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 引言 雾中寻楼台

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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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丛林 著

引言  雾中寻楼台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这是宋人秦观的名句。其苍茫的意境,极富文学的美感,也颇具哲理的韵味。如果我们别作一番更开阔的联想,则发现:从历史到现实,从自然到社会,悠悠岁月,大千世界,正有多少扑朔迷离的现象,恰似月笼雾罩,吸引人们去寻觅、探索。就说“龙”与“上帝”吧。

    龙的人工形象是我们所习见和熟识的,然而,生物起源、进化的历史证明,地球上从未有过这样一种动物存在。那么,龙的形象究竟缘何而成?时至今日仍是学者们打不清的笔墨战:或说是鳄鱼等动物的神化;或持论乃马头、鹿角、蛇身、鸡爪等生命部件的组装;或推测源于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图腾形象;或断言就是雷电之神,得名于雷声之“丰隆”……真乃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但无论如何,这个虚
构之物已牢不可破地成为华夏民族的象征,神州古国的象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

    象征意义并不等于宗教崇拜,并不等于诉诸虚幻,而只是一种标识符号。龙之于中国,决不具有基督教世界上帝那样的地位和身分。以儒家文化为主脉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根本特征是伦理中心主义,突出而直接地讲求人与人之间现实存在的关系规范,特别强调道德的约束和教化。中华古国历朝历代的“真龙天子”,除极个别的特例之外,都以所谓德治教化作为治国的根本方针,宗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没
有独立的席位。历史的传统造成华夏民族与宗教王国之间的相对疏远和隔膜。

    这种相对疏远和隔膜不等于绝缘。事实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绝不可能与宗教绝缘。龙的国度也不会例外。且不论到它的“童年梦幻期”去追根寻源,就从其成熟的传统文化的形成看,便是经历了儒、佛、道三家合流的一个过程。其中儒乃儒学,佛是佛教,道则包括道家学术和道教两种成分。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也融进了宗教因素。

    在有些人看来事情尚不止如此,他们坚持把“儒”也视为“儒教”。从古到今,从中到外,都不乏持此论者。近年甚至有西方学者将儒家文化认定为世界上的“第三大宗教”,以“哲人型”概括其基本特征,与西方“先知型”和印度“神秘型”宗教相并列。儒家文化究竟是“学”是“教”?双方论者各有所见,各执其理。依笔者愚见,漫道是原本之儒,即使被宗教浸润了的“新儒”,沦肌泱髓的也还是人
本之学,而非神本之教。此乃制约龙与上帝关系的一个关键。

    上帝作为基督教所认定的宇宙间的独一真神,随着科学的发展,其存在似乎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当今之世,蛋白质的人工合成和试管婴儿的诞生不再是最新奇迹;天文望远镜已把人类的视野扩及上百亿光年之遥;地球、太阳乃至众多星体形成的履历也逐渐脱出混沌;地球人不但可以在太空飞行中一览故乡这颗独闪蓝光的小星,而且健足早就踏破了月宫的千古独寂;从基本粒子到夸克模型使所知的微观世界可望微而再微;超级电脑的运算次数已达每秒几十亿乃至上百亿……总之,从自然界到人体本身,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应用,科学的强光似乎足以消泯上帝创世、造人、主宰万物的神话幻影,使其信徒们愧赧地向无神论者的行列靠拢。然而现实是,世界上平均不到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上帝的信徒,其中甚至不乏在揭破一个又一个重大自然奥秘方面独具慧眼的顶尖人物。如果再加上伊斯兰教、
佛教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宗教,信仰者的人数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远超过非宗教信仰者。不可思议的宗教境界!冥冥之中,上帝对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历史的影响,是那样真切而醒目。

    以对上帝的信仰为核心凝聚成的基督教神学文化体系,在中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是西方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深深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教育渗透了它的性质;科学充当着它的婢女;政治和法律也成为它的分支……总之,基督教神学在当时的西方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

    固然,人文主义的理性觉醒是西方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与基督教文化的完全对立,事实上,基督教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孕育理性精神的摇篮;也不意味着对基督教神学的全面否定,而只要求对其进行适当改造。基督教文化不但没有因此而中断,反而随之获得“时代更新”,更增强了它走向世界的力量。显然,“上帝”也在因时而变。但无论如何变化,一方面始终保持着其基本的文化特质;一方面也总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品格。

    龙与上帝都自有其神秘之处,对二者分别进行探赜索隐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的宗旨在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史,时间断限是从唐代双方遇合开始到清末。悠悠干余年间,龙与上帝几度即离,几多悲欢,既斥又吸,有打有和,千头万绪,复杂的事局也如同雾中楼台,月下津渡。

    在笔者看来,龙与上帝的关系史中,始终贯穿着两条基本线索,一条是文化关系的线索,一条是政治关系的线索。二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绞合,故对其既不应混一又不能割裂。否则,对事局便难以把握肯綮,摸清真象。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两条线索地位和作用的主次是不一样的。以鸦片战争为界标,前后呈明显差异。

    本书即循此两条线索,分鸦片战争前后两大阶段,对龙与上帝的关系史进行具体考察。不拟从纯学理上进行两种文化的比较,但着重于文化视野,特别注意从异质文化的撞击中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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