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旁埋尸灭迹
另一位朋友告诉我的情况不但说明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打死了人，而且埋尸灭证。他说，部队控制天安门广场后，首先是处理尸体。他们担心尸体如送往医院或火葬场，外界盛传天安门广场打死了人将得到证实，于是决定就地埋葬。这个鲜为人知的情况使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
他认识当时中国政坛上的大红人、政治局委员丁关根的小姨子，其儿子也就是丁的外甥，是个高中生，六月四日凌晨听到部队开枪后，不顾家里人反对，跑到天安门广场看热闹，结果再也没回来。以后几天，家长、亲属跑遍了全市参与抢救的四十多所医院，检查了所有的尸体、伤员，都没发现其儿子的踪迹，于是向北京公安局报了失踪案。因是大人物的亲属失踪，北京市十分重视。十几天后公安局通知家长到一所医院认尸，这才找到了失踪的儿子。
原来尸体是从天安门广场西侧人大会堂对面的二十八中门前的花坛中挖出来的。邓小平六月九日对参与北京平暴的部队师以上干部讲话后，北京的混乱局面得到了控制，二十八中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又能回到位于天安门区域的学校上课。不久学生们发现学校门前的花坛里散发出一股臭味，往下一挖发现了许多尸体，学校立即向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发现尸体中有一具穿着军裤，首先怀疑是失踪的军人，将这具尸体送到某医院停尸间（其它直接送到火葬场火化），通知戒严指挥部让各部队来认领。结果不是军人。这时公安局想起丁的外甥也是穿着军裤失踪的，便通知其父母来认尸。我的朋友讲，正因为诸多特殊因素，这个埋尸事件才被外人所知，如果该尸体不是穿军裤，或不是大人物的亲属失踪，公安局早就把这具尸体与其他被挖出来的尸体一齐秘密火化了。至于部队在天安门广场一带到底私下处理了多少尸体，也许只能在「六四」平反后才能真相大白。
二十八军抗命哗变
六月四日凌晨七点左右，西路第二梯队的二十八军风尘仆仆来到木樨地桥，又被群众重新设立的路障挡住了。虽然三十八军推进时打死打伤那么多人，但还是有许多不怕死的学生、群众将后到的二十八军围住，向他们痛诉「二十七军」（当时国内外都把三十八军当成二十七军）的暴行。二十八军的战士干部都不相信群众描述的情景，他们讲，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于是一些年轻人跑到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二十八军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这时我正在复兴医院和那位医生交谈着，看见这些年轻人很快从医院里拿出血衣给二十八军送去。
血的事实立即震撼了整个二十八军，导致军心混乱，许多战士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的甚至把枪扔到河里。靠近木樨地桥的约有七八十辆车的军人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整个部队几乎失去控制。约十点左右，有人开始烧军车，军人们不但不制止，有人还告诉烧车者如何才能将装甲车点燃，一时火光熊熊，浓烟冲天，约有七十四辆军车其中包括三十一辆装甲车、两辆通讯车全部烧毁。
中午十二点半左右，一架直升机飞到木樨地二十八军的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传达军委命令：「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这实际上是在公开下达开枪的命令。一时间整个木樨地再度紧张起来。但二十八军始终没有执行军委的命令，相反，有一个战士开着装甲车，用高射机枪向直升机扫射，将直升机打跑。部队不执行命令反而向军委的飞机开枪，这意味着部队实际上发生了哗变。我立即跑回家对家里人讲，看来中央对部分军队失去控制，弄不好部队之间还要打起来。
到了下午五点，二十八军不但没往前推进一步，反尔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到了军事博物馆）。后来听在军队工作的一位朋友讲，二十八军团以上的干部全部被逮捕，关在军队监狱里，包括一些军师级干部不但带上了手铐，而且带着脚镣。除了二十八军外，还有一些部队包括一些属于第一梯队的部队也有抗命的，如从北边方向来的一支部队在颐和园后面的青龙桥被当地的群众拦住，部队也是没有执行开枪命令即撤走了。后来得知，奉命进京的部队中，因不愿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枪而抗命的将校级的军官就达一百多人，为此当时脱离部队的军人达一千四百多人。
六月四日晚上，北京南边传来了隆隆炮声，我们全都跑到南边的阳台上，什么也看不见，但炮声是确实的。后来传来各种消息，讲在南宛机场有两支部队打起来了，但无法得到证实。当时从国家领导人到老百姓，个个人心惶惶，不知还要发生什么事情。
「六四」之后继续疯狂滥杀无辜
由于部分部队没有执行军委向围堵的群众开枪的命令，未能接应上已进入天安门广场的三十八军、二十七军〔先通过地下通道进入人大会堂待命，等三十八军占领天安门广场后出来参与清场〕等部队，使在天安门广场的部队一度成为失去后援的孤军，天安门以外的地区仍被市民控制着，加上北京市民对部队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部队缺水少粮，并使一些部队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六月五日、六日两天，占据天安门广场的部队每天派坦克、装甲车队从东向西进行示威，经过木樨地一直开到军事博物馆，边行进，边向两边开枪。当时传来的消息是坦克主要是向驻守在军事博物馆的抗命的二十八军示威。但沿途的老百姓却倒了霉，部队的盲目开枪不断造成群众新的伤亡。
六日那天，我正在复兴医院门口，亲眼目睹坦克车上的一个军人，向一名吓得从路边往二十三号楼跑的十三岁的男孩开枪，将他击倒在地。一些成年人向军人打手势，请求军人允许他们过去救这个孩子，但遭到军人的拒绝。面对着枪口和杀红了眼的士兵，无人敢往前走一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男孩子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直到坦克完全过去后，人们才跑了过去，抱起这个孩子向医院奔来。同时住在部长楼的一位中年人抱着在屋里被打伤的女儿也向医院跑来，许多关心这两个孩子命运的人也跟着跑了过来。看到天真可爱的孩子被军队无辜射杀，我极为愤怒，「六四」都过去两天了，部队还随便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到了极点，难道这就是人民的军队？
正好有两个外国记者带着摄影机在木樨地一带采访，也随着人群来到了医院，在门口被医院工作人员挡住，告之北京市政府有规定，不准记者到医院采访。这时门口已聚集了上百人，人们把无法向军队发泄的愤怒全发泄到这几个医院工作人员头上，一边高呼着：「让记者进去！让记者进去！」一边从后面推着这两个外国记者硬是挤了进去。看到这种情景，我心中感到十分悲哀，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面对滥杀无辜的军队，人们愤怒而又无奈，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外国记者身上，希望他们能把北京发生的事情展现在全世界面前，让世界舆论的压力迫使中国政府尽快结束这场屠杀。
这支坦克部队过了木樨地桥后，继续向路两边的建筑物开枪，结果闯了大祸，将在木樨地铁道部办公室坚持上班的铁道部总调度打死，震动了中央高层。当时北京的情况是部队进城后，因为人们的安全无保证，所有的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停驶，单位都不上班，只有铁道部的职工坚持上班。中国的铁路是中央直管系统，铁道部如果不上班，全国铁道将陷于瘫痪，因此国务院下了命令，铁道部必须上班。铁道部的职工在没有公共交通、部队随意开枪的情况下上班本来就有困难和危险，没想到上班时在屋里还有杀身大祸，激起全体职工强烈不满。
部队随意开枪射杀无辜老百姓，无人通报中央，杀了也就杀了。杀死了重要人物，再想瞒就瞒不住了。铁道部长李森茂当即给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打了电话，质问：今天都几号了，部队还随意开枪！罗干立即与杨尚昆通了电话，通报了部队随意开枪打死人的情况。当时，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的司机在送刘澜涛的孙女去医院看病时， 被部队开枪打死的事也闹得挺大。部队这种种不断激起民愤、不利于稳定局势的做法使军委不得不做出决定，将占领天安门广场有功但杀人杀得眼红的部队调出广场，换上其他部队，以使北京的局势尽快稳定下来。但这支部队并不就此罢休，七日早上从天安门广场撤出途中，又在建国门向外交公寓随便开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七」事件，一时造成驻京外国人大逃亡。
欺骗群众，编导「拥军」镜头
部队进城三天了，与北京市民一直处于对抗状态，电视新闻里没有任何群众拥护、欢迎的镜头，而这时，全国许多城市暴发了反对军队开枪、声援北京学生的游行，国际上的反应更为强烈。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欺骗舆论，部队在群众伤亡大、在国内国际有影响的木樨地，导演了一场愚弄群众的丑剧。
六日下午，当木樨地的群众正在为上午部队滥杀无辜而极为愤怒时，从西边开过来许多军车、坦克，停在木樨地桥西，其中两辆坦克车和一辆军用汽车驶过木樨地桥，几个军人走下来，向怀有戒心的路边群众宣传，他们是「三十八军」的，现在来清理路障，把被烧坏的二十八军的车辆拖到军事博物馆，晚上准备打进天安门广场，解决「二十七军」的问题。
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从六月三日晚到六日上午，在木樨地一带开枪的是二十七军的部队，外电也是这么报道的，因此对二十七军恨极了，而三十八军军长抗命的消息也传遍了北京城，人们对三十八军充满好感。现在一听说「三十八军要来对付二十七军」，无不欢欣鼓舞，人们立即把军人围住，同他们热烈拥抱、握手。我当时也带着孩子跑了过去，同这些军人握手。有的老人向军人痛诉「二十七军」的暴行，要求「三十八军」一定为死难者报仇。一位住在二十四号部长楼的年青人将一盘录像带交给一位军人，告诉军人这是他六月三日晚上录下的「二十七军」在木樨地开枪的录像，作为「二十七军」的罪证。一些年青人还爬上坦克，挥手热烈欢呼。几天了，人们从来没见到这么可亲的军人，大家感到有了希望，许多人主动帮助部队将路障清除掉，为部队进城创造条件，那种热烈的场面真是叫人感动。这时，一位站在后面军车上的手持摄像的军人，将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拍了下来。
这天夜里，几乎所有住在木樨地的人都十分兴奋，大家都在等待「三十八军」挺进天安门时刻的到来。但一夜静静地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到了早上七点左右，有部队从天安门方向撤了出来，但没见有部队从西边进去。一直到晚上七点，电视新闻里播出木樨地的群众热烈欢迎军队进城平暴的新闻后，我们才知道上了当。有的人一边看新闻一边骂：「为了骗取群众的拥护，不惜编造出三十八军要打二十七军的谎言，没想到政府、军队都已堕落到这个地步！」这是北京的第一条拥军新闻，又是发生在木樨地，在当时影响很大。
恐怖的大搜捕与医院里反搜捕的斗争
部队控制北京后，立即开始全市大搜捕。当时抓人主要是三个渠道，一是靠举报，戒严指挥部设了专门的举报电话。那时抓人根本不经过司法部门，也不按司法程序办，凡是被举报的，部队也不作调查，不管三七二十一，抓来先打一顿，有的被活活打死。在这种情况下，抓人处于十分混乱的状况。有人为了报私仇，编造假话将仇人举报，结果使仇人被打得死去活来。
我姐姐的一个邻居，是位妇女，「六四」期间根本没上街，不知得罪了谁，被人举报了，被部队抓去打得面目全非，后因证据不足放了出来。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工厂一个车间主任主张对学生采取强硬手段，对车间里支持学生的年青工人，不但训斥，扣发他们的奖金，还威胁说要向部队举报他们。这几个年青人决定先下手为强，打电话将这个车间主任先举报了，部队立即将他抓走了。厂领导得知后十分吃惊，立即到部队去讲情，说他是全厂表现最好的干部，绝不可能上街向军队扔石头。但已经晚了，这个干部被部队打成严重内伤，回家后在家休养了很长时间，情绪极为低落，对部队由拥护变为反感。
部队抓人的另一个渠道是到各医院抓伤员，他们认为凡是受枪伤的，那天一定在街上阻挡军队，都列为暴徒。但各医院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受伤的都是无辜者，于是许多医院都千方百计地保护伤员，一场惊心动魄的搜捕与反搜捕在各医院展开。
我的一位朋友是邮电医院的医生，她生动地向我描述了医院保护伤员的情景。他们医院曾抢救过数百伤员，凡是胳膊、腿等非要害地方受伤的，都让他们治疗完就走人。有二十多个重伤员留住在医院里。当部队拿着戒严指挥部的命令来搜查时，医院一方面派人把他们堵在门口，同他们周旋，讲医院只能根据市政府的命令行事，请部队与市政府联系；一方面立即通知各科病房将伤员尽快转移走。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但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病房里的非伤员病人，大家齐心协力，扶的扶，背的背，将伤员从病房楼后窗运出，送出后门，没有一个人向部队告发。当部队通过电话与市政府联系上，市政府办公室通知医院让部队进去搜查时，伤员已全部转移完，使部队扑了个空。这反搜捕的情况在许多医院发生过。我的朋友告诉我，每当她和其他医院同行们聊起此事时，大家都觉得特别痛快。但被送进部队医院抢救的伤员命运就不太好了，许多人被抓走了。
部队抓人的再一个渠道是把所有的冲洗胶卷的店铺、摊位控制住，因为当时照相的人很多，胶卷里的有关镜头成了部队抓人的依据。凡是胶卷中有有关「六四」镜头的，一律没收，来取胶卷的人则被带走审查。在木樨地一个冲洗胶卷的商店门前，我亲眼目睹两个来取胶卷的年青人被部队带走。
军队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
「六四」血案不但使人民群众的心上蒙上了阴影，也成为进京执行任务的所有部队的精神负担。「六四」以后，被开枪后果所震撼的中央高层，无人愿承担开枪的责任。军内流传的消息是，当有人问到主持军委工作的杨尚昆为什么部队会开枪时，杨的答复是他也不知道，他当时正在人大会堂，听到枪响后也感到突然。对开枪持保留态度的张震曾质问过杨白冰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杨的回答是他只是执行命令。张震为此一状告到邓小平那儿，指杨氏兄弟把开枪的责任推给了邓，据讲这也是邓下决心把杨氏兄弟换马的原因之一。在北京高干子弟中盛传的消息还有徐、聂两位老帅和陈云去世前，都曾要求邓小平讲清楚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看来他们都不愿沾这个「历史功绩」的光。
上面不愿承担责任，并派人到部队调查了解开枪的情况，使执行任务的部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大批无辜群众的伤亡及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使军队视开枪为耻辱，纷纷像避「瘟疫」一样回避开枪问题。「六四」后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门曾组织群众去慰问在北京担任戒严任务的部队。据参加慰问的人讲，不管是哪个部队，在与慰问的群众交谈时，都一再声明他们没有向群众开枪。
「六四」时受到国内外一致谴责的二十七军，实际上是替三十八军背了黑锅。二十七军回到驻地石家庄后，受到当地群众极大的压力。军队干部的家属，凡在地方工作的，都受到单位同事指责，他们的子女上学时受到其他学生的围攻，菜店拒绝卖菜给他们，粮店拒绝卖粮给他们。这种压力使二十七军的全体将士无法忍受，他们强烈要求军首长能出面澄清事实，还他们一个清白。在军内外的强大压力下，二十七军不得不以军党委的名义给河北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转告河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二十七军这次去北京执行任务，没有向首都人民开一枪。省委、省政府将此信转发到各级政府去做群众的工作，才使二十七军的逆境得到改进。这件事充分说明，开枪不光是在首都不得人心，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同样是不得人心。一九九一年我到河北出差时，在省机关工作的朋友讲到这件事时，很为石家庄及河北的群众自豪。
二十七军的做法使也驻守在河北省的三十八军被将了一军，三十八军若不公开表态，等于承认自己开了枪。三十八军一怒之下状告到中央军委，指责二十七军：既然是到首都平息暴乱，为什么视开枪为大逆不道而要去澄清什么事实。认为这种不请示军委擅自给地方写信的做法不但违背军纪，而且与中央在「六四」问题上不保持一致。三十八军这一状，实际上是要求军委对开枪的问题表态。但没想到军委的表态十分模糊：「开枪不一定不对，不开枪也不一定对，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了。」这种不是理直气壮肯定开枪的答复，显然表明中央军委不愿承担开枪的责任。
那么开枪打死无辜群众最多并在「平暴」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三十八军，是否敢承认自己开枪并承担这个历史的责任呢，答案是否定的。我的一个朋友事后去看望当时以代军长名义率三十八军进京镇压的后任军长张美远时，张的情绪十分低落，讲部队内对中央屡调他们进京对付群众很不满，他本人也产生了退下来回南方老家的思想。当我的朋友问三十八军到底开枪没开枪时，张一口否认开枪。张讲，部队是用石头打退暴徒而挺进到天安门广场的。
至于那些当年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和立功授奖的军人们，尽管在一九八九年风光一时，但以后这些功绩却成了巨大的精神负担。一九九 ○ 年初，解放军总政治部向中央打报告，拟在「六四」一周年之际，开展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深入广泛地宣传「平暴」的伟大历史意义，以教育人民，回击国际上的「反华浪潮」。当报告送到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瑞环那儿时，被否定了。当时的军委秘书长兼总政主任杨白冰曾质问李瑞环为什么不批准，李讲是邓的意见。从那以后，这个曾被高度评价为「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平暴」业绩，就从中国的宣传舞台上消失了，而在每年两度的「八一」、「春节」拥军优属活动中，也再没有人提及要去慰问那些在「平暴」中曾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的军人及家属。许多曾在北京执行过戒严任务的官兵在复员转业前，纷纷要求从档案中拿掉「平暴的业绩」，担心到了地方工作会受到歧视，更不愿终身及让子孙后代背这历史的黑锅。谁也没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曾被大颂特颂的「平暴」业绩竟成为人们唯恐沾边的秽迹。
邓小平后来对戒严、部队开枪一事到底怎么看，我一直期待他的 女儿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下卷的出版，看看上面是怎样介绍 「六四」 时邓的情况的。但从上卷出版后 14 年过去了，下卷迟迟出不来。看来这一段历史资料最全，但最不好写。我们可以从邓小平 1992 年南巡讲话回到北京，在万里陪同下到首钢的讲话看出一些端倪。邓说：当时把情况估计的严重了，现在来看，当时可以不采取那种做法（指动用军队）。这使我明白，邓为什么不让开展庆祝 「平暴」 活动了。
戒严之初，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和陈再道、杨得志、叶飞等八位老上将曾联名上书，反对动用军队对付老百姓，在国内外影响极大。这些老将军，在军中影响很大，连毛泽东也不得不让他们三分。文革中，时任武汉军区司令的陈再道扣下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形势逼的毛主席穿着睡衣离开武汉，但主席还是保了陈再道。 「平暴」后，邓小平委托陈云、彭真等老人去做老上将的工作。据陈再道身边的人讲，彭真去做陈再道的工作，碰了钉子。彭真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陈再道说：那就在中央内部解决，调军队干什么？！彭真说：学生后面有台湾、美国插手。陈再道说：这是公安部、安全部的事。毛主席创建的部队，从来没对老百姓开过枪！「平暴」时，张爱萍在解放军三零一总医院住院。据医院的朋友告我，当电视报道「平暴」取得伟大胜利时，张爱萍用拐杖敲着地说：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枪，算什么伟大胜利！
原三十八军军长徐先勤因抗命军队武装进京而受到军法处置，在法庭上他拒不认罪，铁铮铮地扔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据讲这句话在军中反响很大，对邓小平、杨尚昆有极大的震动。既然没有人愿当「平暴」的功臣，这实际上已把开枪的责任者摆在了历史罪人的位置上。
历史会对「六四」做出公正的结论
一九九八年，我又回到了久别的木樨地。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新建的木樨地立交桥使这条大街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路两边的高层公寓仍然如旧。我漫步在大街上，极力想在这发生巨大变化的故地找到那历史事件的遗迹。首先极为醒目地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木樨地地铁站出口处地铁标志上的弹孔，不知什么原因，在中国政府极力掩盖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这块有弹孔的标志却保留了下来。接着我又在当年和女儿数弹孔的公寓楼墙上，找到了枪弹留下的痕迹。「六四」过后，政府当局为了掩盖部队向路边居民和居民楼开枪的事实，组织工人将居民楼墙面上的弹孔用水泥抹上，但不料弄巧成拙，因为用的水泥的颜色与墙体的颜色不一样，这种涂抹反而构成了明显的标志，成了历史事件的铁证。
站在这历史铁证面前，我思绪万千。中国领导人一再向全世界宣称，中国早已对「六四」事件做出了历史的结论。但他们不知是忘记了还是故意回避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客观的历史结论从来不是由统治者在当时做出的，而是由后世做出的。仅就本世纪发生的更为严重的事件如匈牙利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事件、南韩的光州事件和台湾的「二 · 二八」事件来讲，尽管当时的统治者都作了类似现在对「六四」相同的结论，并对武装镇压找到了共同的借口，有的甚至还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但是最后都站不住脚，这是当时的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认为这句话同样是中国人民及世界上关心中国的人们对「六四」事件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