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6日
毛泽东批李云仲
在庐山会议期间，党内有两封信是相当著名的，一封是彭德怀的，一封是李云仲的。然而，这两封信的命运却各不相同。对于李云仲的来信，毛泽东作了不同于彭德怀信的另一番评价。
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的副局长，写信时任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由于工作的关系，他了解和目睹了“大跃进”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为此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 “大跃进”中“左”的倾向提出了批评意见。信中说：“很早就想给您写这封信，一直到现在才发出……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根据个人在实际工作中的体验，我想对目前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联系到一些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参考……”。
1959年7月26日，毛泽东批发了《李云仲的意见书》，并写了近三千字的批示――《对一封信的评论》。《评论》说，李云仲同志认为党犯了“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建极为悲观，对大办水利是个“得不偿失”论者。毛泽东在批示中虽然说：“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但毛泽东对他不隐瞒观点，敢于直言的做法表示赞赏，认为很中肯。毛泽东说：“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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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李云仲的一封信》
庐山会议后期（7 月26 日），毛泽东批发了《李云仲的意见书》，写了近3000 字的批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这个批示实际是7 月23 日讲话的继续，以推动批判“右倾思潮”。从对大跃进的看法与对计划工作的意见来说，李写的是一封极具见解而有代表性的“万言书”，其中还暴露了计委内部的有关情况。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的副局长，写信时任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的工作岗位使他较能了解全面情况。这封长达二万多字的信，于1959 年6 月9 日寄出，是直接给毛泽东写的。
信的内容具体，观点鲜明，论证确凿，态度诚恳。开头就说：“很早就想给您写这封信，一直到现在才发出……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根据个人在实际工作中的体验，我想对目前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联系到一些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参考。”
毛泽东的批示说，李云仲“认为从1958 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 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
当年像李云仲这样较高级的干部，敢于直言上书，指出大跃进是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会外的闲谈，至少都还不敢这样露骨地直说。信中说“问题可能是从大搞水利建设开始的”，这是事实。我在水电部工作，也有亲身体会。这股水利化的风大体是1957 年冬刮起来的。
李云仲的信中说：“这里提出两年水利化，那里就提出一年、甚至几个月水利化，其实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但许多地方大量的大中型水库、灌渠、河流工程，在既无勘查设计，又无设备、资料的情况下，就大规模施工了，结果有许多工程建成后毫无效果，或者成为半成品；但是耗费掉大量的劳力和器材，这种工程我看过很多。”
信中还写到，1958 年1 月，他去过滦县扒齿港，亲眼看到该县为了要修一条100多里长的大灌渠，既未经勘查设计，又未经群众讨论，要挖掉即将收割的1万亩小麦。他找县委负责人谈，也未能制止住。结果这条水渠，雨季一到全淤死了。后来又参加“苦干十天”的大会，10 天内养猪增1 倍，扫除文盲，除掉“四害”，锄完大田，等等。“竟没有一个人提出意见，反而都去应承这些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
信中还特别提到：“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几千万人抛开一切，苦干了几个月，上亿吨的矿石，上亿吨的煤炭，上百万吨的钢铁材料，上百亿度的电力，几亿吨的运力……都白白消耗在没有效果的‘生产’上了，得到的却是毫无使用价值的土铁，这是对国家元气最大的消耗。”关于公社化运动，信中谈到：“劳动力和各种资料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我到过金县郊区的一个生产队，这里共有300 多户人家，去年年初有猪300 多口，但今年只剩了9 口，鸡鸭去年几乎杀光了。”关于基本建设，1958年全国已施工的限额以上项目有1900 多个，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两倍，几乎所有省、市都要安排在几年内建成一个工业体系，现在继续施工的只有几百个了。从而谈到经济工作中的本质、要害问题是：“1958 年和1959 年上半年的固定资产动用系数连 50%也不到。（即100 元投资花下去，能动用的不到50元）上百亿投资，上百万吨钢材，几百万吨水泥。木材……被白白抛在几千个工地上，长期不能发挥效用。看到这些损失确实很痛心。这种情况本来可以避免的。”然后信中说到，由于到处大办，都要翻番，只得大量“招兵买马”，去年增加2100 万职工。结果不仅农民、渔民，而且售货员、理发员、手工业者也都转为工人。购买力提高了，但消费资料远未跟上去。
信的第二部分建议“在各级干部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加强党性锻炼”。应当说，这是切中时弊的药方，只差没说，反对主观主义应当首先从中央。从毛泽东本人做起。（但说了“各级干部”）李云仲认为八大制定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思想作风贯彻。他从下面干部发生的情况这样说道：“为什么主观主义可以有时在一些工作领域能畅通无阻？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未能在党内造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迎合情绪却感到很浓厚。这种迎合情绪绝不能与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相提并论。这是主观主义也就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潮能够滋长的思想根源。”
他举出上述滦县的例子。然后谈到他在计委工作时的情况，在局务会议上几次提出：“计委一定要管限额以上的项目，这些项目的设计任务书必须经过审查，否则要造成严重后果。这个道理在当时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但既无人向计委领导反映，也无人认真研究这些对国家有决定意义的情况和问题，你提你的意见，我应付我的公事！直到武昌会议提出清查时，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大量的半截厂房、房架、柱子已立起来了；几十亿的投资。几百万吨的建筑材料、大量的劳动力，已经被占用在不能发挥效用的‘工程’上了。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基建项目、规模的安排合理与否，往往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决定性的作用。基建战线过长对当前紧张状况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李云仲亲自参加了大炼钢铁运动，“回来对一位负责同志小心翼翼讲了几次：‘矿石、焦炭、煤消耗这么多，成本这样高，炼出来的又都是不能用的土铁，可不能这样搞！’这在当时大家都知道。但这位同志却和我讲，事实上很多人当时也这样讲：‘这不能算经济账。’当然，这个问题早在实际工作中解决了，不过当时老是想：为什么不能算经济账？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要发展生产力？又为什么不叫人家提意见？”
关于1959 年计划，信中说：“我们从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一直感到问题很大。虽然在多次会议上，并且向很多能接触到的领导同志提出意见，也整理过一些资料来说明计划中的问题，但是谁也不愿提出来。今年年初，在整理一个资料时，我又坚持把计划问题提出来，却又受到领导上的严厉申斥，甚至提出了‘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为此事长时间难过极了。” 这位申斥过他的领导同志，也明知“差口这么大”的严重性，后来又向人说：“有些事情你就要看破红尘。”李云仲似乎不能理解当时许多高层负责同志的为难处，因此在信中说道：“明明是重大的原则问题，却要大家‘看破红尘’，这是什么样的人生观！我回到宿舍以后老是想来想去，共产党员对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能采取这种态度？这些人是把党的事业放在前面，还是把个人得失放在前面？党的一部分事业，由这样的‘领导’来管理是适当的吗？”
作为国家计委的计划工作人员，信中还谈到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最危险的是那种会引起阶级关系尖锐化的比例关系失调，因为这会造成全面紧张。工、农业的比例关系，还有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就是属于这一种”。去年增加的2100 万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农村中的骨于劳动力几乎抽光了），连他们的家属恐有五六千万人，由生产农产品一变而为消费农产品的人。这“不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呀”！“关于计划工作问题，几年来是大家意见最多，也最不满意的一件事情。今年这个多了，明年那个少了；今天变过来，明天变过去；今天生产这种产品，明天生产那种产品；今年这个项目施工，明年那个项目停工……总之是，‘左右摇摆，进退维谷’，真是‘进亦忧，退亦忧’。一位同志跟我说：‘今大很多问题，计划部门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这样说可能有些过分，但是作为综合性的国民经济计划机关，未给中央当好‘参谋部’却是事实。”
然后，信中指出近年计划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有三：
1.全面了解和掌握情况，才能做好综合平衡，但实际常常是在各单位、部门间，年度、长远间，以及材料、进度，主机、配套，以及基建项目间，顾此失彼，畸轻畸重，“有数字无措施，有计划缺检查”。
2.这不能简单归于无经验，而是主观主义思想作风严重，特别是1958、1959 两年，既缺乏全面性的调查研究，又很少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规划；每次提出的方案很少是经过多方面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讨论；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具体经济计划工作人员和厂矿企业的意见，很少得到考虑；每次计划方案，下面意见很多，也知道问题很大，但就是不采纳，甚至无人听取这些。向中央提出所谓方案，往往是3000万吨是积极的，是可以争取完成的；2200、2000、1800 万吨也是积极的，可以争取完成的。其实很多做具体工作的人都了解，没有充分根据，漏洞百出。今年的计划调整后，钢按1300 万吨，比去年增加 500 万吨好钢，当然，仍然是跃进指标，但问题还很多。
3.在大运动中，计划工作不能正确坚持党的原则，跟着人家跑，时冷时热。苏联计划工作的重要经验，就是要坚持原则。“计划机关在一个部门。地区对一些重大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必须从全面出发坚持原则，不能怕有争论；事实上往往由于在这方面站不稳而吃大亏。对这项经验，我们吸取得不够。”信中还谈到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这也是我当时最忧虑并几次进言的问题）：“长期计划必须尽快编制，否则许多重大问题不能解决，如基本建设和重大项目建设规模问题，大型设备的生产安排问题，部门间的比例问题，工业布局和地区规划问题，重大的技术政策问题等。”
此外，信中还针对毛泽东提倡的一个地区或一个省建立独立工业体系问题，以及去年以来，中央把工业、商业、财政、物资等管理权限下放过多的情况提了意见。他举出具体例子，说明原料与产品相互供应的横向联系中断，生产和市场都会发生严重影响，从而提出“国家穷，工业基础很弱，事实上全国只有一个工业体系”，各地区在短期内都形不成一个独立的体系。是集中还是分散对国家建设有利呢？“想来想去还是集中多一些好。”
信未还谈到如何树立节约与朴实的风气问题，批评近年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的太多，国庆几大工程也有些过分。“今年各地用在‘国庆工程’投资恐怕有八九亿元之多，这可以建一个年产300 万吨的钢铁企业或1600 一1800 万平方米职工住宅。”关于会议的伙食标准太高，请客送礼之风，以及负责干部的特殊待遇等，信中也都提出了批评意见。
毛泽东在批示中虽然说“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但对他敢于直言的精神还是表示了赞赏，尤其对信中道出计划工作中的种种问题，很觉中肯。“他不稳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评，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
从李云仲的一封信及毛泽东对此信的批示（尽管这个批示是发动批判彭德怀以后写的〕，就在当时也可感到：庐山会议本身和毛泽东本人思想的发展（两者密不可分），是多么矛盾，多么不可理解啊！
李云仲本人的命运如何，当然可以想象得到：在劫难逃。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时，他曾长期在黑龙江一个煤矿井下劳动。他的一位亲近朋友，曾特意到我家中对我说，他看了这本《庐山会议实录》（第1 版）后，心情很不平静，万万没有想到这封信还会收人一本史书，并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公正评价。当然，毛泽东当年看了这封信后的复杂而矛盾的心情，以及正反两方面的评价，他也是看了这本《实录》后才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