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没有民主美国人急什么？

中国有没有民主美国人急什么？


美国的政客、美国的学者、美国的媒体和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似乎特别关注中国有没有民主。

2005年11月，布什在访问中国前发表演讲，“他（胡主席）希望中国人民更加富裕。我（认为）……中国人民希望获得更大的自由。”布什似乎把自己选成了中国人民的代表，他说，“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领导人认真审视了国家形势，决心做出改变。他们打开了经济发展的大门——今天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吃得更好，住得更好，机会更多。在实行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认识到通向自由之门一旦打开——哪怕仅仅是一道缝隙──就不再能关闭。中国人民对政治自由的要求将随着中国的繁荣发展而增强。”(参见：布什总统在日本京都发表讲话 (全文 )、关中人：布什在京都到底讲了什么？。)

2007年4月，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行大型研讨会，对中国政治走向进行预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认为，中国领导人所讲的民主，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告诉中国人民《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俞可平教授在会上忠告海外同行：中国不能抄袭别国模式，必须走自己的路。（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研讨中国政治走向）

美国的媒体也是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的民主讨论和争鸣。最近的一篇是《华盛顿邮报》2007年5月25日的文章。文章说，周瑞金的文章和谢韬的文章让人对政改浮想联翩，温家宝的文章更像是吹响民主的号角。但是，他们认为，最近的两篇文章又让人感到有人反对民主。这两篇文章分别是5月14日的不署名文章人民日报：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和5月25日的署名文章曹长盛：正确认识和对待民主社会主义。文章还引用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学者辛向阳的话说，“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救不了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振兴中国。”在美国媒体眼中，中国式民主似乎不能叫做民主。（参见：周瑞金重新解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温家宝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对外政策、关中人：从五次记者招待会看温家宝和中国政改的前景、关中人：我读温家宝总理初级阶段论的心得体会）

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也频频到中国来，试图干预中国的基层民主。江泽民在2001年就及时而英明地指出，“毫无疑问，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是要搞的，而且一直在搞，并且一定要搞好。……西方一些人对我们在农村进行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很感兴趣，有的评价拔得很高。这里面，有的人可能确实认为这样做好，但也有不少人是有政治目的的。他们实际上就是想要我们按照西方的那一套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清醒。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要坚定不移，但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必须看是否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保持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江泽民文选》摘录)

中国有没有民主，怎样去搞民主，什么时候变成民主大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跟美国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希望和更不需要美国人对中国有没有民主指手画脚、画蛇添足，甚至别有用心。

首先，中国人有能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优良文化（那些不良的因素可以随时剔除和消灭），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有三代领导人的智慧和实践结晶，有13亿的勤劳勇敢的人民，有对西方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的反感和厌恶，有吸收世界一切文明成果的硕大胸怀，还有领导世界各国人民构建和谐世界的气魄和胆略。

其次，中国的领导人对民主有一整套的设计和考虑，甚至还有时间表。

1945年，毛泽东对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了避免周期率的新路，这就是民主。

1979年，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讲到，“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221）

1990年，江泽民在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指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 ”

胡温在中国的民主走向和政改设计上与前几代领导人的一脉相承，但他们对民主的解读则更为精细缜密。胡温多次在各种场合下重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温家宝几乎每年都要重述一次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对中国民主的设计——是从村到乡到县，四个民主一套车，说村级直选是世界最大得民主训练班。中国的农民在学好管理一个村的事后，会去学习管理一个乡；在能够管理一个乡后会去学会管理一个县。

2004年，胡锦涛主席在法国演讲时说，“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温家宝在2005年接受《费加罗报》的采访时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做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 （关中人：胡温讲民主 百姓听余音）

第三，中国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民主，而且这种民主正在发展壮大。2005年10月，中国首次发布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庄严宣告，“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占世界约五分之一人口的这个东方大国的人民，在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当家作主，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这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最近的《人民论坛》发布“中国民主模式是否已经形成”的专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撰文：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刘教授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政府和国家的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除了当好公仆外，没有任何权力。而这一点，与西方先进的民主理论家提倡的并无区别，甚至比他们更彻底。”“代表必须由各区通过普选产生；代表必须对选民负责；选民不满意代表工作时随时可以撤换；取消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我国正是根据马克思这个设想和列宁在俄国的实践，采用了代表制体制，以希望实现更完全的民主。”中国人民不仅有这种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理论下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更有在马克思代表制基础上的理论延伸——“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的7000万中共党员。

第四，美国人似乎也没有资格对中国的民主说三道四。美国在过去就曾经以民主与和平的名义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莫大的灾难。其实，从1840年中国密不透风的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英国的舰船打开之后，美国就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他们最感兴趣的不是改造中国的制度，而是在中国贩卖他们的产品，兜售基督教，抢占中国的自然资源。近年来，美国自己的民主也被金钱侵蚀，被耸人听闻的话语主导，被新保守主义的极端价值观所污染，并借民主的名义入侵伊拉克，给自己的国民和伊拉克的百姓带来不必要的生命及财产损失。

最后，如果说中国有没有民主跟哪个外国人有关的话，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马克思。从10月革命的炮响给探索的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到21世纪之初，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实践和发展似乎都不能超越马克思19世纪在解读世界的发展和归宿时发现的原理，包括民主的产生、发展和巩固。《人民日报》2007年5月28日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色 ”的文章对此有深刻的总结：

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研究和解决重大实践问题，这是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

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色。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坚持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的有机统一，是我们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开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根本要求。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中国有没有民主跟中国人自己、他们的领袖、他们的文化和传统有关，跟那个不太了解中国但确发现了放之四海皆准亿万年颠扑不破的社会政治发展真理的马克思有关，但是跟美国人没有太多的关系。

不过，世界是平的。互相的干预和相互的参与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杠杆和动力，也是政治发展和提升的催化剂和播种机。换句话说，我们没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何以缔造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美国没有对英国和法国思想家关于防范权力扩张、社会契约和人是靠不住的理念的借鉴何以写出世界最为神圣和具有约束力的宪法并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大国？中国也曾经对美国的内政有过不少的批评和“干涉”，从毛泽东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福斯特写信，指责美共前书记白劳德奉行的是“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到高喊“别了，司徒雷登”，到嘲笑美国国务卿迪安·阿奇逊，到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暗杀之后号召美国人民揭竿而起再到520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革命的中国一直在为美国的政治社会发展设计和筹划方案。

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人其实大可不必担心美国对中国民主的焦虑和不安。我们既然参与了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可以批判地、有选择地、以我为主地参与美国对它境外的民主发展的关注，并像死死盯住美国的人权劣绩一样死死盯住美国自身民主的不健全和瑕疵，打击它、挖苦它，让它也得以健康发展。

平坦的世界不是完美和和谐的，但却是富有生机和希望的。平坦的世界不是平静的和安全的，但却是我们提升和壮大自己的最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