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
人类最古老的信念之一就是灵魂与灵魂不朽的信念。据信，灵魂是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精神实体，是能感知，能思维、有梦想的精神存在。根据这样的信念，人是由肉体和灵魂构成的有形复合体。健全的个体是灵魂与肉体的完美组合。灵魂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尺度，是不朽的精神实体。它掌控人的肉体，赋予人以自我意识。易而言之，人不仅仅是肉体的存在，不仅仅是一堆器官的组合，而且是精神的存在，是道德的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讲，灵魂与灵魂不朽不是科学，而是信念。
正是灵魂把人与非人、活人与死人区分开来。死亡为什么让人恐惧？因为灵魂脱离肉体，不再能够指挥肉身。依然活着，但是失去了灵魂，那便是“行尸走肉”。关于灵魂的信念意味着，人不仅仅是自然的造物，不仅仅被动受命运的摆布，而且是自主的精神存在，他不仅被创造，而且参与创造，有能力探索发现真理。人类追求真理的本能潜藏于人的活的灵魂之中。
正是灵魂把人变成介乎神与兽之间的生物存在。人的神性把人与禽兽区分开。没有神性，人与禽兽无异；没有动物性，人是无异于完美无缺的神，连人间烟火都不食。灵魂是人的神性的载体。道不朽，灵魂亦不朽。肉体为有形之物，其存在是有限的；灵魂为无形之物，其存在是无限的。所以，灵魂是不朽的。
人是使用肉体的灵魂
对灵魂的猜想和留住灵魂的念头，最早出现在埃及。法老们为了不让灵魂冲出肉身，特地在死后用布把肉体包裹起来，制成木乃伊，以求通过确保肉身不朽来实现灵魂与肉体的永存。对灵魂与灵魂不朽的探讨在古希腊就已经很流行。在那里，早有了对灵魂的探索、与灵魂的对话和灵魂不朽的信念。在荷马时代，灵魂被看成是一种与肉体相联系又独立、且超越肉体的精神存在。在古希腊的悲剧中，主角必须探索、追问自己的灵魂并与其对话。古希腊哲学中最辉煌的亮点之一无疑是其灵魂不朽的学说。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创立的灵魂不朽学说认为，灵魂与身体并不是两个相互对等的部分。灵魂就是生命，是灵魂给了身体以生命。没有灵魂的身体是没有生命的。柏拉图甚至给人下了这样的定义：人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使用肉体的灵魂而已。
灵魂与灵魂不朽学说的贡献在于把人类的视野从“物”、“肉体”纵深拓展到“精神”、“灵魂”，认识到灵魂才是人的根本，是我们躯体无形而永久的占据者，并左右着我们的躯体。这种观点后来被基督教哲学所采纳，并影响了一代代的哲学家。在希伯来的传统中，与在希腊传统中一样，灵魂是至上的。个体的灵魂生而不朽，并有自由意志的禀赋，也有犯错与犯罪的潜能。耶稣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获得了整个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那么这个人会有什么收获？犹太教传统主张尊重每个人身上的神性，认为主宰自己的人比主宰邦国的人更伟大。
到了意大利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灵魂不朽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遍关注。文艺复兴时代是关注此世的时代，但也是一个追求不朽的时代。萦绕在文艺复兴时期思想者心里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灵魂为什么会不朽？文艺复兴及其那个时代的思想者都关心灵魂，向往不朽，追求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理想进一步光大了灵魂不朽的信念，树立了“不可征服的个人”的形象，这一形象在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上体现得最为突出。从灵魂不灭出发，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强调个体的荣光、个体的理想与成就，使得个人从与社会和自然的纽带中脱颖而出。个体由此被发现，也由此诞生。有灵魂的人才是多姿多彩的。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自称为人文主义者并被后人誉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h, 1304－1374）说，除了灵魂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值得赞赏。不朽的灵魂并不再被看作是关押肉体牢笼中的“囚徒”，不再是关在肉体之笼中的鸟，而是激活了肉体生命的精神存在。灵魂投入身体只是在做一次短期旅行。它知道那不过是永恒旅程之中的一段路。
肉身不朽，还是灵魂不朽？
中国人对不朽的追求由来已久，但是对灵魂不朽的探究，却少有所闻。甚至，只有对肉体不朽的追求，没有对灵魂不朽的追求。在不承认灵魂不朽的社会，对灵魂追求，被悄悄地置换为对肉体不朽的追求。在信奉灵魂不朽的国家，我们则看不到任何追求肉身不朽的尝试，没有被膜拜的水晶棺。在专制国家，最高统治者手中的权力越大越专横，就越不择手段地遮蔽每个个体的灵魂，不承认灵魂，更不承认灵魂不朽，自己也越向往肉身不朽。
中国传统非常关注现实世界的苦难，却甚少关注这种现世的苦难与不朽的精神世界的相互关系。中国人在习惯上对灵魂及其所在的精神世界是冷漠的。一位信奉灵魂不灭的西方人发现，传统的中国人随时乐于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接受一个没有心智的灵魂，接受一个没有生命的心灵，接受一个没有缘由的秩序。（见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孔子率先垂范，国人不愿意对精神世界，更不愿意对灵魂做深入的探求与追求。连自由主义者都不例外。探讨过不朽问题的似乎只有胡适一人。然而，他探讨的依然不是灵魂的不朽，而是个人功业的不朽。文人所追求的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不是灵魂的不朽。对不朽功业的追求，其目的是为了给身后留名，为了让人们记住他和他的功劳。结果，个体的生命成了（帝王及其统治机器）建功立业的手段。灵魂不朽这个话题就从未真正进入过中国人的视野。中国传统的视野还仅仅停留在物质世界，没有真正进入人的精神世界。今天似乎已经没有人愿意用灵魂不朽这样的问题来烦扰自己。相反，人们把目光几乎全部集中在现世的快乐上。不朽，这个曾经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现在却几乎已经完全被遗忘，已经看不到追求不朽的努力。“灵魂”只出现在舆论宣传中，“不朽”只出现在悼词中。当“唯物”绝对压倒“唯心”的时候，个人的精神世界就挤占得没有立锥之地。失去了精神世界，失去对灵魂与灵魂的信念，个体也就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自由与尊严
身体，是个体灵魂的殖民地
然而，我们的生命来自灵魂。灵魂与灵魂不朽是追求个人生命价值的产物。没有对灵魂的思考，就无法证明个体的价值与尊严。在不朽的灵魂中，个人以一种独特的形式继续存在。所谓灵魂不朽，就是每个个体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追寻灵魂不朽的人们一旦觉醒起来，势必要掀翻那追求躯壳不朽的肉身。每个人的身体不是少数人权力的殖民地，而是每个人个体灵魂的殖民地。
灵魂的不朽与人的尊严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关联。因提出并阐发“柏拉图式爱情”（platonic love）而著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柏拉图学园（the Platonic Academy）的灵魂人物费奇诺（Marsilio Ficino, 1433－1499）认为，灵魂的不朽是灵魂学说中最根本的组成部分。他断言，没有灵魂的不朽，人就与动物无异。的确，没有灵魂，哪有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个人不仅是生物存在，而且是精神存在。有了这样的精神存在，精神恋爱才有可能。的确，恋爱不正是灵魂的碰撞吗？灵魂的不朽正是人的卓越之处。不承认每个人拥有灵魂，就是不承认每个个体的价值、自由与尊严。不承认灵魂不朽，就是不承认个人的永恒价值。对不朽灵魂的否定就是对个体的尊严、信仰、个性与价值的否定。在一个社会秩序中，灵魂没有位置，个体的尊严与价值就没有位置。
我的灵魂是我身体的船长
灵魂是永恒的。因为在相信灵魂不朽者看来，灵魂是以超验秩序（道）为依托的。灵魂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向死而生，与道同在。不朽是人及其灵魂的神性决定的。我们个体的生活，每一部分，每一时刻，都属于不朽的自然与宇宙，因而也是不朽的。人的灵魂和因通向超验的道和宇宙的永恒秩序而不朽。
中国人对灵魂是有感知的，并为此发明了大量与魂魄有关的成语警句，但是始终没有安排肉身与灵魂进行深度的对话，没有追问灵魂是否不朽。文艺复兴艺术大师达 •芬奇曾试图用坐标方格试图在人的头盖骨素描上标出灵魂的实际位置。他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写道： “所有的尸体都被解剖过了，我却没有找到一个东西，就是灵魂。到底灵魂在哪里？”虽然他没有找到结论，但是这也是在探究灵魂。在中国未曾闻过有这样的好奇与探究。
正像刘再复、林岗所发现的：中国文化缺乏叩问灵魂的资源，中国数千年的精神世界便显示出一个根本的空缺：缺少灵魂论辩的维度，或者说，灵魂的维度相当薄弱。只有乡村情怀，没有旷野呼号。中国数千年来，一直处于乡村时代，所有的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家，尤其是正宗的诗歌、散文作家，其作品的基调都是乡村大背景下的人生感叹。有现实人生的“法庭”，没有灵魂的“法庭”。（见“引入信仰之维”一文）文艺也许有其他使命，但是，伟大的文艺作品的根本使命却是探究个体的精神生命，不朽的灵魂。没有这样的作品，就没有中国的文艺复兴，就难有个体灵魂的觉醒。
社会的状态取决于每个人灵魂的状态。每个人灵魂中的价值序列与现实政治秩序中的价值序列有高度对应性。自由与尊严在个体的灵魂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它们就在现实政治秩序中落实到什么程度。政治秩序所体现的价值序列不过是国人灵魂中的价值序列的综合与再现。灵魂中秩序是井然有序的，现实中的秩序就也是井然有序的。美德在灵魂中地位崇高，在现实才会处处可见。自由在每个人的灵魂中居何位置，在现实中就居何位置。灵魂中有自由，现实中就有自由。所以，不仅要问自由在现实的政治秩序中有什么位置，而且要问自由在灵魂中的价值序列有什么位置。这意味着，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秩序的改造与重建，在本质上是灵魂中价值秩序的调整与重组。这两种秩序是高度互动的，它们并不完全同步，可是又不能彼此分离。由此可见，灵魂与灵魂不朽的信念是有政治意涵的。灵魂不朽与理想政体和政治生活也是高度相关的，以至于托克维尔把灵魂不朽是美国宪政民主政体的精神基础。他在《论美国的民主》说出了这样的话：政府能使灵魂不朽论受到人民尊重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政府在行动上每天表明，它也相信灵魂不朽。
灵魂是人对自身的信念。没有这种信念，就没有个性的人。随着个体灵魂觉醒时代的到来，个体将不再是他人思想的载体，而是有独立灵魂的自主个体。任何一种信念都是有后果的。灵魂不朽的信念也是有后果的。灵魂不朽所要确立的观念是：我是命运的主人，我的灵魂是我身体的船长。我只为追寻我的灵魂而活着。我的灵魂为我而不朽。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每个个体要回灵魂、重建自我、确立个体信仰的进程。
正是灵魂把人与非人、活人与死人区分开来。死亡为什么让人恐惧？因为灵魂脱离肉体，不再能够指挥肉身。依然活着，但是失去了灵魂，那便是“行尸走肉”。关于灵魂的信念意味着，人不仅仅是自然的造物，不仅仅被动受命运的摆布，而且是自主的精神存在，他不仅被创造，而且参与创造，有能力探索发现真理。人类追求真理的本能潜藏于人的活的灵魂之中。
正是灵魂把人变成介乎神与兽之间的生物存在。人的神性把人与禽兽区分开。没有神性，人与禽兽无异；没有动物性，人是无异于完美无缺的神，连人间烟火都不食。灵魂是人的神性的载体。道不朽，灵魂亦不朽。肉体为有形之物，其存在是有限的；灵魂为无形之物，其存在是无限的。所以，灵魂是不朽的。
人是使用肉体的灵魂
对灵魂的猜想和留住灵魂的念头，最早出现在埃及。法老们为了不让灵魂冲出肉身，特地在死后用布把肉体包裹起来，制成木乃伊，以求通过确保肉身不朽来实现灵魂与肉体的永存。对灵魂与灵魂不朽的探讨在古希腊就已经很流行。在那里，早有了对灵魂的探索、与灵魂的对话和灵魂不朽的信念。在荷马时代，灵魂被看成是一种与肉体相联系又独立、且超越肉体的精神存在。在古希腊的悲剧中，主角必须探索、追问自己的灵魂并与其对话。古希腊哲学中最辉煌的亮点之一无疑是其灵魂不朽的学说。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创立的灵魂不朽学说认为，灵魂与身体并不是两个相互对等的部分。灵魂就是生命，是灵魂给了身体以生命。没有灵魂的身体是没有生命的。柏拉图甚至给人下了这样的定义：人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使用肉体的灵魂而已。
灵魂与灵魂不朽学说的贡献在于把人类的视野从“物”、“肉体”纵深拓展到“精神”、“灵魂”，认识到灵魂才是人的根本，是我们躯体无形而永久的占据者，并左右着我们的躯体。这种观点后来被基督教哲学所采纳，并影响了一代代的哲学家。在希伯来的传统中，与在希腊传统中一样，灵魂是至上的。个体的灵魂生而不朽，并有自由意志的禀赋，也有犯错与犯罪的潜能。耶稣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获得了整个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那么这个人会有什么收获？犹太教传统主张尊重每个人身上的神性，认为主宰自己的人比主宰邦国的人更伟大。
到了意大利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灵魂不朽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遍关注。文艺复兴时代是关注此世的时代，但也是一个追求不朽的时代。萦绕在文艺复兴时期思想者心里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灵魂为什么会不朽？文艺复兴及其那个时代的思想者都关心灵魂，向往不朽，追求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理想进一步光大了灵魂不朽的信念，树立了“不可征服的个人”的形象，这一形象在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上体现得最为突出。从灵魂不灭出发，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强调个体的荣光、个体的理想与成就，使得个人从与社会和自然的纽带中脱颖而出。个体由此被发现，也由此诞生。有灵魂的人才是多姿多彩的。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自称为人文主义者并被后人誉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h, 1304－1374）说，除了灵魂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值得赞赏。不朽的灵魂并不再被看作是关押肉体牢笼中的“囚徒”，不再是关在肉体之笼中的鸟，而是激活了肉体生命的精神存在。灵魂投入身体只是在做一次短期旅行。它知道那不过是永恒旅程之中的一段路。
肉身不朽，还是灵魂不朽？
中国人对不朽的追求由来已久，但是对灵魂不朽的探究，却少有所闻。甚至，只有对肉体不朽的追求，没有对灵魂不朽的追求。在不承认灵魂不朽的社会，对灵魂追求，被悄悄地置换为对肉体不朽的追求。在信奉灵魂不朽的国家，我们则看不到任何追求肉身不朽的尝试，没有被膜拜的水晶棺。在专制国家，最高统治者手中的权力越大越专横，就越不择手段地遮蔽每个个体的灵魂，不承认灵魂，更不承认灵魂不朽，自己也越向往肉身不朽。
中国传统非常关注现实世界的苦难，却甚少关注这种现世的苦难与不朽的精神世界的相互关系。中国人在习惯上对灵魂及其所在的精神世界是冷漠的。一位信奉灵魂不灭的西方人发现，传统的中国人随时乐于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接受一个没有心智的灵魂，接受一个没有生命的心灵，接受一个没有缘由的秩序。（见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孔子率先垂范，国人不愿意对精神世界，更不愿意对灵魂做深入的探求与追求。连自由主义者都不例外。探讨过不朽问题的似乎只有胡适一人。然而，他探讨的依然不是灵魂的不朽，而是个人功业的不朽。文人所追求的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不是灵魂的不朽。对不朽功业的追求，其目的是为了给身后留名，为了让人们记住他和他的功劳。结果，个体的生命成了（帝王及其统治机器）建功立业的手段。灵魂不朽这个话题就从未真正进入过中国人的视野。中国传统的视野还仅仅停留在物质世界，没有真正进入人的精神世界。今天似乎已经没有人愿意用灵魂不朽这样的问题来烦扰自己。相反，人们把目光几乎全部集中在现世的快乐上。不朽，这个曾经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现在却几乎已经完全被遗忘，已经看不到追求不朽的努力。“灵魂”只出现在舆论宣传中，“不朽”只出现在悼词中。当“唯物”绝对压倒“唯心”的时候，个人的精神世界就挤占得没有立锥之地。失去了精神世界，失去对灵魂与灵魂的信念，个体也就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自由与尊严
身体，是个体灵魂的殖民地
然而，我们的生命来自灵魂。灵魂与灵魂不朽是追求个人生命价值的产物。没有对灵魂的思考，就无法证明个体的价值与尊严。在不朽的灵魂中，个人以一种独特的形式继续存在。所谓灵魂不朽，就是每个个体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追寻灵魂不朽的人们一旦觉醒起来，势必要掀翻那追求躯壳不朽的肉身。每个人的身体不是少数人权力的殖民地，而是每个人个体灵魂的殖民地。
灵魂的不朽与人的尊严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关联。因提出并阐发“柏拉图式爱情”（platonic love）而著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柏拉图学园（the Platonic Academy）的灵魂人物费奇诺（Marsilio Ficino, 1433－1499）认为，灵魂的不朽是灵魂学说中最根本的组成部分。他断言，没有灵魂的不朽，人就与动物无异。的确，没有灵魂，哪有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个人不仅是生物存在，而且是精神存在。有了这样的精神存在，精神恋爱才有可能。的确，恋爱不正是灵魂的碰撞吗？灵魂的不朽正是人的卓越之处。不承认每个人拥有灵魂，就是不承认每个个体的价值、自由与尊严。不承认灵魂不朽，就是不承认个人的永恒价值。对不朽灵魂的否定就是对个体的尊严、信仰、个性与价值的否定。在一个社会秩序中，灵魂没有位置，个体的尊严与价值就没有位置。
我的灵魂是我身体的船长
灵魂是永恒的。因为在相信灵魂不朽者看来，灵魂是以超验秩序（道）为依托的。灵魂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向死而生，与道同在。不朽是人及其灵魂的神性决定的。我们个体的生活，每一部分，每一时刻，都属于不朽的自然与宇宙，因而也是不朽的。人的灵魂和因通向超验的道和宇宙的永恒秩序而不朽。
中国人对灵魂是有感知的，并为此发明了大量与魂魄有关的成语警句，但是始终没有安排肉身与灵魂进行深度的对话，没有追问灵魂是否不朽。文艺复兴艺术大师达 •芬奇曾试图用坐标方格试图在人的头盖骨素描上标出灵魂的实际位置。他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写道： “所有的尸体都被解剖过了，我却没有找到一个东西，就是灵魂。到底灵魂在哪里？”虽然他没有找到结论，但是这也是在探究灵魂。在中国未曾闻过有这样的好奇与探究。
正像刘再复、林岗所发现的：中国文化缺乏叩问灵魂的资源，中国数千年的精神世界便显示出一个根本的空缺：缺少灵魂论辩的维度，或者说，灵魂的维度相当薄弱。只有乡村情怀，没有旷野呼号。中国数千年来，一直处于乡村时代，所有的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家，尤其是正宗的诗歌、散文作家，其作品的基调都是乡村大背景下的人生感叹。有现实人生的“法庭”，没有灵魂的“法庭”。（见“引入信仰之维”一文）文艺也许有其他使命，但是，伟大的文艺作品的根本使命却是探究个体的精神生命，不朽的灵魂。没有这样的作品，就没有中国的文艺复兴，就难有个体灵魂的觉醒。
社会的状态取决于每个人灵魂的状态。每个人灵魂中的价值序列与现实政治秩序中的价值序列有高度对应性。自由与尊严在个体的灵魂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它们就在现实政治秩序中落实到什么程度。政治秩序所体现的价值序列不过是国人灵魂中的价值序列的综合与再现。灵魂中秩序是井然有序的，现实中的秩序就也是井然有序的。美德在灵魂中地位崇高，在现实才会处处可见。自由在每个人的灵魂中居何位置，在现实中就居何位置。灵魂中有自由，现实中就有自由。所以，不仅要问自由在现实的政治秩序中有什么位置，而且要问自由在灵魂中的价值序列有什么位置。这意味着，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秩序的改造与重建，在本质上是灵魂中价值秩序的调整与重组。这两种秩序是高度互动的，它们并不完全同步，可是又不能彼此分离。由此可见，灵魂与灵魂不朽的信念是有政治意涵的。灵魂不朽与理想政体和政治生活也是高度相关的，以至于托克维尔把灵魂不朽是美国宪政民主政体的精神基础。他在《论美国的民主》说出了这样的话：政府能使灵魂不朽论受到人民尊重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政府在行动上每天表明，它也相信灵魂不朽。
灵魂是人对自身的信念。没有这种信念，就没有个性的人。随着个体灵魂觉醒时代的到来，个体将不再是他人思想的载体，而是有独立灵魂的自主个体。任何一种信念都是有后果的。灵魂不朽的信念也是有后果的。灵魂不朽所要确立的观念是：我是命运的主人，我的灵魂是我身体的船长。我只为追寻我的灵魂而活着。我的灵魂为我而不朽。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每个个体要回灵魂、重建自我、确立个体信仰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