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宗教传统

 任不寐

(节选)

⊙　“迷信”——作为偶像崇拜者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近代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是最保守的力量。从信仰的角度来说，这是由于知识分子比一般民众更骄傲，更自以为是，更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大致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宗教传统基于两方面的理由：一是既得利益，一是观念上的冲突。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知识分子在中国往往就是知识官僚，这不仅仅是由于知识分子对汉语知识的垄断所决定的，更由于政治权力通过考试制度造成的。这种存在状况事实上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和权力部门（市场化以后是“市场”）通过封闭的交易关系获得回报。这种商业关系必须是排它的才可能获得“利润最大化”。这就意味着，必须排除任何对这种文化必需品独家专卖的竞争者。特别是当中国知识分子所提供的精神产品缺乏竞争力的时候，一种生存危机或政治危机感就出现了，它使知识分子更疯狂地要求驱逐竞争者，为达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地在肉体上消灭闯入者。在动员专制权力清剿思想异端和铲除宗教组织方面，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得心应手。在这种意义上，这种迫害事实上是两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合作。几乎出于同样的目的，在敌视基督教这个问题上，儒
家知识分子以及今天的知识分子往往和佛教、回教和道教的知识分子同仇敌忾。

　　当代美国耶稣会士邓恩神父（Ｇｅｏｒｇｅ　Ｈ·Ｄｕｎｎｅ，１９０５―１９９８）在分析沉傕反宗教的心理根源时谈到：

　　“沈傕是官僚主义阶层中的一员。这种官僚体制则是几百年来各种势力相互斗争而产生的结果。官僚阶层在帝国中享有优越的地位。要想使这个阶层的统治地位能够继续下去，就要依赖一套考试体系。而这种考试体系将学问限定在毫无生气的对文学的浅尝辄止的理解之中。也正是这种考试体系，使宋明理学日趋退化，走向衰败。但在理性王国或是宗教领域，人们看到了新的地平线的时候，这个体系则面临着被打破的危险。反动的官僚们时刻提防着破土欲出的新思想。他们一直在奋力地维护宋明理学的虚幻的神话。……没有理由怀疑这些官僚们在维护国家与社会利益上忠诚。而这一套利益是与一套思想体系相联系的。他们则是这一体系的最大收益人。更没有理由怀疑，为了维护这种切身利益，即使是下意识的，也是他们反对新生事物的内在动机。这一点可以通过事
例来证明。一般来说，在学者中，要数通过了秀才考试的年轻人最为保守。在通往仕途的成功之路上，他们过了第一道关卡，未来的名利与希望全部都寄托在这个封闭的教育体制当中。他们是在这个体系中受到熏陶的，一旦进入这个阶层，就决心捍卫这个制度和他们的优越地位，由此导致了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场保守的运动中来。利玛窦起初在肇庆、后来在韶州所遭遇的一些侵扰，大多来自这些年轻秀才的煽动。”（《晚明基督会士：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余三乐、石容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

　　中国知识分子是作为中国人唯一的精神导师（上师帝王，下教百姓）而自我确认的，它不能容忍新的篡夺者，尽管后者可能根本缺乏这种“商业动机”。如果说今天某些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是最保守的力量的话，那幺学院派、体制内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当然，面向市场的知识分子也不乏杨光先之类的人物，他们同样对科学一知半解，或对自由一知半解，但由于在唯物论世界的长期浸泡下缺乏自省能力或习惯、由于自以为采取民间姿态更为口含天宪、奉天承运，于是对完全不了解的宗教问题更愿意妄加指责。这些知识愤青闻宗教就想摸枪。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现实。

　　邓恩先生的揭示也许还需要补充。面对宗教的挑战，中国士大夫所恐惧的既得利益项目不仅仅是仆从在王权之下的分赃利益或政治利益。同样重要的是，宗教要剥夺他们“做男人的特权”。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对一夫多妻制、童婚制、妇女缠足、祖先崇拜等问题提出了毫不妥协的批判，而显然，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士大夫几千年来一直“获益匪浅”。与此相关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千百年来一直把吃喝嫖赌、说谎使诈视为一种“阶级特征”，但传教士们对此提出了规劝和警告。也许宗教在个人道德上的这些“过高要求”，一直是包括今天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反感宗教信仰的原因之一。这种反感往往是下意识的或隐蔽的。

　　当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宗教传统更充分地体现在它的精神品质方面。这个精神世界是由四部分内容组成的：儒家人本主义伦理、道家和佛教的虚无主义哲学、灾民社会的实用理性（“灾民理性”），还有，近代以来的唯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启蒙理性”与晚清器物崇拜、当下制度崇拜的混合物）。

　　儒家的圣人学说（天子、君子悉归此类）拒绝接受更高的精神存在，其仁学完全把意识投射到平面化的人与人关系之中。在这一视野中，人与神的关系被视为虚妄，而“好人”或圣人构成伦理的顶点。道家和佛教由于不承认矛盾而否定了理性和逻辑的意义，这种观念否认作为实体存在的绝对者，也使任何终极关怀消解在悖论之中。这是一种与任何宗教思想同归于尽的想法，在这个世界里，一切价值感觉都消失了，它无法为心灵提供安慰，它在否定生活的同时也消灭了自身，或者，它为信徒的为所欲为或无动于衷提供了精神庇护。当然，宗教在中国遭遇最强大的观念是“灾民理性”，这种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否认任何全能至善的存在，更否认人是被造的。它是一种彻底的实用主义和生活唯物主义——对它来说，力量就是上帝，而上帝不可能是力量。应当承认，在今
天，儒、道、释似乎已经不是基督教的主要敌人了，至少表面上如此。今天宗教信仰在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灾民理性”背景下的“唯科学主义”，这种思潮的底色仍然是上面的几种观念所积淀下来的，但它现在用“理性”和“自由”的名义把自己武装起来了——由于对“现代性”或“后现代性”这种“政治正确”的迷信，知识分子当代的反宗教思潮表现得更为自负和狂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不是本文的目的，事实上这个工作至少表面上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深化在知识分子的“科学思想”和“民主思想”中，而后者，构成当代汉语神学主要的对话者。

　　新一代反宗教知识分子指控宗教的最大罪状是“迷信”，他们在政治历史中还找到宗教裁判和宗教战争这样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关于后者我建议读者参考拙文《如何看待教会历史上的罪恶一文》（参见《灾变论》，美国成家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在这里，彻底说明“迷信”的问题也许更为重要。我的基本观点是，宗教是迷信的最后、最坚决的反对者，或者说，只有基督教才是迷信的对立面。正相反，一直宣称“宗教等于迷信”的中国知识分子才可能是真正的迷信者或偶像崇拜者，他们甚至比中国普通民众更加崇拜偶像。

　　什幺是“迷信”？迷信有两种表现方式：第一，把受造者当创造者来崇拜，或者说，把次价值当最高价值来崇拜。这包括三方面内容：

１、人类崇拜。如自我崇拜、假先知崇拜（所谓“个人迷信”、“理性的自负”等等）、多数崇拜（多数等于正义）、力量崇拜、祖先崇拜等等。２、精神偶像崇拜，如对民族、祖国、社团、政党等“大义名份”的崇拜，还有图腾崇拜。３、对自然的崇拜：金钱崇拜等利益崇拜，也包括所谓“寄情山水”、拜泥菩萨、对动物、植物、非生物的崇拜或关于万物成神的观念等等。

　　这一切存在都是被造的，而不是创造者；不是绝对者，而是相对者。相对者也有价值，但不具有最高价值。《圣经》在绝对者和偶像之间给人指明了一条中道，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走在这条中间道路上，他们以崇拜绝对者的方式崇拜各种被造者。

　　知识分子对理性的反省是一种当代成果，但这种反省只有在上帝这一绝对者之下才有可能找到逻辑的起点。科学和民主同样是被造的。科学是对造物主部分计划的发现，科学不能创造规则，只能发现规则。科学的存在是以规则的设计者存在为逻辑前提的。这就是为什幺牛顿晚年回到神的身边，而爱因斯坦一生敬畏上帝的原因。——霍金的理论并没有把上帝赶出宇宙，因为他无法回答宇宙为什幺偏偏要按他阐述的方式运行。科学永远无法回答最后一个为什幺，对这种局限性的认识本身就是“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但这种精神是“科学主义”所拒绝接受的。

　　对理性的崇拜同样是一种迷信。认识这点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尤其重要。根据经济学理性，完全可以推导出一个人选择独裁更可能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同样，对个体人权状况的关心恰恰缺乏“经济学理性”的支持——出于“经济学理性”人们完全可以不关心李思怡之死，因为所谓“如果我们不关心她，灾难也可能同样落到我们身上”这一说法在逻辑上是不周延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搭便车”避过同类灾难。没有对上帝的认信，自由主义者就不可能象说的那样生活。这在中国当下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没有上帝这一“公设”，起源于人的有限性的有限政府理论就缺乏哲学基础。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把被造的当创造的来崇拜，就陷入各种偶像崇拜之中。而这种崇拜最后集中表现为自我崇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在这种自我崇拜的迷信状态中，知识分子之间就进入战争状态——由于都相信自己就是真理或绝对者，因此理论辩论完全被绝对者之间的战争所取代。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讨论生活，这是任何诚实的观察家都公认的。

　　第二种迷信是不承认“受造者”也是“被爱者”。这种迷信主要来自中国的一些教会。这些信徒以对绝对者的绝对顺服的名义否认人的理性的相对价值，以人与神的纵向关系来否认人与人的横向关系。他们专务灵修，完全在祈祷中等待恩宠。这种观念消解了人的责任，而人的责任，恰恰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它说明着上帝对人的爱。神高于人。神的自由高于人的自由。但这不等于说神完全否定人的责任和人的自由。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教会往往授人以柄。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犬儒主义”，它忘记了做门徒的责任。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无神论者走的更远，由于不相信最后的审判，由于听不见“你的兄弟在何处”这一追问，无神论者更缺乏道德担当和社会关怀。它没有道德敬畏，因此最多把这种感情归于“良知”或利益算计（所谓“市恩”）等方面。事实证明，人的良知和利益考量都是最靠不住的。不相信最后的审判是一种自我迷信，它所谓的“大无畏”精神造成了“哪管洪水滔天”一类的经济动物和政治恶棍。这种迷信事实上在此岸世界就已经受到了圣灵的惩罚——唯物论者并不喜乐和平安，象他们所标榜的那样。“大无畏”这种迷信口号恰恰表达了一种更焦灼的大恐惧，它在说出来的同时就已经是恐惧了，而且是恐惧的绝望形式。遗憾的是，知识分子比一般民众要狡猾，它会编出很多理由暗暗掩盖自己的迷信和恐惧。唯物论是这方面最体系化的理论。

　　《圣经》是一本什幺书呢？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人性与神性冲突的历史记录及其经验总结。在人与神的冲突中，神所警戒和惩罚人的主要问题就是人的迷信或各种偶像崇拜。在这一连串的偶像崇拜者中，往往知识分子成为偶像崇拜者的代表。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知识分子深陷在迷信的深渊里而不能自拔，也正因为如此，《圣经》文化在试图推倒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偶像的同时成为后者的敌人——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和马相伯等人的存在表明神对背离者的眷顾，但今天似乎仍然不是收获的季节。

　　东方的巴比仑，你要愚顽到几时呢？！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星期一）

本文参考书目

１、《中国基督徒史》，（法）沙百里（Ｊｅａｎ　Ｃｈａｒｂｏｎｎｉｅｒ）着。耿生、郑德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
２、《晚明基督论》，（意）柯意霖（Ｇｉａｎｎｉ　Ｃｒｉｖｅｌｌｅｒ）着，王志成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
３、《晚明基督会士：从利玛窦到汤若望》，（美）邓恩（Ｇｅｏｒｇｅ　Ｈ·　Ｄｕｎｎｅ）着。余三乐、石容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
４、《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英）汤森（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ｏｈｎ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着，王振华译。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出版。
５、《利玛窦中国扎记》、《中国基督教史略》（韩）李宣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