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老头說，他在文革中写的检查材料100多份，分为三类，一是检查自己的“罪行”；二是思想汇报，至少每个星期汇报一次自己的所思所想；三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交待和各方面索要的调查材料。文革结束以后，报社把他写的那一堆宝贝退回。他在出书時，精选了他1970年前后的认罪书。
认罪书节选
文革写认罪书，比过去朝庭科举考可难了。典型八股文，一會駡，骂的越臭越显深刻；二会恨，恨不能把it皮扒了才显坚定；三会爱，越肉麻、越騷情(陝西方言)，越显忠诚；四会爬，组织要啥就顺竿爬，爬的越快越显态度好；五会咬，誣、陷不择手段，方显立功贖罪表现。目的明确----过关。
这里，我只节选胡老头认罪八股书中的反对毛主席、反对主席思想部分。
开门见山，先从娘胎里駡自己 ：我的家庭出身虽然不是地主、资产阶级，但我从小就受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参加革命以后，我就违反毛主席的英明教导，没有坚决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没有认真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尽管我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按:全套毛語录。)我的阶级立场并没有转变为无产阶级立场，我的思想感情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对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我都没有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比较、来认识、来处理，长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执迷不悟。
颠倒黑白：长 期以来，在若干关键时期忠实推行刘贼黑司令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犯下了很多严重的 罪行。
一、在1956年党的“八大”时期的罪行
在八大时，中国赫鲁晓夫 刘少奇和邓小平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头们，配合苏联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阴谋，也在八大会上，打着“反对个人崇拜”的幌子，进行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阴 谋。在邓贼的报告中，就吹捧赫秃子反对斯大林，影射攻击毛主席。他们耍阴谋，造谣言，公然从党章里删去了“中国*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针”的最高原 则，删去了这一光辉的词句。我是八大代表，当时 ，我实际上是站在黑司令部一边，同意了他们这一罪恶的删改。
二、反右派斗争前的罪行
1957年初，毛主席二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三月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两个伟大报 告。大叛徒刘少奇就跑到上海等地，发表反动讲话，和毛主席唱反调。两个司令部又一场激烈斗争开始了。刘邓黑司令部在新闻界的代理人胡乔木等人把持人民日 报，进行了很多罪恶活动，我当时就是他们的帮凶。
当 时，尽管我对毛主席这两个报告的伟大意义是很不认识的，但我主持的总编室，还是起草了一个很不像样的宣传计划，胡乔木根本不让宣传。胡贼说什么：“毛主席 的报告在中央没有正式公布以前，人民日报不能抢先宣传，抢先，就是抢中央之先。”我完全相信了他这一 套鬼话，服从了他的黑主意。
人民日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不宣传毛主席两个伟大的报告，资 产阶级的报纸《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就首先出来歪曲主席讲话的精神，制造反革命舆论。《人民日报》不宣传，就是胡乔木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用一种让位的 手法，让资产阶级来进行反革命的舆论领导，把无产阶级的舆论阵地让给资产阶级报纸去占领。
4月，毛主席把胡乔木、邓拓和我们几个副总编辑叫到他的卧室里去，对人民日报封锁主席的伟大声音和反动编排，作了严厉的批评。批评这是“反对中央的方针”，是“唱反调”，“有鬼”，是“死人办报”。我 没有看出这是一场激烈的路线斗争，不仅没有想过胡乔木、邓拓是反革命分子，没有想过这是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阴谋，反而认为主席对他们批评得太严厉，因而同情 他们，为他们辩解，同他们一起当面抗拒毛主席的批评。主席还问我们几个副总编辑是不是对邓拓有意见不敢讲？邓拓是不是打击报复你们？有意见可以争论，要敢 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被撤职 。我对毛主席这样明确的批评还是迷不知悟，在主席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时，我又趁机叫苦，胡说什么：“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工作难办，很多事挡不住，要求中央派一个中央委员来办报！”
毛主席指出《人民日报》办的不好，“有鬼”，鬼就是胡乔木、邓拓等反党分子“反对中央方针”，和毛主席“唱反调”。而我却把责任推到客观，推给中央，事实上是替胡、邓开脱罪责，怪中央没有派中央委员来办报。
主 席批评以后，胡乔木到报社来公开反对主席的批评。他胡说什么：办报免不了出错误，有缺点，会受批评，其中也免不了有不正确的批评。大家不要怕，不要听到什 么风声，就紧张起来。还说：人民日报并不是有意识地违背中央的方针，它对中央的路线、政策还是忠实的。这时，我还是没有看出胡乔木反对主席的反革命面目， 反而认为他怕我们受不住主席的批评，故意说这些话来稳定我们，要我们继续工作。所以，我对他这些反对主席的黑话，不仅没有向中央揭发，反而认为他说得对。
三、关于宣传所谓两个主席的罪行
1958年3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还指出：“反对个人崇拜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崇拜自己。”
毛主席这一英明论断，指的是苏联的赫鲁晓夫，也指的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贼在1959年初窃据国家主席以后，在他指挥下，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等反革命头子大搞“两个主席”的宣传，大搞刘贼的个人崇拜，故意压低毛主席抬高刘贼，为刘贼篡党篡军篡政作舆论准备。
在这时期，胡乔木、吴冷西散播了不少反革命舆论，胡贼说以后党和国家主要由刘贼领导，刘贼已经“接了班”。所以闫王殿正式通知搞“完全平等”的“两个主席”的宣传时，我是从思想上接受忠实推行的。从这以后，报上一系列的反动编排，我都要负很重要的罪责。
四、庐山会议时期的罪行
1959年秋庐山会议时，刘贼黑司令部的大头头彭德怀跳出来猖狂攻击三面红旗，两个司令部开始了又一场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我在这时，在报社组织“鸣放”，刮起一阵反对三面红旗的黑风。
反 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冷西从庐山打电话给我，说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教训，重点是研究这几年究竟有什么问题，吴贼要我发动编辑部大鸣大放，把这几 年的问题都提出来。我认为过去反右派斗争时大鸣大放就放出了右派，所以不敢组织鸣放。以后吴贼又打电话催我，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要了解编辑部有些什么意 见，说是正式征求意见，只要是在党的正式会上讲的，就不抓辫子，还要我先带头鸣放。
我自己本来就对三面红旗有不少意见，所以在吴贼的催促 下，我还是在编辑部组织了三次编委扩大会，由我自己带头“鸣放”。我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办快了，青海十天公社化，是强迫命令搞起来的”，“没有典型试 办，就全面推广了”。我说大炼钢铁“好多是烧结铁，要算政治账，也要算经济账”。我说大跃进中有些事是“左倾幼稚病”说“好些高指标是上面压下来的，下边 不敢顶。”在大家“鸣放”时，我还插话煽动，当有人攻击不民主造成浮夸时，我说：有些话是不敢说，有些话说了，上面也不听。
在我的组织和煽动下，内部放出了很多恶毒的反动话，如：“大跃进时 期，很多混乱来自中央”，“中央应当承担错误”，“革命三十年出现了一个饥饿的中国”等等。这样，我就在报社刮起了一股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毛主席的黑风。 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向党、向毛主席猖狂进攻的时候，我又站在刘邓黑司令部一边，充当了他们向党进攻的干将。
五、在湖南时期的罪行
1961年初，我在湖南搞农村调查时，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很严重。我认为：“人民公社没有典型试办就全面推广，强迫命令严重，弄虚作假严重。我先到长沙天华大队调查了四十多天，肯定这确实是一个老红旗单位，但我并不认为天华是一个很好的红旗，认为他仍然有很多缺点。4 月初，刘贼到天华，胡乔木叫我们调查组又回到天华帮助刘贼。刘贼到天华几天以后，忽然向我们宣布：天华是假红旗，总支书记彭秀梅是假模范，我们第一次调查 是假报告，我们上次调查是受了欺骗。我当时提出过几点不同意见，刘贼指责我“不懂农村的阶级斗争，调查时没有阶级分析？拿一些大帽子把我压下去了。当时我 没有想到刘贼是反革命大头子，在他的指使下，我对天华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过。
第一，我帮助刘贼拔掉了这支老红旗，我们调查组为刘贼搜集了很多关于天华大队“阴暗面”的黑材料，如公社化时拆毁房屋、丢荒土地、损失牲畜、人口死亡和外逃，以及刮五风等情况。
第二，刘贼诬蔑彭秀梅同志是假模范，我们就为他搜集了关于彭所谓“刮五风”、“抵抗上级”、“打击干部”、“虚报成绩”等黑材料。
第三，刘贼在天华搞资本主义复辟，我就帮助他解散公共食堂，扩大自留地和自留山，分散大队集体副业，搞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等等。
第四，当彭秀梅同志起来造刘贼的反，我又训斥和压制她；刘贼逼她离开大队，我又压迫她离开。
六、1961年报纸大检查时的罪行
在 湖南时，刘贼对报纸工作作了一些黑指示，攻击三年来的报纸宣传进行全面大检查。1961年5月我回到报社以后，忠实执行刘贼的黑指示，大肆贩卖刘贼的黑 货。在这一时期，我在报社和新华社的编委会联席会议上贩卖了刘贼的黑货。我组织编辑部对三年大跃进时期的国内宣传进行全面大检查，还在新华社十个分社社长 会议上组织记者对三年来的典型报导进行大检查。在我主持下，根据这些检查材料，前后写成《给中央的报告》、《补充报告》、《在七千人大会小组会上的发言》 等一系列黑文件。在这些黑文件里，我对刘贼大加吹捧，对三面红旗大肆攻击，甚至在好些地方把攻击予头直接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些黑文件 引用了几十件“浮夸”、“瞎指挥”和“片面性”的宣传事例，为刘贼黑司令部攻击三面红旗是“浮夸”、“瞎指挥”、“片面性”提供了炮弹。其实这些事例，好 多都是刘贼黑司令部的大头目们和他们在各地的代理人在大跃进初期以极“左”面目出现时搞的鬼，而我所搞的黑文件却把这些都算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和革命群众的 账上来加以攻击。
这些黑文件有好些地方竟然直接攻击毛主席。比如1959年10月，毛主席亲自给吴冷西写信，指示人民日报宣传吴桥养猪经 验。主席指示：“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拉拉，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雄心斗志都没 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们在12月17日发表了吴桥魁星庄养猪经验，还引用主席的原话，写了社 论。以后调查，据反映魁星庄在养猪方面，强迫命令、一平二调很严重，他们向中央作了假报告，《人民日报》的报导也有浮夸虚假的毛病，所以在我主持搞的这些 黑文件中，就把这一报导作为浮夸宣传的典型之一，竟然说什么：“我们在社论中却加以赞扬，认为这是有共产主义者的风格，有马克思主义者的雄心壮志。”这里 虽然是批评人民日报自己写的社论，是自我检查，但实际上是把毛主席的赞扬当作错误来加以攻击。
七、在宣传报导方面的几件严重罪行
伟 大领袖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揭露和粉碎了彭德怀的反党阴谋，刘邓黑司令部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刘贼公开诬蔑“庐山会议犯了错误，不应该反右”，庐山会议 以后，“应该继续反'左’”。就是要为彭德怀等大大小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就是要继续反对三面红旗，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由于我自己严重的右倾思想，并没有从庐山会议中吸取经验教训，继续坚持自己对三面红旗的一些错误观点，从思想上接受刘贼“应该继续反'左’的反动思想，因而我在宣传报导中犯下了若干严重罪行。
1、 毛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在1965年却主持撰写了一篇《好字当头》的社论，搞了一系列 的宣传，宣传什么“好字当头，质量第一”，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提出来的多字当头、多快好省统一不可分割的总路线。大叛徒刘少奇攻击总路线是“片面性”，是 “只注意多快，而不同时注意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和我的思想是有相同点的。所以当大叛徒薄一波秉承刘贼的黑指示，提出“好字当头，质量第一”的主 张，要我们用这一黑观点写社论，我就从思想上接受下来，马上组织人写社论，而且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
2、毛主席号召大跃进，号召高速度发 展国民经济，力争尽快速度地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我自己思想上就怕高速度，怕紧张。所以刘贼攻击大跃进是“浮夸”，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我 就容易接受。1962年初，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胡乔木说什么：“优秀的赛跑运动员不仅要跑得快，还要跑得稳，如果只注意快、不注意稳，跌了跤了，反而跑不 快。”我完全同意他这个观点，就主持撰写了一篇社论《稳步前进》，把胡贼这些话都用上了。胡贼这话是攻击大跃进“只注意快，不注意稳，跌了跤”，所以这篇 社论受到苏修和帝国主义反华专家大为喝彩。苏修真理报立即全文转载.反华头目大叫:“中共向俄国投降了"、“中国不要大跃进,要稳步前进了。”我主持搞的 这篇社论，竟然为国际敌人提供了反对我党我国的炮弹，这一罪行是十分严重的。
3、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就组织了一 个采访组到大庆，采写了一批稿件，我们还准备配合撰写一系列社论来系统地宣传大庆经验。我们作了一个宣传计划送书记处审批，邓小平、彭真、陆定一不批准这 个计划，他们只准登几篇通讯，不让写社论，不让出画刊，总之不让大宣传。彭真在一次会上诬蔑大庆强迫命令严重，诬蔑说“大庆骄傲了，先不忙大宣传，等等 看”。我因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单位常常怀疑有什么“强迫命令”、“浮夸”，所以我对彭贼的话就相信，对他们的黑指示我就照办。这样，就大大压缩了对大 庆的宣传，实际上抵抗了毛主席“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
4、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人民日报对大寨作过较多的宣传。但我早就听到一 些关于大寨的流言蜚语。以及廖鲁言到大寨调查，山西省委四清组到大寨，他们刮起了一股诋毁大寨的妖风。他们主张报纸暂时不要突出宣传大寨，说等到“四清” 以后再说。我把这个情况向吴冷西汇报过，吴贼说，那就暂时少宣传。我忠实执行了他们的黑主意，实际上抵抗了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
5、 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人民日报也进行过比较集中突出的宣传。以后，从罗瑞卿、肖华那里刮来了冷风，他们反对宣传空军大院的卫生典型，说什么：军 队的经验不一定适合地方，宣传多了会影响地方工作布署。这时，吴贼也批评宣传解放军太突出了。我就开始压缩对解放军的宣传。除了对军事大比武突出宣传以 外，关于“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宣传也就逐渐减少了。这是我又一次在实际上抵抗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6、1964年，《人民日报》刊登北京 —渡河支部培养接班人的新闻，毛主席就在那张报纸上给吴冷西写了一个重大的批示，要报社和新华社认真宣传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报社和新华社为此 专门作了具体布置。但刚刚开始登了几个典型报导以后，吴贼就责备我们有浮誇，故意为这一宣传制造很多困难，以后，吴贼又说我们应该宣传的培养接班人，不是 一般的接班人，而是各级党委领导核心的接班人。但要选择这样的典型就更困难，各地党委都表示很难推荐这样的对象来公开报导。我把这种情况告诉吴贼，他说： 没有就不要勉强。因而这一宣传也就虎头蛇尾，无疾而终。我没有看重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也没有坚持去办，实际上也是抗拒毛主席的指示。
7、 1962年以后，毛主席又一再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伟大理论，并指示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号召击败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 力的猖狂进攻。在城乡开展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反击的群众性阶级斗争以后，这方面的稿子增加很多，报纸应确定宣传方针。我们草拟了一个宣传计划送书记处审 批。由于我早就中了刘贼“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害，认为“不论什么事都联系到阶级斗争”，“年年搞阶级斗争太紧张了”，所以我们所制订的宣传计划就不是遵 照毛主席指示来拟定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关于阶级斗争的宣传计划，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都不批准，他们根本不让报纸宣传阶级斗争，他们规定只能在文艺作 品中描写阶级斗争，在理论文章中阐明阶级斗争，就是不准在新闻通讯中报导国内的阶级斗争，只准谈阶级教育，不准谈阶级斗争。编辑同志写了一篇谈阶级教育的 社论，用主席的原话“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作标题，我就改为《阶级教育要经常抓紧》。这是我又一次抗拒执行毛主席的英明指示。
8、 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以后，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革命群众已经开始起来造反，他们对一些反社会主义的小说、电影、歌曲、图画以及风俗习惯， 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64年初，彭真马上召集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组成的旧五人小组，策划阴谋，妄图扑灭文化革命初期的革命行动。会议还有许立群、王 力、姚溱、胡绳等坏家伙参加。会上由许立群汇报、彭、陆、周等反革命分子不断插话，诬蔑和攻击革命群众“什么小说、电影都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什么歌子也反 动，什么画面里都有反革命的口号”。他们诬蔑在学术讨论中，“动辙就扣政治大帽子”，是“左倾幼稚病”，“偏向”，要“纠偏”，要“拨正”。他们策划搞 “纯学术讨论”，要“保护”吴晗、剪伯赞等人。这次黑会以后，吴贼马上回报社布置。他布置理论方面搞“纯学术讨论”，布置文艺方面写“拨正”文章。还布置 在国内版刊登一些《答读者问》，纠正一些所谓过“左”的偏向，这方面由我负责。我参加了这次黑会，我对革命群众批评的一些毒草也认为是香花，也认为这是一 种过“左”行为，我从思想上接受了这次黑会的反动主张，所以积极执行吴贼的布置，在国内版搞《答读者问》，放了很多毒。比如在这些答问里，宣传清明上坟， 鼓吹买高级商品，穿花衣服，宣传奴隶主义的尊敬师长，宣传彭真的“重在表现”、完全不讲阶级成份的反动观点，等等，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舆论。1962年， 毛主席就强调抓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 是这样。”我中了刘贼“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对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很不理解，没有站在革命的阶级方面去制造革命的舆论，反而站到反革命阶级方面去制造反革 命舆论去了。这是我违背毛主席英明指示的又一表现。
9、1965年，毛主席再次畅游长江，号召到大江大海中去锻炼，全国立即掀起到大江大 海去游泳的热潮。我认为应该先动员到浅水里去游泳，然后再逐步动员更多的人到大江大海去锻炼，认为一下就到大江大海去游泳不安全。所以闫王殿刮阴风，限制 这一宣传就很合我的口味。他们反对强调到大江大海去游泳，反对老年和小孩横渡江河，反对宣传游泳的规模和横渡的人数，等等，我都忠实执行了。使《人民日 报》对这一热潮的宣传搞得冷冷清清，我又一次抵制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10、刘贼在湖南蹲点以后，就用这来为自己吹嘘。1964年他的特 务老婆蹲点以后，刘贼更是大肆吹嘘，甚至狂妄地提出什么：“不蹲点就没有领导权”的反革命谬论，认为只有他和他的特务老婆才有领导权，作为他篡党篡政的舆 论准备。吴贼叫我根据刘贼这一黑话写一篇社论，而且就用《不蹲点就没有领导权》作题目，我就组织人写出了这一社论。社论提出：只有经过“蹲点”才能认识社 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才能摸到新经验，才能有效地进行领导。实际上是诬蔑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没有总结出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这篇社 论是为刘贼篡夺党国大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这一社论压在刘贼那里没有拿出来发表。）
11、1964年初，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人民日报曾 经比较集中突出地宣传过工农群众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伟大运动。小闫王许立群反对这样宣传，他反对人民日报写社论来号召全国开展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群众 运动。我当时不同意许的意见，我不把许放在眼里，坚持报社要写社论。社论写好以后，因为得到康生同志的支持，闫王们不敢反对刊登，只好由大闫王陆定一亲自 出面对这一社论加上了所谓反对强迫命令的一段，耍了一个阴谋。在这一时期，我们提议每天在报头刊登主席语录，提议在报头刊登主席的大照片，提议刊登主席著 作的通俗解释文章和学习资料，提议刊登关于主席革命历史的回忆录，都遭到吴贼一再反对，不让实现。以后，吴贼把黑司令部的黑指示说成是党中央的意见，说什 么这一时期报纸对学习主席著作的宣传“太集中，太多了”，说“以后不要起轰”、“不要搞学习高潮”、“不要搞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说“这样搞有危险性， 反而会损害毛主席的威信”。
当时，如果我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站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立场，我应该看出他们的阴谋，应该挺起胸膛 来反对和抵制这些黑指示。但是，由于我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我对毛主席缺乏劳动人民那种三忠于、四无限的无产阶级感情，加上我对革命群众运动 都有反“左”防“左”的右倾观点，一贯强调反对“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所以当时对刘贼黑司令部和闫王殿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不仅不能察觉加以 抵制，而且接受它，推行它，以后吴贼还下了好多死命令，不准登学习动员的会议新闻，不准登各省市关于学习的指示，不准随便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等 等，我都一一照办，我也挥舞起闫王殿的三根大棒来压制编辑部同志的积极性。比如在发表《小将们的挑战》时，我就叫编辑不能把乒乓球比赛胜利简单说成是毛泽 东思想的胜利；比如在四清运动中，我有时曾不适当地反对过学习中的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
12、对于那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专门利人 毫不利已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模范人物，黑司令部也反对报纸突出宣传。我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对于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雷锋式的英雄人物 那种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和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伟大精神，当然不能理解。在宣传这些典型时，我就常常强调不要浮夸，要防止副作用。刘贼批评报纸宣 传英雄人物太多，“给人以压力”，“副作用大”。所以我自觉地跟在黑司令部后面，压制对英雄人物的宣传。如1964年上海报纸大张旗鼓地表扬文教界雷锋式 人物彭加木，表扬他身得癌症仍然忍着巨痛在边疆野地坚持工作，我和吴贼都反对转载。以后新华社写好稿子送闫王殿，陆闫王也反对刊登。
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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