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28日
毛泽东召见所谓“五大领袖”
唐少杰：毛泽东召见所谓“五大领袖”
“七·二七事件”直接而又迅猛地震动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百日大武斗的最后残局，特别是7月27日工宣队开进清华大学所遭受的惨重伤亡发生后的短短数小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决定亲自解决由百日大武斗所带来的问题。
据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回忆：1968年7月28日凌晨两点多，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当毛泽东得知了清华流血事件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脱口而出：“造反派反了？！”毛泽东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他在118厅先仔细倾听了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成员和工宣队的代表几方情况汇报，后决定召见北京红卫兵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谈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见红卫兵领袖“谈话”。
7月28日清晨5时30分，蒯大富在北京市内电报大楼致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
7月27日在黑手昼夜策划下，假借宣传7·3布告，挑动11万不明真相的工人，携带凶器，突然包围、洗劫清华园。我井冈山战士全部撤出清华，衣食无着，生命安全无保证，清华井冈山生命垂危，形势万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寻求中央马上接见。
这一电报显然带有夸张色彩。蒯大富此时认为工宣队背后有“黑手”指使，此话给毛泽东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在召见“五大领袖”时对蒯大富直言不讳地说，他本人就是这个“黑手”。
蒯大富发完电报，从市内刚回到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市革委会来电话通知他参加中央领导人的召见。蒯大富接到通知后怀疑此事，担心遭“黑手”暗算，后由聂元梓亲自通话，才前去人民大会堂。
7月28日3时30分至8时30分，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对“五大领袖”一一进行搜查。蒯大富到达人民大会堂时已７时许。警卫人员让他把武器、刀子等放下，蒯大富不听，两名警卫人员上前下了他的武器。谢富治把浑身泥水（北京当时有小雨）的蒯大富带进会场。蒯大富没有想到映入眼帘的竟是端坐在沙发上、身着白衬衣的毛泽东，百感交集地大哭起来。这时先前到达的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已汇报完毕。参加召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
毛泽东在这次召见中表现出对清华团派及蒯大富的复杂感情。毛泽东关切地向蒯大富问起团派总部委员鲍长康、刘才堂的名字和情况，他说：“井冈山小将一个不能抓，一个不能打”，“抓了七个总部委员，一律放掉”。毛泽东问蒯大富：“你们井冈山的人现在怎么样？”蒯大富答道：“一部分在北航，一部分跑到城里散了。”毛泽东对韩爱晶说：“你们不是亲密战友吗？要好好招待他们。”
毛泽东还向蒯大富问起团派小报《井冈山》为什么近来看不到了？蒯大富答道：这是因为近来出版、发行渠道不畅，等等。毛泽东两次言不由衷地说道：“十万工人进清华，‘四一四’高兴，‘井冈山’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但是，毛泽东又明确地告知在场的人们，派遣工宣队的决定不容怀疑，更不容抵抗，“蒯大富不是要抓黑手吗？这个黑手就是我，他也不来抓。”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就“七·二七事件”对蒯大富及团派立刻加以“问罪”或“惩治”。
同时，毛泽东也并不看好四派，他认为四派在清华上台不行。对于清华文革动态了如指掌的毛泽东对“四一四思潮”进行了评判：“《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我仔细读过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胜的。”然而，毛泽东却下令释放有关方面关押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的作者周泉缨。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对四派的印象和评价，总的来说，不如他对团派的印象和评价。但是，今天看来，1967年4月至1968年7月，毛泽东并没有明确地肯定、支持或否定、反对清华文革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只是缘于百日大武斗，毛泽东的决策才使两派殊途同归，自行消解。
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下令，为了防止红卫兵领袖们及其各自相关的群众组织像以前那样篡改、曲解或片面引用他的指示，把这次召见的谈话进行录音备案。
召见之后，谢富治留下“五大领袖”，让他们整理并署名《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作为此次召见的文件。以“五大领袖”署名的这份“批示精神要点”后来正式公布、传达，成为文革史上当然也是清华文革历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资料。
可能还有另一份关于此次召见的书面整理稿，因为，7月30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的此次召见谈话“极为重要，提议将这次谈话的书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会正式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发到全国”。
缘于清华百日大武斗的毛泽东“七·二八召见”，是毛泽东对他与高等院校的文革造反派群众之关系的一次重整。一贯最善于揣摩毛泽东意图的林彪，给这次召见以及红卫兵领袖的“错误”以画龙点睛之笔：“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红卫兵领袖们的“落伍”，意味着红卫兵运动的衰败。文革即将不可避免地转入一个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