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背时，除了“身不逢时”这种无奈的解释之外，还隐含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豪迈，中国最能够名垂千古的往往是悲剧英雄。之所以是悲剧，主人公无法战胜自己的命运，终被命运所吞噬。而中国这个讲究了几千年“德治”的国家，对于悲剧英雄，通常有“道德完人”的要求。否则，是上不了“英雄榜”的。
悲剧英雄在宋明两代为多。宋孱弱，明昏聩，而在宋刚烈者，在明通达者，就会成为悲剧英雄的候选人。
明末辽东督师袁崇焕，无人怀疑他是英雄，而且是地地道道的悲剧英雄，精忠报国，却被谗言所害，被凌迟酷刑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若是比较，宋代有太多的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如岳飞，如李纲，如辛弃疾等等。可我总感觉一个身后名与袁督师相差甚远的人物如果拿出来与之对照，或许对我们更有启发。
南宋宁宗时期权侵朝野的“太师、平章军国事”韩侂胄，因为那场“开禧北伐”，不但被杀后首级送到金国示众，身后也被赋予了“权奸”的名声，与秦桧、贾似道并列，“遗臭万年”。
他与袁崇焕有可比性么？
有的。
他们都是背时者，他们的主张都是为当时的“主流”相悖的，他们的死，都使他们的敌人弹冠相庆。
南宋经高宗、孝宗、光宗到宁宗，虽有孝宗的励精图治，矢志北伐，但在符离之战失败后，偏安苟存之风已经根深蒂固，那首“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的《题临安邸》诗已经让人见怪不怪，“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这个时候，韩侂胄提出了收复旧地的主张，可想而知是多么不合潮流。
明朝经神宗、光宗、熹宗到思宗，国库空虚，军政腐败，天灾不断，内有“流寇”作乱，外有后金扰边。两者相比，后金虽然是敌国，但并没有入主中原的野心，总是希望“以战谋和”，得到明廷的正式承认。而上至皇帝下至满朝文武都死死抱着面子不放，不能够忍受视以前的“建州卫”为敌国，皇太极改金为清，自去帝号也不行。这个时候，有着“专能制虏”之名的袁崇焕却总想着用和谈来换取时间，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是多么的冒天下之大不韪。
若以二人的身份和所处的环境来说，韩侂胄要优于袁崇焕，他可以权侵朝野，而且极得宁宗皇帝的信任，即使是在北伐失败，金国明确提出要他首级以换取和平的情况下，宁宗皇帝也没有舍弃自己这位妻叔（韩侂胄是宁宗皇帝韩皇后的亲叔叔）。袁崇焕虽然也曾经受到崇祯皇帝的赏识，而且委以重任，一度荣宠有加。但他既不能左右朝廷的动向，也不能完全获得皇帝的信任，甚至连军饷都要冒着风险才能解决。
在他们开始自己事业之前，两个人的心态也大不相同。
韩侂胄在进行开禧北伐之前，扫平了朝廷中自己的反对派，他派去金国的使者邓友龙带回来的消息是金国已经“赤地千里，斗米万钱，与鞑为仇，却有内变”，感觉像是风一吹就倒的破房子。这怎么能不让韩侂胄信心倍增？何况，他可以放开手脚进行战争准备，而没有公然的掣肘。嘉泰二年，韩侂胄下令伪学禁驰，赵汝愚等名列伪学逆党籍之人也被追复旧职，以凝聚朝野的力量。嘉泰三年，命宋军大造战舰。四年，请下诏整顿诸军。立韩世忠庙于镇江，追封岳飞为鄂王。五年，设置澉、浦水军。在中线，增置襄阳骑兵。嘉泰四年，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财赋的吴猎，征召义士入伍，提拔孟宗政等良将分守各要塞，广积粮、增戍兵、修筑水匮拱卫荆州，以支援襄阳。在西线，以吴璘子吴璁提举四川茶马，以购置西蕃良马；而此前抗金名将吴挺之子、吴璘之孙吴曦被派往四川，出任兴州驻扎御前诸军的都统制。在东线，以张岩、程松帅两淮，起用抗战派元老辛弃疾为浙东安抚使。开禧二年，更是主持削去秦桧的王爵，把谥号“忠献”改为“缪丑”，彻底为岳飞平了反。一片“气吞万里如虎”的景象。
而袁崇焕在受到崇祯赏识的时候，就已经看出自己身边危机重重，也明白自己必须依靠的皇帝根本靠不住，他在奏章上就已经说得很明白：“……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他是明知道很可能被自己言中的情况下，抱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担负起保卫边疆的重任的。
而从二人的性格私德上来看，袁崇焕个性刚烈，耿直不阿，为官清廉。韩侂胄却是有着很多“权奸”的特征，独断专行，喜好奉承，用黑暗的手段打击反对者，甚至发起了“庆元党禁”。仅一件事便可看出他的擅权：开禧元年，韩侂胄拜“平章军国事”。这个官位本来叫做“同平章军国重事。”，但韩侂胄自作主张，去掉了两个字，“省重事则所预者广，去同字则所任者专。”而且本来按规定是同平章事们“分日知印”，韩侂胄却把大印拿到家里去专门使用。
表面看，韩侂胄远不如袁崇焕悲剧色彩浓厚，但实则不然，韩侂胄位高权重，不善修身，他作出的北伐决策从一开始就被套上了动机不纯的帽子。北伐何辜？即使失败，也是功过之分，却无奈成了忠奸之别。
他们两个人最终都是死于非命，死在自家人手中，而他们的死都折射出自己国家民族的深刻悲剧。
袁崇焕之忠，有他的所为，还有所谓动机。韩侂胄之奸，有他的所为，动机的揣测更是决定性因素。可是，一旦什么都用动机来衡量，就不会有公正的说法。动机，是心中的想法，除了自己，谁也不会知道，怎么能确定？说韩侂胄“欲立盖世功已自固”，袁崇焕“笑倚戎车克壮猷，关前氛锓仗谁收？”（梁国栋赠袁崇焕诗）难道就没有自己建功立业的打算？一个人要建功立业，无可厚非，何况，他要的建功立业，是国家所需要的。明朝需要缓和的时间来整饬边防，修理内政，南宋就不需要收复失地，洗雪“靖康耻”？
可惜，韩侂胄的北伐失败了，他太急于求成，也太对自己的国家自信了。金国诚然已经衰落，南宋的衰败更为严重，他没有看到这一点。袁崇焕拒敌于国门之外也失败了，他的敌人绕开他进入了内地，而且他的敌人比他更了解他的君主。
宋人自卑，自卑的做不到背水一战，稍有挫折就想着和谈，开禧北伐虽然先胜后败，但基本上是平手，两军僵持之下，谁先松劲谁就要吃亏，而宋人是不相信自己有耐力的。明人自大，自大的到了盲人瞎马的程度，他们不是看不到问题的根结，但宁可国家继续糜烂也要把眼睛蒙起来，上诈下愚，没有人愿意为国家负责，而又都自信“公忠体国”。
韩侂胄得罪了满朝上下的苟安之风，得罪了道学一派，得罪了现在的皇后（他的侄女韩皇后此时已经病死，继任的是他反对立为皇后的杨皇后），再加上自身并非完人，终于“函首安边”；袁崇焕得罪了皇帝，得罪了廷臣，得罪了宦官，还得罪了北京的百姓，当时竟有民谣“投了袁崇焕，鞑子跑一半”（文秉《烈皇小识》），终于被凌迟处死，身上的肉北京城百姓分而食之。
所谓“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而独行也”，是程本直为袁崇焕鸣冤的说辞，就凭这句话，便是袁的知己，面对敌人得刀尖不退缩容易，而要为了大局而不怕自己人误解，确实大难。放在韩侂胄身上，虽然那“直”可能不好同比，却也可以说恰如其分。韩侂胄若要自固权位，原不用冒这么大的险去北伐，虽然支持他的太皇太后和皇后都已去世，可宁宗皇帝对他的信任和感情从未消退。到金国放弃两淮土地并少要千万两赔款而要求杀他的时候，宁宗皇帝都没有同意。他的死，是被杨皇后、史弥远等人暗杀的。他的后任史弥远也是擅权十余年，无所作为，却没有遭难，韩侂胄确实是“烦恼自取”。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寿皇（孝宗）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侘胄习闻其说”。可见其人早就有恢复之志。至于其他的指责，周密在《齐东野语》中的见识恐怕较为高明：“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
袁崇焕死时“众恶归焉”，身后名却很响亮，总算可以瞑目。韩侂胄死时有人为他辩诬，留下了那首“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的名诗，也有军官罗日愿密谋刺杀史弥远为韩侂胄复仇事泄被杀的事迹。甚至对他恨之入骨的金国在将他首级示众之后，还厚葬并赐予“忠谬”的称号。但他的奸臣之名却难以撼动，他死后数月，宋廷就下诏“自绍熙以来侂胄事迹，悉从改正”，他的本来面目如何，万难澄清了。
相比之下，袁崇焕在被害150年后得到平反，还是幸运的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