儿童的教育。

在战后，日本所遭受的战争创伤并不比我们小。战后的50年代日本的国民收入基本上与我国相差不多。而这时的日本的中小学教育不仅是免费的，而且学生的中午饭还是免费的。这样艰苦的情况下，日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终于迎来了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现在我们与日本的教育差距之大，可以说就是那时日本注重教育的结果。

记得1949年以后，张伯苓老先生准备参加他一手创办起来的南开中学校庆，清晨他穿着一新整装待发，高兴地对他的儿子说：快，开车，我要去参加校庆。然而他的儿子眼含着泪无法答应他的要求，为什么？ 因为南开的新校长根本就没有邀请这个创办者来参加。欲哭无泪的张伯苓无奈地、黯然神伤地退回到屋内。
张伯苓老先生为了响应“***”的号召，毅然决然地留在了大陆，把他一手创办起来的、中国最成功的私立大中学交给了“***”。但是从此他就失去了他心爱的事业。他竟然连参加校庆的权利都没有给，也不能随意去看望他的学校。
在后来发生的事更让人痛心。周恩来发话说：张伯苓是对中国人民有罪的

没有几年，一代教育大师张伯苓就在痛心和哀婉之中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