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就要到了，我只能在对母亲的怀念中度过这个节日了。
去年的母亲节，我给病危中的母亲买了鲜花，摆放在她的病房里，她非常高兴。她不能下地了，不能走进大自然了，她久久地看着并抚摸着这些鲜花，流露出对大自然的眷恋和对生命的热爱。
母亲是去年 5 月 29 日离开我们的，当这个世界上最爱我、最疼我的人离我而去时，我抱着母亲痛哭，当时真想随母亲一同到另外一个世界，继续享受着那最伟大、最无私的母爱。
母亲走了快一年了。这一年里，我一直适应不了失去母亲、失去母爱、不再牵挂母亲的生活。我把母亲和祖国、北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每当要回北京看母亲时，游子对家、对祖国的强烈思念常使我夜不能寐。现在我像断了线的风筝，在外飘荡，一想起离去的母亲，一想起在北京的“家”没了，那无尽的眷恋和怀念像泉水般不停地涌出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母亲是在 2006 年 2 月春节期间受到强烈刺激和重大打击后得了重度忧郁症，她给我打电话，哭着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
一个月前，我刚从国内回到美国，在国内陪着母亲生活了三个月，并把母亲由北京送到珠海我妹妹处。自从我母亲 2001 年得癌症动手术后，我每年回国两次，每次陪她三个月，她从来没有出现我刚离开就想让我回去的情况。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说∶“妈，我不是刚离开你吗？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母亲不说，只是呜呜地哭着说∶“我想你，我想回北京”。我说∶“妈，回北京干什么？北京那么冷，你不是年年冬天在珠海过冬过的挺好吗！我最快也要二月底才能回去。”“噢，二月底。我没事，就是想你。”妈妈放下了电话，她没告诉我原因。她知道我虽然不能马上回去，但一个月后我又会回到她身边。
我感觉情况异常，母亲是一个坚强、乐观的人，一生历经磨难，我从来没看她这样难过。人老了，感情比较脆弱，但母亲伤心到这种程度，而且盼着我回来，一定是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我赶快给珠海的妹妹拨通了电话，了解到，是母亲扶养大的亲弟弟对她做了恩断意决的事情，彻底伤透了她的心。母亲整夜地睡不着觉，吃什么样的安眠药都不管事。整个春节都没过好。我让妹妹多去陪陪母亲，并带母亲去看病。老年人患忧郁症不可掉以轻心，严重了有致命危险。我又打电话给母亲，说，情况我已知道了，一切等我回去处理，让她心放宽。并叮嘱她，听我妹妹的话，去医院看病。母亲反尔关心我的身体，让我不要着急。
3 月初，我回到母亲身边，发现母亲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身体变得很虚弱，在我们居住的小区中心花园里，她过去散步，能一气儿走三圈，现在走一圈要休息三次。她越来越不想下楼散步，而是到楼顶天台晒太阳。我们都没想到这是因胃出血而导致严重贫血的症状。
这几个月，因保姆身体不好，母亲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来珠海前，母亲在北京家政学校雇的保姆，隐瞒了先天性心脏病的情况，来到珠海后，常常感冒、胸闷，大概在家里受过刺激，感情脆弱，爱哭，还有些迷糊。到珠海后，换人已不可能，对于文化低出门就转向的农村妇女，没人送，她也回不了北京。母亲不但得不到很好的照顾，反过来还要照顾她，哄着她。母亲这段时间可苦了。
3 月 15 日 ，母亲突然混身无力，双腿直打颤，站不住，两个人抱都抱不住。我们开始怀疑母亲是脑出血（她曾得过此病），叫了急救车把她送到珠海中大五院，住进神经内科病房。化验结果出来了，血色素只有五克，又做了脑部 CT ，没有出血症状。神经内科医生明确告诉我们，母亲不属于他们科的病人，建议我们转科。在没弄清病情的情况下我们决定转到老干科，这是综合病房，条件很好，房间宽畅，有独立卫生间、沙发、彩电、冰箱。母亲衰弱的已无法下床，我们立即请了护工。这天晚上，我陪母亲渡过了难眠之夜。
老干科再次给母亲化验了血，血色素降到四克。一天血色素降一克，说明母亲出血很严重。母亲粪便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粪便呈黑色，四个加号，说明是上消化道出血。看来母亲出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母亲肾衰，吃排毒药“尿毒清”，粪便颜色是黑的，而上消化道出血，粪便颜色也是黑的，因此被忽略了，没有及时化验大便，结果病耽误了。我至今想起来都十分懊悔。母亲的病很重了，医生发出了病危通知。
根据母亲的癌症病史，医生怀疑是癌症转移。我提出胃镜检查，医生担心母亲年级大，又极端贫血，对带有创伤性的胃镜检查承受不了，提出先作腹部 CT 检查，检查前给母亲输了血红素。 CT 检查没发现癌症转移，我们都皆大欢喜，母亲也松了口气。那时，我们都不懂得消化系统严重出血是致命的病。
医生判断是胃粘膜出血，采取了止血治疗。母亲执意要弄清自己的病情，提出做胃镜检查。医生担心我母亲心脏不好，同意做无痛检查，即全身麻醉检查。我和病房护士把母亲推到消化科检查室，麻醉师一看母亲八十多岁，极度贫血并有心脏病、肾衰等多种疾病，拒绝做全身麻醉。病房护士把检查室主任找来，我说∶“我母亲是入党七十年的老革命，无论如何请主任帮帮忙。”母亲说∶“我过去做过胃镜检查，有些痛苦，但我能忍耐。”主任把我拉到一边说∶“你母亲这种情况，全身麻醉有危险。”我说∶“五年前她患肾癌动手术时，也是尿血过多而严重贫血，麻醉师说血色素到不了八克不能全身麻醉。但因流血不止，无论怎么输血，最高只恢复到六点八克。沁尿科主任认为不能再拖了，决定动手术。全身麻醉这关还是挺过来了。”
主任转身去做麻醉师的工作。麻醉师把我叫到检查室，告我可能会出现的种种情况后，让我签字。她说∶“过去我们只做过一例八十岁以上的，出问题了，家属来闹。希望你能理解。”我说∶“你只要按规定程序做，出了问题与你无关，我负责。”
检查完了，母亲还没苏醒，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看了胃出血的照片，说∶“你母亲不是我们科的病人，有些事我是不好发表意见，因你母亲是老革命，我还是要和你讲。”他说∶“你母亲胃粘膜出血面很大，随时有大出血的危险，有生命危险。” “ 什么原因造成的？”“很难讲，有的是精神压力大，受到刺激造成的，有的是长期吃药造成的。”他给我写了两种药的药名，说∶“你给主管医生，让他用这种药。”
医院发 出病危通知后，纺织部离退休干部管理局的一个局长和处长赶到珠海探望 母亲，母亲很感动。他们向医生了解病情后，感到情况严重，私下分析，母亲有可能永远回不去北京了。
我夫人和女儿分别从美国、西藏来电话询问母亲的病情，决定是否赶回来看望母亲。我说，如果要想在 母亲活着 时陪陪母亲，还是回来看看，否则会有遗憾。女儿告我∶春节时她梦见奶奶胃肠出血，她让奶奶赶快去 医院看病， 奶奶说没关系。她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她也就算了。没想到奶奶真得了内出血。她还有一段梦中情节没敢告我，但告诉了我妹夫：母亲随我已去世的父亲而去。
当她们赶回来看望母亲时，母亲抱着她们哭了。女儿在珠海陪奶奶呆了两周，当她离开时，母亲再一次抱着她大哭。这种现象是她过去生大病时所没有的。母亲意识到她的生命到了危机时刻，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母亲 向我表示，这次有可能挺不过去，惟一挂念的是她的《回忆录》，担心完不成。 2001 年 母亲 患癌症后，自感人生的道路快要走完了。受老战友和亲友的启发，产生了回顾总结自己这一生的强烈愿望。她采取口述历史的方法，用录音机先录下来，然后由我整理。 母亲的 《回忆录》共分十二部，我每整理出一部，就打印成稿，由 母亲 进行修改补充，最后由 母亲 定稿。后来我夫人参与了整个文稿的文字修订工作。到 母亲这次病重，已完成了十部， 目前还有最后两部分没有完成 。我感到时间紧迫， 每天下午从医院回来后就一边听录音一边写，常常写到晚上十二点，早上五六点爬起来再写，就这样日夜加班，终于在 5 月 15 日把 母亲 送回北京前，完成了最后两部分。
母亲在极度衰弱的情况下，仍要坚持要亲自修改完《回忆录》的最后两部分。因严重失血，她视力极度下降，已无法像过去那样自己动笔修改。《回忆录》的第十一部、第十二部由我逐句逐段念给她听，按她的要求逐字修改。母亲这时头脑特别清醒，极小的差错或不准确的地方她都能听出来，及时纠正。到 24 日上午，《回忆录》最后定稿，母亲很满意。当她听完结尾部分即《最后的话》后，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还是你最了解妈妈”，“我的心愿终于完成了，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这几天，病友及家属都在听我念《回忆录》，有些听的感动地落下了眼泪。
因母亲曾脑出血，医生在用止血药时有顾忌，止血效果不显著，要不断地输血红素。母亲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很注意，经常询问医生护士，了解自己的血色素和粪便化验情况。医生不知什么动机，也许为了防止她有思想负担，在出血并没止住的情况下，谎称出血止住了 ( 直到我们离开珠海前，主管医生在交谈中无意透露，母亲的出血从来没有被止住 ) 。我们都很高兴。当我准备按时于 5 问 10 日返回美国时， 母亲突患脑中风，一度昏迷， 不会讲普通话了，全是山西话，有的根本听不懂 。等她醒过来后，见到我很高兴，说∶“医生说我得的是移过性脑血栓，问题不大。”接着又关心地问我∶“在外呆时间长了，你的绿卡会不会有问题？”我说∶“不会的，美国人很讲人情的。到时和海关讲清情况就行了。”
我去找老干科副主任、母亲的主治医生， 她说∶“我们在治疗上很为难，止血药用多了，你母亲得脑血栓；在抡救中我们用了溶血药，结果你母亲又开始出血。我们也没太好的办法，也许北京的大医院会好些，我估计在设备上和我们差不多，但至少水平要高些。”我很感谢医生的坦诚，中大五院也算有名的医院，承认已无能为力，也不容易。
我很为难，母亲不能行动，血色素这么低，身体如此虚弱，是否能经住乘坐三小时的飞机和长时间的路上折腾？她这种互为矛盾的病，北京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如果北京没有更好的办法而母亲乘坐飞机后病情加重又如何是好？从医生那儿回来，我坐在母亲的身边，拉着她的手，难过地掉眼泪，自责无法减轻母亲的痛苦，也下不了决心。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事，她握住我的手说∶“我不愿成为儿女们的负担。我死在哪儿都一样，你不要为难。” “妈妈心里明白，你对妈妈最好，还有毛毛（我妹妹）。妈妈对不起你，这几年老生病，耽误你了。”
当天夜里，在睡梦中我突然被母亲的呼唤声惊醒∶“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打开灯看了看表，是清晨四点。我知道是在做梦，但再也睡不着。难道是母亲托梦？早上六点多，我乘公共汽车赶往医院。母亲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说∶“咱们回北京吧。我想回家！” 我说∶“好，咱们回北京。我这就和医生讲，我今天就买飞机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