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又叫了》读记：教会宣传苦行主义的后果

2世纪初，Ignatius 已经不得不命令 Polykarp 主教，劝告“姐妹们”“爱主并且在肉体和精神上满足于丈夫”。稍后一些，教会就建议，在爱餐后习惯性的交换“爱吻”时不要张开嘴唇，如果吻引发了快感，就不要重复。

还需要提的是“神职婚姻”，就是男女“圣人”共同生活在一处或者同睡在一张床上。这种生活方式被称为共同苦行，最初是阿提亚宗教会议用于描写 Samosata 的主教保罗的，他身边总是带着很诱人的女士。这种现象显然在使徒保罗的哥林多就已经出现了。2世纪早期的先知 Hermas “象一位兄弟一样”睡在12位处女中间，她们甚至亲吻并拥抱他，但最终“除了祈祷没有做其他的事情，我与她们不停地祈祷，祈祷得不比她们少”。这个时期的十二使徒教会规章 (Didache) 也知道这种与女性没有“性交往”的同居。这种生活方式很长时间被视为最高禁欲生活的特征，与此同时，寡妇再嫁被许多人认为可憎或者受到谴责。

渐渐地这种“神职婚姻”变得可疑了。教会之父特图良讲到有处女修女怀孕的，认为许多人的上帝就是肚腹。Cyprian 主教也要求通过接生婆对无论如何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神职人员的处女进行检查，尽管他知道，用无法检查的肢体也可以犯罪(sin)。为了扫除这种“神职婚姻”，教会最终斗争了上百年。

独身制
戈利高利七世不关心病床上的修女春情的哀叹、修士们的暗道、神职人员默默地和嘶声的罪恶 (sin)、被他们伤害的婚姻……和其他种种因此造成的迷乱，而在历史的教科书中，其后果显而易见。
神学家 J. G. Herder

禁止神父结婚，其来源是曾经在异教中普遍的、在帝王崇拜中不可缺少的观念，就是人在性交后没有能力进行拜神仪式。在东部，圣餐仪式基本上都是在特定的节日进行，所以只是禁止神父在这些节日前后有性生活，而在西部，每天都有礼拜，所以就要求在婚姻中完全的性节制。

独身制是天主教独有的。东方的正教中，神父结婚至今还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在罗马教会，从3世纪开始，主教和神父在任职仪式过后不许结婚，以求提高他们在民众中的威望，因为民众已经开始认为婚姻是罪恶的。但是，除了崇拜仪式的动机，经济动机也起着一定的作用。牧师必须把所有的收入都上交给主教，所以没有家口的神父更受教会欢迎。4世纪的时候，神父从教会所得的报酬已经如此之少，以致他们只有在信徒交费的时候才主持教会活动。但是宣布神职人员在任职仪式后结婚无效是在6世纪。Toledo第3次教会会议 (589年) 命令主教们，把被怀疑与神父保持交往的女人卖掉，所得的收入分给穷人！Toledo 第4次宗教会议 (633) 的决定类似。

但是直到格利高利七世1074年的独身谕令才禁止结了婚的神职人员主持教会仪式，并称他们的合法妻子为“陪睡”，此后独身制在天主教生效，尽管独身制直接违背新约要求主教和主祭要结婚、管好自己的家的说法［提摩太前书“3:2 作监督的（路德版作主教），必须无可指责，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 3:3 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 3:4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3:12 执事（路德版作主祭）只要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所以，夏季神职人员激烈反对教皇，称他是疯子、无视圣经并鼓励淫乱的异端。

独身制的后果惊人。理查•瓦格纳成为基督教时代最显著的特色和根本特征的虚伪和淫乱，泛滥的令人难以想象。神职人员的淫乱如此普遍，以至 Isidor 说这种淫乱已经不再是犯罪，而是只能被教会的宽容。整个中世纪，一大部分神职人员经常是拥有一个“后宫”，他们的住处或周围住有这样的女性的房子里孩子成群。

8世纪，德国人的使徒 Bonifatius 写给教皇 Zacharias 的一封信生动描述了法兰克教会的情况。其中写道，80多年间，法兰克没有开过教会会议，没有再设立主教，没有修订教会章程，教会管区大多由贪财的信徒或通奸的神职人员控制，有些主祭从青年时代就淫乱不断，“他们当了主祭，夜里在主祭住处通常与四个、五个、甚至更多的姘妇同床共眠，却不知羞耻地领读福音、自称主祭。这样的人居然可以成为牧师、甚至主教。” Bonifatius 指出，后者当中还有带着武器上战场亲手让异教徒和基督徒流血的。

教会违反自然的反对神父结婚的斗争，不仅使被剥夺了权力的神职人员采取养姘妇的手段，甚至也使有些妇女在教堂里被神职人员糟蹋，有些甚至人员连自己的近亲都不放过，而且这种情况不是少数。所以，753年在 Metz 举行的教会会议规定：“神职人员与修女、母亲、姐妹等等淫乱的，高级的要降职，级别低的要遭痛打。”

8世纪末，奥尔良主教 Theodulph 也威胁要惩罚与动物淫乱的神职人员。旧约就已经反复禁止上帝的男女选民与动物性交，甚至是以死刑为惩罚（出埃及记22:19，利未记18:23，20:15，申命记27:21），连行淫的动物也要杀死！英国教会也规定要惩罚与四脚兽、与母亲、姐妹淫乱或通过一种 Instrument 与修女淫乱的主教和神父。即使今天，意大利耶稣会的领头人无也为了贞节的缘故，把“不要触摸他人，包括在游戏时”的第32条规章扩展到了动物。

一直到16世纪，许多神职人员都公开过着奢侈放荡的生活。所以，在（闵采尔领导的德国）农民战争期间，Würzburg 市民拒绝出征上战场，因为他们担心留在家里的女人受到神父们的奸污；1517年，康斯坦茨主教 Hugo 在一封牧人信中指控自己教区内所有的神职人员赌博、酗酒、宿娼；在苏黎世，神父们因为一个漂亮妓女公开打斗；1513 年，雷根斯堡市民捉拿了大教堂的牧师，因为他夜里喊叫着要闯妓院；奥格斯堡市民受到主教们的诅咒，因为他们把强奸了一个儿童的神父 Frischhans 捆绑起来送给了主教。

即使许多修“道”院也淫行泛滥。中世纪末期，莱比锡的托马斯修“道”院被称为世界奇迹，因为那里没有女人却孩子成群；施瓦本的 Gnadenzell 修女院被称为“公众之家”，因为修女们把他们的修女院办成了公开的妓院。15世纪后期，以公开妓院闻名的还有 Interlaken、 Frauenbrunn、伯尔尼附近的 Trub和 Gottstadt（上帝城）、Ulm、Mülhausen 的修女院。洛桑市政府公开命令修女不许关闭妓院，而苏黎世市政府在1493年颁布“反对修女院淫行”的严格规定。

教会会议反淫乱的斗争毫无希望，因为教会的最高领导人往往参与淫乱，而且不仅仅是在教皇的色情统治 (Pornokratie) 和娼妇专政期间。

10世纪，教皇 Sergius 三世与封疆伯爵 Alberich 的夫人 Marozia 生有一子，就是后来的教皇约翰十一世 (931-936)。18岁就登上了彼得圣座的约翰十二世（955-963）不仅任命一个10岁的男孩当主教（约翰十世就已经任命一个5岁的男孩为 Reims 的大主教），而且与自己的姐妹过着乱伦生活，在一次通奸时被打杀。 13世纪，教皇们逗留里昂期间，把整个城市变成了妓院。主教们拿修女院院长或修女当陪睡。作为教皇格利高利十二世的对立教皇被清除出教皇名单的约翰二十三世（1410-1415），与自己的兄弟的妻子通奸，而且在 Bologna 让二百个寡妇和处女蒙恩——这个数字显然有些夸张。教皇 Innozenz 八世（1484-1492）带着两个孩子进驻梵蒂冈，简直就是对梵蒂冈命令所有神职人员解雇姘妇的规定的责难。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1492-1503）带着四个孩子进驻梵蒂冈，任命自己18岁的私生子 Cesare 为主教，与自己的女儿 Lukretia 乱伦，而这个女儿又与自己的弟兄乱伦；他还让画家把自己的情妇之一、漂亮的 Julia Fernese 画成圣母，把自己画成她脚边的教皇。

16世纪中期的 Trient 教会会议后，这种混乱状况至少从外面看好转了许多。但是，天主教神学家 Curci 在1883年还写道：“我自信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可以保证，除了面临进步了的文化不得不显示的谨慎，现在一些省份的情况不比16世纪Trient改革以前的情况好多少。那时，崇高的神职人员的娼妇还可以由猖獗的仆人陪伴着乘坐豪华的马车在罗马的大街上畅行无阻。多么令人羞耻的旧日时光！这种情况只显示，梵蒂冈在这方面的态度是多么摇摆不定：教皇 Pius 九世时期，南部一个省的一个小教区，有些年没有一个神父是没有女人的，主教也不例外。”

这里描写的是意大利的情况。然而，即使在19世纪的西班牙，教会也认为，必须要象宗教裁判一样严厉，才可以阻止“忏悔室变成妓院”。19世纪南美的天主教神职阶层的不道德据说超过其他任何一个阶层，“好像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服务于淫乱，为他们在堕落方面毫不逊色的非专职人员树立光辉的榜样”。一位天主教神学家在1889年就秘鲁的天主教神父写道：“不养姘妇的只是少数……一个很值得信任的殖民者给作者写道，不能轻易送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去忏悔。”即使19世纪罗马的红衣主教据说还要求结了婚的男人把妻子转让给自己，因为，如同卢梭所写，因为秩序的缘故，只有结了婚的女人可以生孩子。

以上这些不过是强制的独身制所带来的后果中无足轻重的。天主教神学家 Johann Anton 和 Augustin Theiner 整理的19世纪神职人员和僧侣诱奸儿童、虐待狂、流产、嫉妒和性谋杀的材料简直令人窒息，其中尤其让人震撼的是，一个巴伐利亚德牧师在其厨娘把他的两个字杀掉之前，还为两个孩子施了洗礼。

另一方面，认真戒欲的神职人员与自己斗争，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日夜惩戒自己，甚至割掉自己的生殖器官。

直到最近，天主教神职人员中一直由公开反对教皇的强制独身制的反对派，这在以上两兄弟写的三卷本的《基督教神职人员强制独身制的引入及其后果》中有证明。天主教会尽可能地收购此书并加以销毁，Anton Theiner被取消教授资格，最后成了乡村牧师，作为 Breslau 大学图书馆秘书死于贫困之中。他的收入仅仅能够使他不致饿死。

他的弟弟Augustin与教会和解，成了梵蒂冈档案管理。梵蒂冈教会会议期间，他涉嫌为反对派的主教提供原始资料而被撤职，连他的住处与档案馆之间的门也被砌死。1893年，神学家 Friedrich Nippold 再版两兄弟的这本书。


（节译自德士纳先生的《鸡又叫了》第二卷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