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统治者改革观念的差异——评李鸿章与森有礼的一场辩论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日两国统治集团都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近代化改革运动，即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但是这两个运动的成效却相差悬殊，甲午战争已见分晓。其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两国统治者对待改革开放与东西文化的不同观念和心态，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清政府洋务派领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明治时代政治家森有礼的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对此作一番具体典型的剖析。
1876年1月24日，身为日本驻华公使的森有礼前往保定直隶总督官邸，拜访了李鸿章。据说两人会谈了几个小时，主要是围绕朝鲜局势等外交议题。但是，谈话中有时也涉及改革开放及东西文化等问题，而且双方曾展开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
据中文史料《李鸿章与森有礼问答节略》载，两人见面之后不久，李鸿章就问森有礼对东西文化的看法。森有礼回答：“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作为日本“文明开化”的倡导者森有礼，认为西方文化对日本近代的发展“十分有用”，要努力学习，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只有“三分可取”，大部分已过时无用了，这两句话反映了当时日本统治集团对东西文化的价值判断。李鸿章接着又问森有礼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程度：“日本西学有七分否？”森有礼却回答：“五分尚没有。”李鸿章感到很惊讶，便追问：“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这时日本公使馆的书记官郑永宁解释道：“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尽学会。”森有礼又进一步说明：“敝国上下俱好，只学得现成器艺，没有像西国从自己心中想出法儿的一个人。”（《李鸿章与森有礼问答节略》，《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299页。）他认为光是引进和模仿西方文化与科学技术，只能算学到一半，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自己加以创新和发展。
两人又谈到对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方进行一系列改革的看法，尤其是围绕服装改革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日文史料，明治时代日本学者木村匡所著的《森先生传》一书中有这一场争论的详细记录。
李鸿章首先发难：“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森有礼答辩道：“其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李鸿章却认为这是违背了祖宗的遗志，他指责道：“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宗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森有礼马上加以反驳：“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传统。”李鸿章又说：“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森有礼断然回答：“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而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鸿章坚持中国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立场，声称：“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改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森有礼反唇相讥，指出清朝的服制也并非中国传统服装，而是1644年清军入关后强迫汉族人接受的。他说：“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指清军人关前），也没有人喜欢现在这种服制。”李鸿章只得强词夺理辩解：“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决不是用欧俗。”森有礼则强调：“然而变革总是变革，特别是当时贵国强迫这种变革，引起贵国人民的忌嫌。”（木村匡：《森先生传》99—102页，金港堂，明治42年（1909）第三版。）
李鸿章与森有礼的这一场辩论，看起来似乎主要是围绕着要不要改革服装的问题，实际上却表现了当时中日两国统治者对待社会改革和东西文化，在观念认识和心态上的重大差异。
李鸿章作为清政府洋务派官僚的首领，虽然也主张向西方学习，比起最保守的顽固派官僚贵族要开明得多，但是他对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如他在上述对话中认为“只是军舰、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因此李鸿章大力主张引进西方军事、工业技术，提倡开办工厂，修筑铁路，建设海军等洋务活动，并赞赏日本明治维新在这方面的成就。然而他又坚持“中学为体”，即认为封建的政治体制和儒学的伦理观念以至法律、历法、衣冠礼仪等“祖宗之法”，是不应该改变的。因此对于这方面的改革抱着排斥、抵制的态度，甚至看成是非常可耻的事情。李鸿章不仅以这种观点严厉批评日本的明治维新，而且断然表示：“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这种态度除了说明洋务派企图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和本集团既得利益外，也反映了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崇古、崇祖、重义轻利，空谈义理不讲实效的传统观念以及由于中华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妄自尊大、“华夷思想”，对改革的阻力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力。
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对改革开放和学习西方文化的认识要深刻得多。在明治维新中，他们能够从总体上和从物质技术到制度、观念、习俗等全方位地学习借鉴西方，实行改革。他们对于抛弃不适应形势的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不但觉得“毫无可耻之处”，反而以此感到骄傲。明治时代也曾一度出现过全盘仿效西方盲目追求洋化建筑、舞会的“鹿鸣馆现象”。但日本有见识的政治家，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引进和肤浅的模仿，如森有礼所说的力图结合日本本国的特点，“以自己心中想出法儿”，加以创新和发展。他们在服装、历法等改革问题上，也是完全从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和讲求实效的价值观念出发，“舍旧就新”，只要是对经济发展和近代化有利就毅然加以改革。
推动改革的深入，必须先要转变思想观念。一百多年前李鸿章与森有礼的这一场辩论，不是很值得我们回味和深思吗？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日两国统治集团都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近代化改革运动，即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但是这两个运动的成效却相差悬殊，甲午战争已见分晓。其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两国统治者对待改革开放与东西文化的不同观念和心态，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清政府洋务派领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明治时代政治家森有礼的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对此作一番具体典型的剖析。
1876年1月24日，身为日本驻华公使的森有礼前往保定直隶总督官邸，拜访了李鸿章。据说两人会谈了几个小时，主要是围绕朝鲜局势等外交议题。但是，谈话中有时也涉及改革开放及东西文化等问题，而且双方曾展开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
据中文史料《李鸿章与森有礼问答节略》载，两人见面之后不久，李鸿章就问森有礼对东西文化的看法。森有礼回答：“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作为日本“文明开化”的倡导者森有礼，认为西方文化对日本近代的发展“十分有用”，要努力学习，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只有“三分可取”，大部分已过时无用了，这两句话反映了当时日本统治集团对东西文化的价值判断。李鸿章接着又问森有礼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程度：“日本西学有七分否？”森有礼却回答：“五分尚没有。”李鸿章感到很惊讶，便追问：“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这时日本公使馆的书记官郑永宁解释道：“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尽学会。”森有礼又进一步说明：“敝国上下俱好，只学得现成器艺，没有像西国从自己心中想出法儿的一个人。”（《李鸿章与森有礼问答节略》，《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299页。）他认为光是引进和模仿西方文化与科学技术，只能算学到一半，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自己加以创新和发展。
两人又谈到对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方进行一系列改革的看法，尤其是围绕服装改革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日文史料，明治时代日本学者木村匡所著的《森先生传》一书中有这一场争论的详细记录。
李鸿章首先发难：“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森有礼答辩道：“其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李鸿章却认为这是违背了祖宗的遗志，他指责道：“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宗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森有礼马上加以反驳：“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传统。”李鸿章又说：“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森有礼断然回答：“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而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鸿章坚持中国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立场，声称：“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改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森有礼反唇相讥，指出清朝的服制也并非中国传统服装，而是1644年清军入关后强迫汉族人接受的。他说：“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指清军人关前），也没有人喜欢现在这种服制。”李鸿章只得强词夺理辩解：“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决不是用欧俗。”森有礼则强调：“然而变革总是变革，特别是当时贵国强迫这种变革，引起贵国人民的忌嫌。”（木村匡：《森先生传》99—102页，金港堂，明治42年（1909）第三版。）
李鸿章与森有礼的这一场辩论，看起来似乎主要是围绕着要不要改革服装的问题，实际上却表现了当时中日两国统治者对待社会改革和东西文化，在观念认识和心态上的重大差异。
李鸿章作为清政府洋务派官僚的首领，虽然也主张向西方学习，比起最保守的顽固派官僚贵族要开明得多，但是他对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如他在上述对话中认为“只是军舰、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因此李鸿章大力主张引进西方军事、工业技术，提倡开办工厂，修筑铁路，建设海军等洋务活动，并赞赏日本明治维新在这方面的成就。然而他又坚持“中学为体”，即认为封建的政治体制和儒学的伦理观念以至法律、历法、衣冠礼仪等“祖宗之法”，是不应该改变的。因此对于这方面的改革抱着排斥、抵制的态度，甚至看成是非常可耻的事情。李鸿章不仅以这种观点严厉批评日本的明治维新，而且断然表示：“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这种态度除了说明洋务派企图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和本集团既得利益外，也反映了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崇古、崇祖、重义轻利，空谈义理不讲实效的传统观念以及由于中华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妄自尊大、“华夷思想”，对改革的阻力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力。
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对改革开放和学习西方文化的认识要深刻得多。在明治维新中，他们能够从总体上和从物质技术到制度、观念、习俗等全方位地学习借鉴西方，实行改革。他们对于抛弃不适应形势的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不但觉得“毫无可耻之处”，反而以此感到骄傲。明治时代也曾一度出现过全盘仿效西方盲目追求洋化建筑、舞会的“鹿鸣馆现象”。但日本有见识的政治家，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引进和肤浅的模仿，如森有礼所说的力图结合日本本国的特点，“以自己心中想出法儿”，加以创新和发展。他们在服装、历法等改革问题上，也是完全从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和讲求实效的价值观念出发，“舍旧就新”，只要是对经济发展和近代化有利就毅然加以改革。
推动改革的深入，必须先要转变思想观念。一百多年前李鸿章与森有礼的这一场辩论，不是很值得我们回味和深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