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北京人，但对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 ， 这份情比爱我的家乡还要深， 还要浓 。 也许是在那 里，初次走上了社会， 在敏感的政治环境中， 学习如何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 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 要管好自己， 把握好自己。 从一个无知， 天真烂漫的学生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干部 。 也经历和目睹了北京翻天覆地的变化 。
当初刚来到北京时，很新奇，也很不适应，宽大的街道，没有很多车流，仅有的几辆高级红旗牌轿车在街上行驶。灰蒙蒙的天空好像经常下着黄沙，在街上走一会儿功夫，衣服的白领子很快会变成黑色，鞋子也会面目全非。还要不断的喝水，否则整天是口干舌燥。
在北京的第一个住处是西单民风胡同，那年我们几个新同志同时报到，三个女生 合住一房间，房间里没有热水，洗手间在外面，洗衣服要在院子里的公用水池旁进行。洗澡要到街上的澡堂去洗。 我们很满足，对物质的东西我们没有什么要求。
一到晚上，小街道的灯光昏昏暗暗，街上没有几个行人，但很安全。住处离上班很近，几步路就到了，我们几个新来的经常早出晚归，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里泡着，老同志们下班回家了，我们还继续在那 里待着，一是为继续学习，提高义务水平，二是大楼内有热水，我们可以在那里梳洗。办公大楼在长安街上，属于当年北京寥寥无几的高楼之一。在那大楼内工作的我们很自然的有种强烈的优越感。由于离天安门很近，我们经常在广场，故宫，劳动人民文化宫内溜达。
在单位，我们一日三餐吃食堂，从南方来的人很不习惯，很少有米饭吃，只能吃馒头，窝窝头。有一会，一看烤的金黄的窝窝头，意为是蛋糕，一下买了好几个，一咬，啊呀，那个难吃啊，回头就给扔了。结果还挨了一顿领导的训斥。因为有人汇报了。
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只有38 元，但感觉很富有，每个月都有用不完的钱。
那年，我们在那个办公楼里，默默的目送了总理的灵车开往八宝山。在第二年总理周日的那个时候，我们去天安门抄录了各种哀悼总理的诗句，感动的在那里痛哭流涕，但第二天的报纸，发表了完全与事 实不同的报道及社论 。各大机关星期一上班的第一件事是人人坦白交代星期天做了什么。幸亏单位的领导很明理 ， 极力庇护了我们这些年轻人，潦潦草草的结束了会议，往上谎报了实情，让我们中的许 多人躲过了这场灾难。
主席死后，各单位选代表去参加遗体告别，我被选去参加了，当时看到很多人在流泪，我也想表示一下，但怎么也哭不起来，只好低着头，装着悲哀的样子，在他的遗体周围转了一圈。但总理的追悼 会，是单位自行组织的，大家真的哭的很伤心。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受到总理的亲自教诲。
建造主席纪念堂的时候 ， 我也去参加了一天的义务劳动 ，还是被选派的代表 ， 其实是装样子 ， 表示支持国务院的决定 。
在唐山地震的那个晚上，我们从睡眠中被摇醒。第二天看着满大街的居民在路边搭了帐簿，整个的北京城，居民们都在地震棚里度过。
后来机关变迁，我们也一同前往，搬去了和平里。 生活在机关大院里，不用挤车，不用买菜做饭，现 在想起来， 还真暇意。
八十年代初， 北京开始给政府职工盖了许多新楼 ， 我还算幸运 ，也分到了个一间一套的， 但离上班很远 ， 这下改变了多少年从来不用挤车的待遇。每天得起早，赶机关的班车，要是睡过头，没赶上，那就惨了，挤着公共车抵达单位时，都快要中午了。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经常陪团去国外。那个时候中国很封闭，很少有人进来，也很少有人出去，这是在四人帮倒台之前，出去的人要经过一次次的政审 。 为了表现我们没有被小资产阶 级的生活方式所感染，我们必须把自己打扮的很土才行，越土越革命， 国外的环境或所见所闻 ， 回国后不能随便说的。每次从国外回来，我们都乖乖的马上换上自己带有布钉的衣服，把红都为出国人员订做的衣服马 上藏起来。而且还要说资本主义的面包不好吃。 有一回 ， 一位老外送了一盒巧克力， 我给办公室的同事们分着吃了， 那些没有吃到的同事就开始议论纷纷， 说我崇洋媚外了。
为了保持革命的本色 ， 我还留着两条小辫 子。有一次到了国外，外国记者觉得很特别，跟着我拍照。我觉得很不好，回到北京，没有向领导请示就把辫子给剪了，结果一上班，看见我的发型变了，又被领导和同事们 批评了一回。 严肃的警告我不要染上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