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局在天津的特务活动 暗杀张敬尧 吉鸿昌

　　　　　　　　　　　　军统局在天津的特务活动

　　　　　　　　　　　　　　　　舒季衡

　　　　　　　　　　　抗战前天津站的建立及其活动

1932年春，复兴社特务处在天津建立了特务组织——天津站。第一任站长王天
木。王系东北讲武堂毕业，初在黑龙江督办吴俊升部任职，后经吴之子吴泰勋介绍
结识戴笠，成为特务处的骨干分子，又是天津站的奠基人。

天津站下设情报组和行动组（专门搞绑架暗杀等），并配属秘密电台。其任务
是，搜集有关革命和进步人士的情报，迫害革命人士、反蒋分子以及监视北洋政府
下台的失意军政人员。当时在该站充当组长的有陈恭澎，先后充当电台台长的有了
湘峨等。

天津站建立后进行的两次暗杀活动，在当时社会上曾引起很大震动，一是暗杀
北洋军阀张敬尧，一是暗杀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吉鸿昌。

张敬尧曾任湖南督军兼省长，1928年兵败去职后寓居天津，与日本特务机关及
亲日派自坚武取得联系，来往于平津各地阴谋反蒋，并在日本人扶植下，企图建立
华北独立局面。特务处侦知后，派陈恭澎、白世维暗杀张。1933年5 月当张敬尧由
天津去北平活动之际，陈、白跟踪至北平，在5 月7 日将张枪杀于六国饭店。

1934年，天津站侦知国民党胡汉民、李济深派的反蒋人士任应岐在天津活动，
在追踪任的行迹过程中，又得知任与抗日爱国将领吉鸿昌以及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
有联系，遂一并监视。1934年11月9 日，当任、吉在法租界国民饭店内借与友人打
麻将而秘密开会之机，由吕一民带领女特务杨玉珊（真名陈玉珊）及行动员前往狙
击，仓促间误击其友王化南，吉鸿昌亦被跳弹所伤。任、吉二人虽然未被特务击中，
却被法租界工部局扣押。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特务处郑介民立即来津，向法租界当局
秘密协商引渡任应歧和吉鸿昌，解往北平军分会。同年11月24日任应岐与吉鸿昌一
并被害。

天津站的特务们凭借反动势力，肆意妄为，竟于1934年在意租界绑架曾任热河
省主席汤玉麟的小孙女，讹诈勒索银洋5 万元。事发之后，激起天津士绅和舆论的
愤懑情绪。蒋介石查知后，为缓和舆论的谴责，责令戴笠查处，戴不得不把王天木
及有关特务调回南京禁闭，由陈恭赵继任天津站站长。

这一期间天津站几个主要特务的情况如下：王天木，自被关押南京羊皮巷特务
处监狱后，直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戴笠才将其释放，令其戴罪立功，组织工
作组，到洛阳潼关陇海沿线工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戴笠复派王天木来天津，
组织军统局华北区，任区长，成为驻华北最高负责人。1938年春组织“华北忠义救
国军”，兼任总指挥。1939年春调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以后在上海公开投降日伪，
转人汪精卫伪政府特工总部工作，专事破坏军统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地的潜伏组
织，不久担任汪伪江苏省镇江行政督察专员。1942年汪伯特工总部将其势力伸人汉
奸王克敏控制下的华北，组织了“华北工作团”，由王天本任团长，再来天津、北
平破坏军统、三青团的潜伏组织。1945年日本投降，王匿于北平西山。同年冬军统
局派吴安之、白世维来平、津进行“接收”时，因彼等均系王的旧属，遂密助王外
逃。

陈恭澎，河北宁河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1932年春，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南
京香林寺特务训练班第一期受训后，派往天津站工作，是王天木得力助手。1934年
继王天木之后任天津站站长，1939年又继王天木之后任华北区区长。同年秋军统华
北区组织被日特破坏，陈逃往重庆任军统局第三处（行动布置）处长，不久又调任
军统局上海区区长。1941年5 月在上海被江伪特工逮捕，叛变投敌。陈除出卖军统
局在沪潜伏组织外，并写了一本（蓝衣社之内幕）的小册子，把军统特务内外部组
织机构。负责人、活动情况等全部揭露。1945年日本投降，戴笠到上海时将其逮捕
解往重庆关押。1946年因戴坠机身死，复经特务处旧僚属为其说情，以及当时反共
政策的需要，陈被释放，并被郑介民任命为国防部0760部队总队长，驻北平，专搞
特务武装，从事对抗人民武装。1949年初平津解放前夕外逃。

裴级三，东北人，行伍出身，原为黑龙江督办吴俊升的卫士，1932年参加特务
处后，被派在天津站工作。1939年王天木在上海投敌，裴在天津亦公开投敌，把军
统局华北区所属各站组织破坏殆尽。后在天津日本宪兵队任宪捕队队长，为虎作怅，
罪恶万端。1945年日本投降之第三天，逃匿东北，至天津解放后，又逃往南方。

吕一民，有时化名张天飞，河北宝抵县人，早年曾在河南督办岳维峻部任下级
军官，失业后，加人国民党胡汉民派系的组织，被派到天津，经其亲戚天津站行动
组组长王文介绍，加人天津站特务活动，出卖反蒋人士及爱国抗日将领。日本投降
后，任唐山市警察局局长。1949年被人民政府逮捕归案，旋被镇压。

白世维，军校七期毕业，山东蓬莱人。是天津站的行动员，被戴笠赏识，视为
心腹，曾先后随戴笠及蒋介石任便衣警卫。1945年10月随平津区铁路局警务处处长
吴安之同来平津，担任该处副处长，在天津办公。1947年春，继陈仙洲之后任天津
稽查处处长，尔后任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在天津与曹锟的长孙女曹继英结婚，天
津解放前南逃。

　　　　　　　　　　天津沦陷期间军统特务活动的起落

　　　　　　　　　　　　　抗战初期天津站的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及军政组织撤离平津的同时，曾布置下一些潜
伏的特务组织。在天津设立特务处华北区，下辖北平、天津、保定三个站，总揽华
北地区的特务工作，派王天木为最高负责人。天津站仍由陈恭澎任站长。除在市区
布置几个情报组、行动组外，另在唐山、沧县两地各设一情报组。区、站及外地各
组均配备有秘密电台。驻华北区的电讯负责人程浚，称电讯督察，督导各台通讯业
务和调整人事工作。1938年当特务处改称军统局时，华北区的组织人事未变。

在抗战初期，特务处华北区天津站的活动，主要有两项：（1 ）组织华北忠义
救国军1937年8 月13日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与上海帮会头目杜月笙等合谋组
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武装特务组织。1938年春改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
军。与此同时，戴笠指使王天木就近在天津组织华北忠义救国军。其目的是与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各地人民抗日武装相抗衡。王天木受命后，即在河北、山
东北部着手拉拢一些失业军人、土匪头目、地主恶霸，委任官衔，招兵买马，自立
山头，先后在冀东、冀中、鲁北各地组成二十一路军。其中除少数几路有武装数百
人外，其余大多仅有番号和光杆司令。这支杂牌部队，抗日无力，欺压百姓则绰绰
有余。天津站行动组组长王文曾在宝抵、宁河一带组成第六路军，自任指挥官，齐
庆斌任参谋长；赵光远在冀东一带组成第四路军；还有霸县地主黄某组成第九路军。
王天木为加强对各部队的控制，从军统华北区外围特务组织抗日锄奸团中抽调些骨
干人员到各路指挥部任政治指导员。

忠义救国军成立以后，曾经喧嚣一时。不久，就分别被日军击溃，有的投降日
伪当了部队，如新城县的王凤岗、霸县的刘凤泉、武清县的柳世平、鲁北地区
的刘佩臣等，都曾是华北忠义救国军的成员。他们投靠日本人以后，都先后充当了
日伪的警备大队队长和皇协军。

（2 ）组织外围特务团体“抗日锄奸团”

天津沦陷后，军统华北区利用人们不甘心当亡国奴的反抗精神，特别是青年学
生们敢于斗争的爱国热情，秘密组织了抗日锄奸团（简称抗团），由曾澈负责领导。
该团从天津市各大中学校里发展成员，从事侦查、刺杀们的活动。由军统派员
教授爆破、暗杀技术和搜集情报的知识。所用的器材、枪支弹药、活动经费等，均
由军统华北区供应。在团以下分若干小组。抗日锄奸团进行的主要活动有：1.暗杀
王竹林。王竹林系天津盐商，又是商会会长，在日本侵占天津以后出任伪职。
1938年12月27日，抗团将王刺杀于法租界丰泽园门前。

2.暗杀程锡庚。程锡庚是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伪津海关监
督，积极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政策。1939年4 月9 日在大光明电影院（现
海河影院）观看电影时，被抗团刺杀，当场毙命。日方多次与英租界当局交涉，要
求引渡凶手，为英方拒绝，为此造成日军封锁英法租界。

3.爆破烧毁中原公司。中原公司坐落在日租界（现百货大楼旧址），天津沦陷
后，该公司生意兴盛，上演各种游艺节目歌舞升平。抗团决定纵火焚烧大楼，在社
会上扩大影响。1940年吕月27日夜，该楼突然爆炸起火，火势顿时蔓延开来，全部
商品、货柜以及门窗设备等均化为灰烬。

抗团的暗杀、纵火行动，当时曾引起社会上的极大震动，使日本侵略者大为恼
火。

1939年以后，军统华北区改组，王天木调任军统上海区区长，而以毛万里任区
书记。王天木所遗华北区区长一职由陈恭澎继任，而以曾澈任区书记，陈资一任天
津站站长。王天木到上海后与毛万里争权闹摩擦，因毛万里系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
风之弟，专横跋扈，不服从王的领导。1939年夏，王天木在上海公开投降日伪，同
年9 月天津站行动组成员裴级三，在王天本影响下，亦向日伪投降。把华北区平、
津、保三站和唐山、沧县两个组的人事组织等一并出卖给日本人，致使以上各组织
遭到致命性破坏。只有区长陈恭澎逃往重庆，区书记曾澈以下若干人员被捕。嗣后
有的投敌叛变，有的坐牢，有的被杀害，有的逃回重庆。从此机构瘫痪，活动陷于
停顿状态。

在军统局华北区组织被日本破坏的同时，抗团组织亦被株连，损失极大，许多
人被捕坐牢，有的被杀害。团长曾澈亦被杀害。该团未被捕的骨干分子孙大成（字
若愚，天津永安饭店少东）、叶德明和杨某等先后继任团长。随着军统在津机构一
再遭到日特破坏，抗团亦随之被破坏，不能再继续潜伏。1941年团本部不得不撤往
重庆。留津大部分团员，亦陆续逃往重庆，有的继续读书升学，有的被送人军统局
各特务训练班受训，后来成为正式军统特务，有的另谋他职。此后，他们虽仍不断
选派潜伏人员来津活动，但未起任何作用。

电台工作因属内勤，平素与外界接触较少，损失不大。但电讯督察程浚却感到
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不能滞留，乃逃回重庆。遗缺由华北区电台台长李仲英继任，
另由温崇刚任华北区电台台长。与此同时，北平、保定两站，唐山、沧县两组，均
遭受严重破坏，沧县组组长邵大为被捕后叛变投敌，电台人员张依道亦株连被捕。
军统局华北区活动，从此结束。

　　　　　　　　　　　1940年以后潜伏组织屡遭破坏

1940年初，军统局重新部署恢复天津特务组织，派倪中立任天津站站长。倪到
津后，立足未稳，即遭日特破坏，倪被杀害。1941年夏秋间，由张家铨负责的天津
站又遭日特破坏，除张家控逃回重庆外，站中多人被捕，仅电台得免。

1941年春季，军统局又派陈仙洲来天津建立军统局天津特别站，陈任站长。陈
来津不久，遇见其同学李子祥，原来陈、李都是特务处保定组的同事。李1938年在
武汉时，由军统局派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合办的中苏特种情报所工作，
后由该所派来天津活动，任组长。1939年到1940年间，该组织被日本破坏，李未被
捕亦未回重庆，仍在津潜伏，等待时机。陈、李相遇后，陈拉李任天津特别站书记，
负责内勤，陈又将其亲戚某安插在站内做文书译电工作。同时军统局另拨给陈站电
台一部，由文光华（女）负责。

1942年夏，陈仙洲去北平与该站工作人员（在日伪华北新民会工作）接头时，
发现已被日本特务跟踪，陈乃化装逃走，辗转逃往河南。原在陈站任内勤的某人，
本系陈之亲戚，早于1940年在北平站工作时，即已暗中投靠日伪，潜伏于陈站做内
线。在陈逃走以后，即公开投降，天津特别站李子祥以下数人全被逮捕，电台台长
艾光华亦株连就捕。李子祥在日本宪兵队关押数月后被释放。李虽未正式当，
但依附于特务裴级三之下，先当裴之家庭教师，后任裴之私人秘书，直至日本
投降。艾光华被押数月后，被日特转往早已投降日伪的王天木的华北工作团，当了
特务。

1942年初，军统局派李仲英为华北电讯视察，经兰州、内蒙潜来天津。同年夏
正值特别站电台艾光华被捕，李设法营救而未果。因艾与驻津电讯督察殷师舜等有
横的联系，殷等感到严重威胁，当由李仲英报请军统局，准许殷师舜夫妇和另一电
台人员齐致中等数人调回重庆。并将殷、齐二台所用电机，一部交与温崇刚，由温
重建一台，继续与军统局通讯；另一部由李仲英交给刚刚建立的军统局天津独立潜
伏台舒季衡留充备用。其后不久，李仲英亦绕道上海回重庆。

至1943年以后，军统局又先后在天津建立两个独立台。1945年春，该两台正当
筹建之际，军统局派殷师舜为电讯视察，来华北各地巡视所属电台工作。殷抵安徽
界首（抗战时敌占区与大后方间的交通孔道）时，殷身着上校军服，招摇过市，花
天酒地，致被该地潜伏的侦知盯梢，当殷北来山东视察军统局济南站电台时，
日本宪兵队即将殷师舜连同济南站电台台长王某一同逮捕。殷等受刑不过，供出天
津温崇刚、舒季衡、杜思忠、杨杰荣等台。日本宪兵队押解殷等来津会同天津日特，
逐个逮捕。

殷领着日特往法租界电灯房对过某胡同温崇刚的接头处捕温时，正值该邻居与
温家闹不和，不耐烦地说“不知道”，“早不在天津了”，温因而得脱。当捕舒季
衡时，殷又将舒的接头地点记锗，将日特领到法租界24号路（今长春道）福寿里10
号，此处系日伪天津市妓女检验所，亦未捕到（按舒的接头处是在附近山西路忠恕
里10号）。往捕杨杰荣夫妇时，因M 人外出未归，后闻讯潜逃。结果，仅捕到杜思
忠和原天津站电台机务员邓乃石。当日特押解殷等4 人返济途中，杜思忠又乘机跳
火车逃跑。

在这种情况下，杜思忠、杨杰荣两个潜伏电台，尚未建成即遭到日特的破坏。

在此期间，军统局又先后在天津布置两个情报组，惟电机尚未制成，日本即行
投降，两组皆未起作用。日降后该两组人员被调往东北地区潜伏活动。

1943年军统曾由西安派刘亚符来天津进行潜伏活动。他是伪河北省省长杜锡钧
的内侄，借此关系潜伏在保定，任伪省公署卫队长。1945年军统局给刘亚符以天津
特别站站长名义。但刘在当时，既无电台，又无工作人员，徒具空名，未起任何作
用。

　　　　　　　　　　建立军统局天津独立潜伏电台的经过

自1939年以来，潜伏在华北、华中各地的特务组织，一再遭受破坏，几乎全部
陷于瓦解。于是在1940年冬军统局决定改变策略，即在建立潜伏站、组的同时，试
将重点放在以电台为独立活动的单位，采取情报与通讯兼做的办法。自1941年至1945
年4 年间，所布置的这种独立潜伏台，达几十个之多，真正起到作用的只有两个台
：一个是天津的舒季衡台；另一个是新加坡的汪孝明台。

舒季衡，先在国民党海军及商轮任报务员，1937年冬在武汉参加复兴社特务处，
先后在汉口湖北站电台、长沙军统局电讯总台、浙江站电讯股工作。1941年初军统
局派舒来天津建立独立潜伏电台。该台编制二人，即舒季衡和他老婆徐爱莲，舒任
台长，徐任译电、交通。于1941年4 月2 日由浙江金华出发，经绍兴、余姚，在钱
塘江口之庵东镇乘军统局武装特务部队忠义救国军海上支队（第六支队）的走私帆
船，到达浦东川沙县之黄沙镇，雇小渔船抵上海高桥镇附近小乡村，偷渡上岸，在
该镇帮会头目某协助下，潜入上海法租界沧州饭店住下。与先期到达的妻弟徐志达
（军统局重庆爆破班毕业，派到上海军统行动总队毛森部负责爆破工作）取得联系，
开始办理来天津手续。离沪前曾与军统浙江站上海潜伏组组长郑文献取得联系，议
妥由郑为舒以后与军统局通讯的中转站。

舒抵津时，经原同学维栋（法租界四号路利生贸易公司职员）帮助，在法租界
中国旅馆暂住。又由维介绍结识其表叔孙家震（孙传芳之长子），维之表哥王龙及
其同学薄奉尧（开滦矿务局职员）等人，建立了友谊。并函上海妻弟徐志达汇来法
币3000元。旋由维等介绍，在英租界17号路（今新华北路）宝华里20号楼上租妥楼
房两大间一小间，作为电台台址。该楼房二房东黄道系新学书院校长。“楼下有江
姓人家居住，宁波人，系德商福来德洋行职员。舒妻徐爱莲与江家拉宁波同乡关系，
情感甚好。舒无掩护职业，报户口时佯称利生公司职员。安置就绪，即着手搜购自
制电台所需电讯器材零件。当时日伪对电讯器材统制尚松，除发射器材需持有日宪
兵队许可证外，购买一般收报机零件不受限制。买不到的零件可在英租界白俄人经
营的电料行中买到。维栋原系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家中有些小型工具，并存有英文
无线电书籍，舒把这些工具和书买过来利用。至同年9 月末陆续把电机零件购齐，
即着手安装，最后总算把电台制成。虽其外形不像样子，但通讯效果却出乎意外的
良好。

约9 月间由王龙介绍认识一西医李子涛，他在法租界今滨江道开设诊疗所。某
日舒到李家，据李妻说李被人以看病出诊为名绑架而去，时已3 日迄末回家。正谈
话间，门铃声响，李妻不敢开门，舒代为接见，见一身材矮小、30余岁、身着灰色
西装操北京话的人，自称姓杜，是海光寺日本宪兵队派来的，找李子涛家属谈话，
说李有私通八路之嫌，现关押在日本宪兵队。又说有一姓张的是八路军采买，与李
有联系。舒问李妻，她说朋友中只与一牙科医生张星辰有来往，在北寰饭店旁开设
镶牙馆，别无姓张的朋友。杜又追问李的儿子李新华，当时不在家。时已中午，舒
邀杜外出吃饭，杜不去，当即用电话以流利日语向宪兵队报告，始知杜是日本人。
下午杜又来，见到李新华，李说同学中姓张的只有一个15岁同学。当晚李子涛被释
放回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直是个谜。直到天津解放后1950年日本宪兵队翻
译张福来在交代罪行时才说明是一特务为诈财而凭空捏造的一个案子。可是在
这偶然的机会中，舒结识了姓杜的日本人。1941年12月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
接管英租界，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杜曾先后三次带领日本宪兵队前来清查户口和
登记收音机，舒家均受到杜的照顾，并在门口贴上“检查济”的字条，竟免检查。

电台在1941年10月间即开始与军统局电台联系，可是由于舒台没有波长计，不
能精确地确定自己电机的波长，试通一个多月，重庆方面始终收不到舒台的回答。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英、法租界，舒不得不暂时把电台掩藏起来，去到
上海。

1942年4 月军统局电促舒季衡回天津与特派电讯视察李仲英接头。回津后，按
其妻徐爱莲预先约定与李接头办法：在天津《庸报》刊登遗失图章作废的启事，按
约定地点在今西安道小花园见面。当晚由李借用原天津站所属殷师舜台的发报机，
为舒台发报机校准波长，于5 月11日即与重庆军统局总台试通成功。

1943年初，军统局见舒台在津立稳，当即指令搜集日伪情报。当时由于经费来
源不畅，无法收买供情报的人，只好从日伪报刊上搜集些没有时间性的资料报往重
庆，以后又指定报告天津地区物价及商业行情，有黄金、白银、几种有价证券、大
五福布、米面、五金等。舒又利用私人关系，间接了解一些日本茂川特务机关和开
滦矿务局内的特务活动点滴情况以及开滦煤产量、出口的数字。1943年冬舒通过帮
会关系，与流亡天津的东北旧官僚相识。当时他们在今岳阳道源合里组织了一个
“天津万国道德会第五分会”，经常有来自伪满的人，从谈话中了解一些日本修建
松花江小丰满水电站等情况。另一个帮会师兄弟杜奎元，河北人，曾在伪满宫内府
担任溥仪的禁卫军小队长，并随溥仪出巡视察过满苏国境的防御措施，把他看到的
一些边防驻军情况告诉了舒季衡，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在这同时，军统局与美国
海军情报机关联合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军统局令舒台兼为该所作气象情
报，按规定项目，以阿拉伯数码为代表，译成密码，拍往重庆。初每天早晚2 次，
1944年增为3 次，直至日本投降。

1944年冬，军统局今舒在津策反伪军，扰乱敌后，舒以自己非军人出身，既无
军事知识，又缺少工作办法，无法完成任务。后来找到朋友来梅村，是山东长清人，
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在孙传芳部任旅长、“杭州警备司令等职，抗战前在宋哲
元的冀察绥靖公署任参谋处长，华北沦陷后在津赋闲。经舒报准，任命为少将策反
专员。这时国际形势急转直下，在欧亚非各战场上盟军开始了反攻，在中国的日军
惶惶不可终日，伪军头目急于另找靠山。这对舒的活动，造成了有利条件。宋梅村
通过其妻见杨文恺的关系，与日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杜锡钧接线。但不久，杜调任
伪河北省省长，由伪南京政府派门致中继任总司令。宋梅村又通过旧同事刘竹眚
（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任伪华北绥靖军清河军校教育长），拉拢门致中下属各集
团军（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的头目，有绥靖军第一集团军司令李海天，第二集团
军司令栾乐山，第三集团军司令姜凤飞（以上三部均驻北宁铁路唐山一带），第四
集团军司令李鸿汉（驻鲁南），第五集团军司令刘化南（驻保定、徐水），第九集
团军司令高德林（驻正定）。与此同时，宋又通过旧部杨丽日，与驻山东平度、掖
县之第八集团军王铁相勾结上，通过王又拉拢了汪清卫伪军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张
步云军（驻山东诸城）。

1945年初，舒季衡结识一江湖术士，在今锦州道开设相命馆为生，自称是保定
军校第五期毕业，曾任国民党刘峙部的副官长，并毛遂自荐说与伪青县警备队队长
李雨亭有友情，愿代为罗致。果真李雨亭派青县商会会长杜鸿年来津与舒会面，并
称李雨亭还代表伪沧县警备队长魏虎城、献县警备队长高鸿基、大城县警备队长杜
福祥三部与舒搭线。以上四部当时自称有人枪1 万多，实际不过5000余人。1945年
5 月间，舒受军统局的指令在津与宋梅村、李景文等计议筹组行动队。此后不久，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一计划即行作罢。

　　　　　　　　　　　抗战胜利后军统特务组织大发展

　　　　　　　　　　　蒋伪台流抢占平津保三角地区

1945年吕月日本投降，军统局戴笠以蒋介石名义，发表任命伪华北绥靖军总司
令门致中为国民党河北先遣军总司令。电报内容大意是：吾兄多年为国忍辱负重，
国人共谅。奉委座手谕，委兄为河北先遣军总司令，即饬所部原地驻防，严拒奸军
（指八路军）人城，如弹药不足，可就地向日军先缴收一部应用。舒季衡接电文后，
即派宋梅村送往北平。当夜铁路被切断，由铁路派专车边修路边前进，直到深夜始
达。翌日，即在宋的监督下，举行就职仪式。两天后来梅村回津，门致中特派一上
校科长和秘书陪同来见舒季衡，要求与军统局直接联系，舒同意派一电讯人员去北
平，驻门致中部电台，并规定密码、呼号、波长和通讯时间，交温崇刚带去，舒又
通知军统局电讯总台按规定试通。温在门部住一个月后，门部改编为国民党第九路
军，始行撤回。

蒋介石给华北绥靖军第八集团军司令王铁相加委为山东先遣军胶东总指挥。电
报由来梅村带往北平华北绥靖军总部电台转发时，门致中告知与王部电讯中断，无
法转达。原来王铁相部已被八路军胶东部队全歼。王铁相和舒季衡派去的联络员杨
雨田均被俘。

同年8 月21日，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通过舒季衡电台致电北平伪华北政委
会委员长王荫泰，嘱王在国军未到前，竭力维护平市秩序，保护物资，静待接收。
电报派来梅村送达。

有些事先不曾与军统局联系的、伪军，内心恐慌，自身虽无部队，也谎报
某地有多少部队，骗取番号，招兵买马成立部队。舒季衡与宋梅村未经军统局批准，
就擅自发表番号任其招摇地方。计有：贾少卿，谎报蓟县盘山一带有游杂部队数千
人，舒与宋即发表贾为河北省平东先遣军司令。贾在天津岳阳道求志里家中挂起招
牌成立司令部，接收日军枪支数百枝，搜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数百人，接收日军
军用物资和日侨财物，闹得满城风雨，舆论哗然。

戚文平，原为日伪皇协军某部司令，后来在津赋闲，经蒋方昆、刘子厚介绍，
谎报在静海县西杨芬港一带有游杂部队一二千人，可以由戚收容为军统所用。经舒
委为津静边区先遣军司令，并委刘子厚为其副司令。设司令部于李公祠，接收日军
枪支数百枝；还接收河北省银行仓库内日本存放的鸦片烟土3 吨，白银240 箱，养
珠约一面粉袋及其他贵重物资。该部不时与津郊人民武装作战。

马蕴民，8 月底据安次县李恩江说，静海伪警备队长马蕴民部1000余人尚无着
落，舒即委马为静海先遣军司令。马蕴民原为国民党安次县党部书记长，后投靠日
军。

以上三部后经舒季衡报往军统局子以追认。

这些部队经军统局收编加委以后，都曾与八路军地方武装发生过战斗，如
正定的高德林部，保定的刘化南部，唐山北宁路沿线李海天部，青沧李丽亭部战斗
最烈。

1945年9 月下旬，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及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
先后空运抵北平、天津后，这批河北先遣军的番号被撤销，门致中部改编为第九路
军，门任总司令，下辖四个军，仍驻原地。

1945年8 月中旬，八路军地方武装发动了攻打天津游杂部队的战斗。当时天津
除日军外，没有伪军正规部队，能抵抗的只有伪警察数千人。八路军进攻部队已进
抵南郊李七庄、王顶堤，最近到英国马场外；西南已抵小稍直口；再西已进至日军
仓库西沽酉菜园附近。此时舒季衡、宋梅村感到危急万分，遂通过伪警察局保安科
长张纯一唆使伪局长庆超速派伪保警队四出抵抗，并告知庆超“这是你立功大好机
会”。这时每天将战况报告军统局。数日后，八路军撤去。军统局电告舒，以蒋介
石名义派宋梅村去伪警局“慰问”庆超。1945年9 月初，舒得情报说中共天津地下
党负责人侯太和曾派人通知驻津日军向八路军缴械投降的消息，乃速派宋梅村要庆
超转告日本驻津司令官，在国军未到津受降前，日军有责任确保天津安全，如八路
军进攻天津，日军应出兵抵抗。

这一系列活动说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反共的需要，竟不惜收容部队，依
靠敌寇，抢占平津保三角地区，掠夺胜利果实。

　　　　　　　　　　　形形色色的地下组织及接收人员

日本投降后，在天津钻出来许多国民党地下组织。

原军统局华北区外围特务团体抗日锄奸团成员张树森（又名张允孪，河北丰润
人），1941年由重庆“抗团”派来天津活动，不久即被天津日本宪兵队逮捕，当了
特务。当日本投降次日，在日特怂恿下，又以“军事委员会抗战建国工作团天
津总站”站长名义，并自称是戴笠的学生，公开出面活动。他在今柳州路潼关道转
角处周家食堂原址设立站部，参加活动的有伪天津市社会局长蓝振德（台湾人）、
日商大仓洋行华经理孙绍亭和南京江伪政府特工总部少将高显宗（台湾人）。也有
少数不明真相的人，如上海话剧团当时在天津演剧的演员吕某和一些青年学生，还
有胜利前夕由重庆派来的“抗团”分子，多达100 余人。特别是蓝振德身着国民党
少将制服，自称军事委员会少将专员，印有名片。这些人乘天津混乱之际，掠夺日
军财产、物资、汽车等。当津郊八路军武装部队进攻天津时，这些人又身佩“抗团”
袖章，在主要路口检查行人，并贴出安民告示。这些突然出现的地下工作者的所作
所为，使得一些市民莫名其妙。

张树森在日特唆使下，登报号召国民党所有在津各系统的地下组织成员，假座
伪市府礼堂开联席会议，由张主持并讲话。舒季衡认为他此种行为不合特务活动原
则，未去参加，为了解情况，派宋梅村之子宋其钧（学生）参加。宋回来说：“有
国民党十几个不同组织系统成员共约数百人，多是与重庆失去联系的人，想借此机
会取得联系。”舒季衡、宋梅村看出这个会是在日特操纵下召开的，目的是想知道
究竟国民党在天津尚有多少潜伏组织和人员。据闻会后日本特务头目曾对其下属说
：“你们多次说国民党地下组织已破坏殆尽，看今天到会人数之多，证明你们过去
说的都是谎话。”

舒季衡不认识张树森，乃将情况向军统局报告，建议饬张敛迹。军统复电说
“不知张树森为何许人”，着舒速与门致中联系，将张逮捕审讯具报。舒持电与军
统局驻津华北特别通讯站站长徐宗尧商议，徐这时正以日降前在津无所表现，恐见
责于军统局，心有不安，认为这是立功的良机，即主动说不必去北平找门致中，提
出日伪宪兵队天津分队长李鸿举和徐有工作联系，可以利用李的便衣宪兵去执行。
9 月1 日下午2 时，徐宗尧带领所属及宪兵分队10余人，到柳州路张站站部，出其
不意，将张逮捕。当场被捕的有孙少亭等二三十人，跳楼逃跑的也不少。抄获手枪
10余枝，全部花名册、臂章、物资、小汽车数辆。人犯寄押于东马路原日本宪兵分
队。又在其他地方逮捕了蓝振德等人。连夜由徐宗尧审讯，其中学生及刚到津的
“抗团”分子都是受骗者，当即予以释放，只剩下要犯不到10人。经军统局指示，
将人犯移交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接收。不久戴笠到津，将张案一干人犯交军统
局华北办事处北平看守所审理。1946年3 月戴笠坠机摔死后，张树森、蓝振德等犯，
均经华北特务头目马汉三、司法处长毛惕园、看守所长侯子川等受巨贿后，无罪开
释。

1945年10月间，军统局派马兆祥来津接收有关日本电讯器材工业，先后接收了
七八家，多在河北区一带。马兆祥以此为基础，在今山东路接收日商一所大楼，成
立了军令部天津情报器材厂，马任少将厂长，舒季衡介绍秦慎言任秘书，又约请上
海中华无线电厂资本家黄天惠参加，实行官商合作，由黄任经理。这些日商企业并
不属于日本特务机关所有，军统不能以军令部名义接收，国民党接收单位相互争夺，
军统理亏而让步，除芝浦分厂及其仓库和义昌洋行外，其他均移交资源委员会和联
勤总部接收。芝浦分厂改名为军委会天津无线电厂，马兆祥调往北平军调部工作。

日本投降后，原在保定潜伏的刘亚符钻出来，成立军统局天津特别站，公开活
动。刘自任站长，并任用刘沛然为书记，不久又由军统叛徒郑晓帆为书记。他
们接收了日本电台一部，由杨杰荣夫妇负责。内勤章国栋。下设两个组，天津组组
长陈树田，塘沽组组长张韬。刘亚符又勾结天津帮会头目刘广海，利用其手下一批
流氓地痞，四出撞骗，掠夺日伪物资。同年12月该站撤销后，刘亚符调任天津警备
司令部稽查处侦查队队长。

1945年春，军统局将原在河南彰德日。伪皇协军某部潜伏的情报组，改组为华
北特别通讯站，由徐宗尧任站长，徐的掩护身份是皇协军少将高参，携带电台两部
及人员到天津在河东姚家台附近购买瓦房一所，以住家为掩护作为站部，电台亦架
设于此。下设天津、北平两情报组。天津组分别由刘一轩、吕柱青任正副组长，朱
云峰任交通员，徐的老婆任站部译电员；北平组由曲福乐任组长，并配电台一部。
由于该站电台都是小型特工发报机，功率只有两瓦，不能直接与重庆军统局总台通
讯；情报无法发往重庆，工作展不开。听到日本已接受投降消息时，徐更加焦急，
遂想起曾给舒季衡送过经费，按原接头地点找到舒，说明处境，舒即向军统局代拍
加急电报，允徐在津公开活动。徐即将其华北特别通讯站站部迁至成都道芷江路口
的一所白色大楼内（即现在民族事务委员会）。该楼原是国民党军人谷良民所有，
被日本占据，徐予以接收过来。徐站曾抢收日伪大批物资饱人私囊。同年10月初军
统局调徐宗尧去保定任河北省会警察局局长。

张筠勋在1944年被军统局派往山东聊城皇协军李歧山部任联络组组长，1945年
春来天津活动，适与舒季衡相遇，滞津未走。在徐宗尧调保定之后，张代理华北特
别通讯站站长。张波勋在津结识一西医李步峰，李又给介绍特务“天津反共委
员会”处长王尧居，彼此互相勾结，接收一部分日军物资，有军用呢绒布匹、通讯
器材和缝皮机数十台，均被张吞匿。同年12月初该站被撤销。张彼勋调天津警备司
令部稽查处任督察长。

日本投降后，“抗团”总部由重庆迁回天津继续活动，初由叶明德负责，参加
天津区财产清查委员会的肃奸工作。1946年夏“抗团”划归军统局华北办事处
领导，改称“抗团组”，由孙大成负责，下设北平、天津两组，专在平津各大专院
校从事破坏学运的活动。

以上是军统特务组织在抗战胜利后初期，在天津抢占胜利果实的种种丑恶表演，
给天津及河北省一些地区带来很大的祸害。

　　　　　　　　　　　军统（保密）局天津站的重建

1945年12月初，戴笠来到天津，在撤销原有各潜伏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军统
局（1946年6 月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作为天津最高特务指挥机构。最初
由陈仙洲任站长，陈的公职是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利用公职掩护秘密，而
以秘密指挥公开。陈仙洲，河北望都人，保定河北省立第二师范毕业。初在保定充
当小学教员，1932年参加复兴社特务处。1937年保定沦陷，逃往武汉，在武昌任军
统局特务队分队长，1939年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任督察长。1941年派来天津任
特别站站长，因被日特跟踪，化装逃往徐水转人河南，任军统局平汉铁路北段爆破
队队长，及冀察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等职。日本投降后任军统局平津军事特派员，
1945年底任天津站站长，兼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又兼天津区财产清查
委员会行动组长。1946年组织外围帮会团体天津“青年共济社”，任顾问。又组成
第二个外围帮会组织天津忠义普济社，兼任理事长。接办靳云鹏开办的育德大学，
改名育德法商学院，还接办一所女子中学，改名为中正女中。1946年3 月兼任行政
院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清查委员会天津分会第一处处长。1947年调任沈阳稽查处长，
1948年任保定河北省会警察局局长。保定解放逃往北平，一度担任门头沟市市长。
北平和平解放前南逃。该站设于现新华北路36号。初无副站长，由黄宝和以秘书名
义负责内勤。黄宝和是由天津青年党头子刘静远介绍来此工作，本非军统分子。

兹将该站活动举例如下：（1 ）招纳中共叛徒邢仁甫（抗日战争时任渤海军分
区副司令员，后杀害政委黄晔而投降日军）。1945年12月受陈仙洲结纳后，任天津
站情报组组长，利用其以前旧部，潜人解放区进行破坏和搜集党政军各种情报。

（2 ）组织天津站外事组，搜集反苏情报。有顾爱民其人，原系日伪特务，
日降后在稽查处任情报科科长，陈仙洲接任处长后，委为外事组长，利用李淑贞、
日特谷古久一搜集有关苏联的情报。不数月，因在外招摇撞骗，被陈仙洲解职。

（4 ）扶植帮会组织。1945年12月初戴笠来津时，带来专搞帮会工作的金玉波
（江苏人，杜月笙之徒）。金抵津后即与天津帮会头目勾结一起，组成天津站第一
个外围帮会组织天津青年共济社，由帮会头子张逊之任书记长，陈仙洲以顾问
名义加以控制。把当时天津一些日伪时期天津安清道义总会的帮会头目罗致于该社，
充任理事、监事。1948年张逊之与天津警备司令部勾结，镇压工人罢工运动。

1946年3 月间，帮会中另一些人是日伪特务机关控制下的安清道义总会转化而
来，为帮会分子所鄙视。在陈仙洲支持下，另组成天津站第二个外围帮会组织天津
忠义普济社。该社组织庞大，分子复杂。为扩大声势，同年7 月假中国大戏院召开
成立大会，邀请国民党在津党政军团首脑、在野旧官僚及各界知名人士出席大会。
计有天津警备副司令卢济清，第九十四军副军长陈章，国民党市党部主委时子周，，
天津市副市长杜建时，社会局局长胡梦华，警察局局长李汉元，旧官僚士绅靳云鹏、
陈之驻、卢香亭、杨文恺、徐世章、周荫人以及金融、银行、新闻界知名人士数百
人。由陈仙洲致开幕词，要求各界予以支持，胡梦华代表致答词S 最初由周震苏等
任常务理事，以后陈仙洲为加强控制，推荐特务朱佑衡等为理事，并以朱佑衡、舒
季衡为常务理事。该社无固定社址，每月开会多在聚合成饭庄，后改在宫北大街
（建国日报）社，1947年后又改在寿德大楼舒季衡所办的华声广播电台。同年陈仙
洲调职离津前，又将其盟兄弟20人加聘为该社理事。这些人都是国民党在津各机关
中的中坚分子。

该社外部组织，按市区建制，各区设一分社，社长由总社理事兼任。1947年又
先后设立塘沽分社、宁河分社。在市区内海河边张自忠路的摊贩，成立了摊贩组。
截至1947年底，各分社登记发证社员共约4 万人。该社曾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冀中解
放区的情报。

（4 ）成立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天津分会。这是一个全国性帮会组织，总
会设在上海。先是在重庆组织过人民动员委员会，把全国的帮会组织起来，为军统
特务所利用。1946年天津分会成立，把天津市所有帮会组织、各界知名人士、军阀
官僚。买办豪绅、恶霸地痞等都组织起来，以共济社、普济社为核心。保密局派戚
南谱（黄埔第六期毕业，任过某部师长）来津主持会务。旧官僚如靳云鹏、李廷玉、
卢香亭等以及大企业主、银行经理、新闻界负责人等等，共一百数十人，均被聘为
名誉理事或理事。成立大会是在中正路皇宫饭店（今解放北路第二饭店）举行的，
到会有数百人，极尽一时之盛。同年冬，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据说CC系骨干、
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反对，被下令解散。

（3 ）成立天津站经济情报组。1946年春组成天津站经济情报组，陈仙洲委张
恕为经济情报组长。张恕自称是张勋的孙子，时在经济部天津办事处任专员，与天
津稽查处特务多人熟识，吹嘘对天津经济部门接收和贪污情况知之甚多，但当了组
长后，借势勒索，不数月为陈所知，予以扣押解职。

（6 ）组织学运组。以张源清为首组成学运组，在各院校吸收特务学生，专做
对革命学生活动情报，制造黑名单，以便进行迫害。在哈密道附近常磐大楼辟出了
几间房，组织天津青年联谊会，由高枫负责，以搞文娱活动为名，拉拢学生，发展
特务。此外还办了一个天津青联广播电台，进行反动宣传。不久，因经费短缺而停
播。

（7 ）策反高树勋回归国民党。国民党新八军军长兼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
勋，会同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于1945年10月间，联合北上，抢占平津保地区，行经
河北省邯郸以南地区，高宣布起义，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马被俘虏。同年间月底戴
笠来津时，曾召集在津特务们开会说：“共产党能把高树勋弄过去，我们就有能力
把高拉回来。”并对陈仙洲说：“这事交你去办，不惜花费多大代价，把高拉回来。”
因陈曾在高部任过调查室主任，所以派陈去拉拢。陈仙洲曾派张抚疆（又名张汉泉，
曾在高部任师长）前去策反高树勋，结果一去无音讯。原估计张可能被杀害，天津
解放后，始知张早已转变立场为人民工作，后来担任河北省劳动局局长。

　　　　　　　　　　　　　天津站外部的特务组织

当1946年初戴笠来津时，为密切与驻津美军的勾结，派其英文秘书黄天迈负责
这一工作，特务们称为“外事处”，称黄为处长。黄占据大理道张福居的一所
大楼，经常在这里举行鸡尾酒会、舞会等招待美军军官及国民党各界人士。同年戴
笠摔死后，黄从南京回津即销声匿迹，不常出头露面。有人说黄天迈改任天津第二
站（绝密）站长，设有秘密电台。同年秋，黄天迈调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后，该站
撤销。

1946年初，军统局派刘焕章来津组织天津经济情报站，站部设于今哈尔滨道树
德里。同年春末军统又派原该局经济研究室主任秦丰川来津主持站务，尔后扩大组
织，组成经济通讯社，并有专职记者数人。又在兴安路占用敌产办（民生导报），
秦任社长，刘子威任总编辑。为报社的房子事，军统特务们故意刁难，骂他们是
“共产党”，工作很不顺利。1948年傅作义任命秦为张家口市市长，北平和平解放
后，秦一度任北平市教育局局长。

1946年夏，天津稽查处在大沽口河面上破获了由大连驶来的一只帆船，该船系
中共胶东某机构来往于烟台、大连间的运送船，负责人姜盛三，叛变当了军统特务，
先在稽查处监督下，建立“航运组”，进行反共活动。1947年扩大为保密局天津航
运站。在今和平区沈阳道附近开设大中船行，以经商为掩护，专搜集大连、烟台及
胶东方面中共有关情报，由姜盛三任站长。1948年又将该站部迁往烟台。

1947年4 月，陈仙洲调往沈阳，保密局派吴景中专任天津站站长，白世维任稽
查处处长，从此“公”“秘”分开。站内。外部组织无大变动，听说只在今贵州路
增设一秘密联络处。吴的主要活动是参加国民党政府在天津设立的乙级会报（当时
南京有甲级会报，参加的有国防部保密局、中统局、宪兵司令部和内政部警察总署
等几个最高特务机构负责人）。天津乙级会报参加的是天津站站长，中统局天津区
区长，宪兵第二十团团长，天津市警察局局长，天津稽查处处长，三青团天津支团
主任等。如负责人因事不能出席，得由副职代表。会报由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严
家法（军统特务）主持，先由各单位负责人报告一周活动情况，交换情报，提供黑
名单，之后制订下一步行动决策。1947年以后，有关镇压天津市几次学生游行示威
和1948年电信局职工“饿工”斗争事件，及几次全市范围的大逮捕等，都是这个
“会报”作出的决定和执行的。

1948年秋，保密局把派在天津的各公开机关的特务分子，按各机关分别编成若
干情况组，归天津站统一领导。

1948年秋，保密局预感天津易手为期不远，即做潜伏特务布置，挑选在天津有
家属、有社会关系并具有活动能力而未曾暴露过身份，有掩护职业的特务分子潜伏
下来。至同年12月布置了4 个情报组和4 个电台。

1948年秋唐山组扩建为保密局唐山站，同年12月唐山解放，站、台均撤回天津，
借住现新华南路天津站联络处内。

　　　　　　　　　　　　　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

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是军统局公开的特务机构，它是双重领导又侧重于军
统局。除经费由警备司令部负担外，一切人事任免和重大案件的处理，悉听命于军
统。抗战胜利初期，1945年9 月国民党第九十四军抵津，10月初即成立天津警备司
令部，由该军长牟廷芳兼任司令。除军所属各处外，增设稽查处，这处必须由军统
特务或以军统特务为主来组成，但由于当时在津特务很少，无适当人选，牟遂派其
参谋处谍报队队长曹强和参谋处第二科（情报科）科长葛养元二人先行出组稽查处，
曹任处长。

1945年12月初戴笠来津视察，与牟廷芳协商，派特务陈仙洲任处长，由牟派九
十四军团长刘天一（亦名刘乾元，非军统分子）任副处长。曹强和葛养元仍回第九
十四军原职。刘天一对处务不多闻问，只是掠夺日伪财产，饱人私囊。初期活动以
掠夺日伪物资为主，由于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以后称旧政协）签字不久，特务们
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搜捕革命人员及进步人士，只是偷偷摸摸以土匪绑架方式去干，
还须严守秘密。如1946年3 月间，逮捕了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苏路，由稽查处督察长
宫介梅指使特务秘密杀害后，投尸海河灭迹。听说还有几个中共地工人员，也是宫
介梅指使特务秘密杀害后，装人麻袋投尸海河灭迹的。

稽查处充实组织，增设东西南北四个稽查所，下设稽查哨（组），在各自管区
内进行反革命活动。东区是由原东车站检查所扩大组成；南区所址在今解放南路东
光大楼，该所还没有码头组，检查海河码头停靠客货轮，特务们借检查之名，公开
包庇走私贩毒，从中受贿；西区所址在南市；北区所址设于河东狮子林桥附近。1948
年于剑萍充所长时，逮捕了一解放区采买，株连到一家面粉袋工厂的经理王风仪，
于剑萍诬指王私通八路，声言要查封该厂，结果敲诈巨款了事。

增设护航大队。天津至大沽口一段河运，常遭“黑旗队”盗匪抢劫，稽查处设
一护航大队，发给枪支，经费由招商局等几家航运单位分担。此后，黑旗队的抢劫
行为稍有敛迹，但这批官匪比盗匪有过之而无不及，使运输单位有苦难言。

增设中纺公司警卫大队。1947年为镇压中纺天津分公司所属各棉纺厂的工人运
动和对工人们实行搜腰检查，由公司伙同稽查处设立中纺公司警卫稽查大队，在中
纺所属各厂分设警稽队，经费由中纺公司负担。

1947年4 月陈仙洲调沈阳，保密局派白世维任稽查处长。吕一民任督察长。这
些特务们如狼似虎，特别是白世维残忍至极，有关其残害革命人员的罪行，局外人
无从得知。仅就个人所知道的列举如下：1947年在今和平路承德道转角处的一家委
托商行内逮捕一革命人士周某，据说此人是周恩来之弟，白世维和警察局副局长齐
庆斌二人将周押解北平，后果不明。

1947年夏天津学生举行反饥饿、反迫害示威游行时，白亲率军警宪特联合组织
人员，以维持游行队伍秩序为名，跟随游行队伍，相机镇压，强行殴打驱散。

1947年春，中共冀中区在天津地下组织侯太和部的刘文藻，由于叛徒出卖而被
捕关押，至1949年天津解放后才出狱。

白世维的内弟曹郁文（恒源纱厂经理）为霸占某著名评剧艺人不得下手，即与
白勾结，诬陷该女艺人的丈夫佟海山是“黑旗队”的首领，由稽查处特务把佟逮捕，
串通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以盗匪罪名将佟杀害。事后律师曹雷怂恿佟的母亲及其妻
出头为佟鸣冤，在《民国日报》刊登启事，向社会控诉白等罪行。白得知系曹雷在
背后指使，遂派特务将曹绑架勒毙，投尸海河灭迹。

稽查处副处长张精一，秘书孙耕南，资源委员会天津办事处主任秘书黄秉墉，
天津忠义普济社常务理事张俭斋等人结成小集团，借张俭斋经营的时昌贸易行为据
点，收受商人贿赂，出卖物资出境许可证。与此同时，与塘沽永利碱厂黄色工会头
目某某勾结，倒卖永利碱粉，高于官价数倍出售获利。1948年张精一、孙耕南等均
腰缠累累，逃往台湾。

1947年9 月，白世维在天津的罪恶活动，闹得民怨沸腾，恶名四溢。保密局将
其调离天津，另派楼兆元继任处长。

1948年春，傅作义主持“华北剿总”，任用山西派陈长捷为天津警备司令。保
密局为适应这一变动，即派山西籍特务李广和、李俊才二人为稽查处正副处长。李
广和，山西襄陵人，是天主教会豢养起来的，曾留学比利时，原充当阎锡山部中将
高参，抗日战争中期，继雷鸣远（比籍神父）之后，任军统局控制的天主教华北战
地工作督导服务团团长，在晋南中条山闻喜、夏县一带，披着宗教外衣，借抗战之
名，进行反共活动。抗战胜利后该团解散，李被聘为保密局设计委员。李俊才，山
西兴县人，早在1938年毕业于军统局湖南特务训练班，后在华北战地工作服务团当
团员，日降后，在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科长。

1948年，国民党政府着天津金融管理局查缉黑市倒卖黄金白银美钞工作，经磋
商批准由稽查处代办，查缉人员可得20％奖金。李广和见有利可图。调用特务约20
多人从事这项工作，金融管理局仅派出陈大鹏、钱端本二人为联系人。李广和乃借
职权之便，大搞劫掠黄金美钞勾当，引起社会舆论愤慨，警备司令陈长捷将李扣押
法办。后经其妾刘秋芳向毛人凤疏通，毛亲来天津为李缓颊，从南京派来飞机由督
察长王鲁翘押解李去南京后释放。时天津已接近解放，军统特务们已成鸟兽散状态，
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严家浩，天津站站长吴景中，亦借送李之便南逃。保密局急
委派李俊才收拾残局，接任稽查处长兼天津站站长。

当1945年10月间，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成立后，为经常在街道巡逻，缉捕匪
盗，检查行人等，由警察局、宪兵团、稽查处三方派员组成军警宪联合巡查队，派
稽查处督察朱云峰任队长。1948年春陈长捷任天津警备司令时，将该队改组为天津
警备司令部统一检查组，保密局特务孙逸贤任组长。在城防各出入口增设检查哨，
检查出入商旅和物资。围城时又改称天津防守司令部执法队，仍由孙逸贤任大队长，
疯狂逮捕革命地工人员，听说解放前两天，还杀害了革命人员数人。解放时孙被捕，
后经审讯予以镇压。

　　　　　　　　　　　　军统特务控制下的各种组织

天津警备司令部电信监察科：直属于南京国防部第二厅。地址在新华北路34号。
对天津电讯器材进行管制，严防进人解放区；利用无线电收报机、侦测机，侦查市
内及郊区有无共产党地下电台讯号，设法进行破坏。

天津区财产清查委员会：戴笠想独自包揽该组织，又怕手大难遮天，随改
由党政军特联合主办，实际上仍以军统为主。经与天津驻军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
天津市市长张廷、市党部主委时子周、中统局天津区区长甘舍棠、宪兵第十九团驻
津第一营营长梁士杰等协商后，在睦南道61号召开成立大会。张廷任主委，戴兼副
主委（戴不在津时由天津站站长陈仙洲代行），时子周等兼任委员。不定编制，不
作预算，经费来源由中国银行借支，以查封珠宝文物财产作抵押，结束时由军
统局报行政院核销。委员会下设一室五组：秘书室。

行动组，负责逮捕行动，由军警宪联合组成。

保管组。

审讯组。

看守所，同年3 月间改隶于审讯组。凡稽查处秘密逮捕的革命地工单独寄押于
此，审讯组不得过问。该看守所曾关押重要徐良（汪伪政府驻日大使）、关维
庆（伪广州市市长）、朱崇信（伪天津市社会局局长）及日伪特务徐树强等二三百
名。另在外边设特别看守所三处：第一特别看守所在现和平区岳阳道83号王荷舫家，
关押的有王荷肪（伪河北省银行总经理）、温世珍（伪天津市市长）、屈士和（伪
保定河北省省会警察局局长）等五六人；第二特别看守所在现新华北路南头胜利路
转角处齐文元家，内押有齐文元（伪华北治安总署督办兼华北治安军总司令）。方
若（伪天津法院院长）、周边平（伪天津市市长）、张同亮（伪天津市财政局长）、李鹏图（伪天津市海关监督）等七八人；第三特别看守所设于现烟台道邸玉堂
家，内押有邸玉堂（伪天津商会会长）、刘静山（伪天津商会会长）、姚一新（伪
天津市政府秘书长）等数人。这些看守所除宪兵驻守外，均是“抗团”分子负责。

调查组，主管调查罪行、财产状况，配合保管组清点被封的财产。

监察组，配合保管、调查两组工作。

截至1946年4 月底该会结束时，共逮捕日伪大小300 多人。除少数几个人
开释外，余均交天津法院高检处侦审。至6 月间军统派经济研究室主任邓葆光来津
检查，动产（包括衣物。家具、文物、古玩、黄金、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包括
房屋。土地、企业单位等），按当时物价概略估价为法币140 ——200 亿元之谱。

1946年3 月间，设立行政院河北平津区敌伪财产清查委员会天津分会，主旨是
清查民间隐匿的敌伪产业。张子奇（天津副市长，军统局设计委员）为天津分会主
委，会址设于现赤峰道陕西路口（现人民出版社）之大楼内。委员有张廷愕、牟廷
芳、时子周等，设一室三处。其组织形式与财产清查委员会相同。当时清查出
几个重大隐匿案有：白俄李维金隐匿的属于特务徐树强、徐树浦兄弟二人的物
资；利华大楼经理李亚溥（犹太人）隐藏的日本军用物资；白俄陶德林隐藏的毒品
及陈坤元的财产；贩卖劳工致富的崔某（人称崔家大柜）隐匿的许多财产等。
其余小案件不计其数。

同年8 月，因第一处特务们借调查之名，任意在外敲诈勒索，臭名四溢，不断
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随即结束。

1946年10月间，国民党政府为加强反动宣传，掩盖其发动内战的罪行，以由保
密局特务控制的民营方式，创办天津华声广播电台，招收股东20余人，股金法币8000
万元。该台自1946年12月开幕，直至1949年天津解放结束。

1946年春，接收日商东京芝浦天津分厂，改称军委会天津无线电厂，为军统局
制造各种型号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供特务组织使用。技术员多系留用的日本人，楼
兆绵任厂长。同年冬楼兆绵又招募部分商股，更名为中美无线电厂，公开对外营业，
并在该厂营业部楼上附设一个中国广播电台，由楼妻阮一成任经理。

1946年春，郑介民利用接收日伪物资及中美合作所赠送的大批军用物资，在上
海开办三有公司，天津设分公司。对外名称是天津国华贸易公司，地址在今营口道
北头。白莲丞与日伪经济沙子勃勾结。沙子勃经营的泰东贸易行隐匿很多日伪
物资，有人向法院告发，沙即将该部物资转到国华贸易公司，由白莲丞出具假证明，
伪称沙在日本投降前即与军统有工作关系，结果法院对沙不予起诉处分。另外原因
是沙的小老婆与白的小老婆是亲姐妹，同是平津著名京剧演员，沙、白二人是连襟。
这些关系，促使彼等为非作歹。副经理叶坚白来津后，以大同新闻社的名义，占用
云南路一所在逃的房产，连的小老婆也占为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