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角色与作用
美国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巨大，但是积极面在持续减少，消极面在不断增加。美国“治理”下的世界正日趋混。
当今世界，诸多谋划，有美国支援不一定能成得了，但美国若坚决反对，多半会成不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美国的言行总能引发国际争议，牵动国际局势。讨厌美国的人很多，但是喜欢美国的人也不少。
二战后，为实现并巩固霸权，美国苦心推动营造了一个精致的国际体系以及维护该体系有效运行的一整套规则。政治组织如联合国；经济组织（或准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军事组织如北约等。这样的体系与规则无不以美国利益为核心，但同时也较好地兼顾了国际利益。在美国的努力下，这些国际组织运转有效，保证了国际秩序的稳定，国际政治实现相对太平，世界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由此，美国的领导地位也被世界各国广泛认可，美国的价值观也似乎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国际商品流向美国市场以实现“最惊险的一跃”，国际资本涌入美国市场以获得更高回报或规避风险，国际人员也争着进入美国市场以提升自己的价值。
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美国与其他西方大国经济实力近年来出现消长，美国从富甲天下到负债累累，一言九鼎的话语权也逐渐旁落。为维护与巩固霸权地位，美国在手段的选择上越来越倾向于实用与效率。在实践中，不仅通过正常的贸易投资赚钱，而且还利用各种手段（如设置金融投机陷阱、借机制造金融危机等）偷钱与抢钱。过去，美国一直以“自由、民主”的偶像自居，占据着国际“道德高地”。如今，为维护霸权不择手段而且肆无忌惮，已使美国从所谓的“道德高地”上逐渐滑落。
而且，美国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中心，在国际交往中一直奉行双重甚至多重标准。标准的混乱导致秩序的混乱，由此，美国“治理”下的世界正日趋混乱：文明严重对峙，恐怖活动肆虐，地缘政治异常紧张，贸易摩擦不断，金融市场动荡不定，等等。
国际秩序与规则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说中国社会：过去阔绰的人要复古，现在阔绰的人要保持现状，将来阔绰的人要革新。国际社会何尝不是如此。
当今国际秩序与规则仍由发达国家主导。这种秩序体现的不仅是政治的不平等，更多的是经济的不均衡与社会的不公正。这一秩序以及维护该秩序而形成的一系列的规则（如国际组织的运行规则、国际话语规则、贸易规则、资本流动规则、知识产权规则等），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发达国家处于体系的中心（美国则居于核心），新兴市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依次居于体系周边，最不发达国家则处于体系的边缘。
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与规则集中体现在“七国集团”（虽有“八国集团”称谓，但俄罗斯在经济等诸多重大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七国集团”的GDP约占世界总量的2/3，贸易额约占世界总额的1/2，发展援助额约占援助总量的近3/4，是名副其实的“富人俱乐部”。“七国集团”暗箱操作所达成的各类决定，直接或间接影响国际经济的态势，包括各类重要商品（含金融商品）的价格（如汇率与利率）走势，从而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稳定、企业生产与民众生活。
但是，由于物极必反的“魔咒”，一些发达国家盛极而衰，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社会活力不足，经济增长持续偏低。与此同时，一些具有独特资源优势的后进国家抓住历史机遇，实现跳跃式发展。此消彼长，从而改变传统秩序，进而要求修订国际规则。世界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大国崛起的历史一再表明这一演变轨迹。如今，新兴大国经济崛起正成为21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中一道靓丽风景。这将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全球战略格局演进，改变全球化与区域化发展态势。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5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超过了一半，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由1970年的20%跃升至43%，能源消耗量已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并持有世界外汇储备的70%。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已在诸多方面对发达经济体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世界经济天平”已向新兴经济体倾斜。然而，发达国家凭藉传统权威依旧扮演着国际舞台的主角，因此未来有关国际规则进而涉及国际秩序的争斗将愈演愈烈。
世界的合作与竞争
国际合作的表像使众多人士幻想，新兴大国能与发达大国顺利实现“共生”、“共荣”乃至“共治”，然而幻想总归是幻想，而现实仍旧是残酷的竞争。
二战后，国际合作的意识形态倾向明显，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合作争奇斗艳、交相辉映。但是，世界合作的主流还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资本主义合作，尽管反覆，但是总的看开展得比较顺利，如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IMF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增进多边经济合作上，都起到了巨大作用，如此才有国际政治的相对有序、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
冷战结束后，随着重要政治壁垒的消除，全球化下全人类共同应对的各类重大问题（如资源环境、卫生健康、金融动荡等非传统安全）迅速凸显，国际合作不断拓展与深化。由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机制无法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的挑战，美国霸权主义与单边政策又引发日益广泛的反弹，因此区域或双边合作方兴未艾。
但是，国际经济的总体态势依旧是竞争高于合作，而且竞争越来越激烈，范围越来越广，层次越来越深，竞争贯穿着整个经济活动与决策过程。从一般产品、企业、产业、贸易与投资的竞争，扩展至科技、金融、规则与国家战略的竞争。由于国际资本的“股权”大小不等，国际分工的附加值高低不同，国际贸易的条件好坏有别，加上发达国家主导国际规则，其垄断资本可以凭藉“标准化”与“知识产权”坐享其成，更有甚者还通过发动金融恐怖袭击——制造金融动荡乃至危机吸取他国的财富。因此，激烈竞争的结果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过去的50年里，经合组织（OECD）占全球人口的20%，却掌握了全球收入的80%。联合国报告估计，全球2%最富有的成年人，拥有全球逾50%的财富，而50%最贫穷的人，仅拥有全球财富的1%。
全球一体化与民族化
“全球化”业已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被全球化了的“国际公民”疲倦地游走于国际之间，蓦然回首，发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全球“一体化”趋势在实践上有这样的正面佐证：商品的自由流动，使诸多穷乡僻壤都能感受到国际分工所带来的“消费者剩余”——物美价廉；资本的纵横驰骋，突破国家樊篱，把一个个孤立的国内市场纳入国际市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空前增加，使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走向联合，实行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甚至是人员的自由往来；昔日弥足珍贵的国家主权正在欧洲淡化，欧洲各国正摈弃独立而走向新的联盟；近年来，地球气候环境的变化，使部分敏感的人们意识到“同舟共济”的共同使命，正努力共同携手来维护地球家园……
“一体化”趋势的有力反面佐证则是，“国际警察局长”——美国借用国际组织对一些其讨厌的国家进行制裁，就是人为将相关国家隔离于全球一体化之外，使其无法正常享受国际交往的好处。
即便可以列出更多的正反事实以证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也无法颠覆全球的民族化的实质。商品以“国产”划分，人员以国籍来论，资本似乎无国界了，但是资本所有者依然有明确的国籍，资本所赢得的利润总是有着固定流向，而且当资本遇到流动障碍后，总是依靠特定国家的力量进行扫除。因此，资本所有者的国界决定了资本国界，财富积累的国界决定了资本国界。
当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们向国民畅想全球一体化伟大进程，描绘世界正走向大同时，发达国家却在它们的夕阳产业上加快构筑贸易与市场壁垒，制造越来越多的商品与人员自由流动障碍，在高新技术上往往不惜采取出口管制。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还不断强化自身具有明显竞争力的领域（如服务贸易、金融资本等）的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发达国家在不断强化传统民族特色的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又培育出新的民族品牌，如法国的香水、德国的汽车、瑞士的精密仪器、义大利的时装、日本的电器、英国的金融服务以及美国的好莱坞、华尔街与高科技等等。新的国家核心竞争力形成，鲜活而有力地说明：“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中国的应变与自变
在世界体系的函数式中，中国已经不再是个“应变数”，而是“自变数”。中国不仅应世界的改变而改变，同时也正在改变着世界。
中国人习惯了谋定而后动，习惯了顺势应人。而如今在不知不觉中，中国以小竹筷拨动了世人心弦，中国民乐在世界舞台的欢快演奏才刚刚开始。
近现代以来，因为持久的积贫积弱，中国人逐渐养成了顺应世界变化的习惯。顺应世界潮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明智的。“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即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命运不再由国际列强决定，但是中国依旧是一个“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旁观者。
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埋头苦干，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效。即便如此，中国人依旧习惯了世界是世界，中国是中国，中国教科书中的“世界史”不包括“中国历史”，“世界经济”也不包括“中国经济”。好像世界的变化与中国无关，中国的变化只是世界变化的一个“应变数”。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急速升温。“中国制造”、“中国因素”、“中国价格”、“北京共识”以及“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等等此起彼伏，蜂拥而至。昔日连中国政府的行为都很少能引起国际关注，如今中国企业、中国商品、中国资本的动向，甚至中国国民在国际上的举手投足，也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热议。
当中国人仍然习惯作为国际体系的接受者时，国际社会关注的却是中国正在成为国际体系的“影响者”甚至“决定者”。中国已不知不觉地成为世界经济以及国际体系、秩序与规则的“自变数”。中国的变化正在引起国际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反过来作用于中国政府、企业乃至个人的决策与行为。当我们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企业与公民，还没有清晰自身的法律责任、道德责任与社会责任的时候，国际责任则扑面而来，而且难以规避。 树欲静而风不止。时代在给予中国很多机遇的同时，也正给中国人带来越来越多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