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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国共两党关系如何破裂？莫斯科的“五月指示”

[史海钩沉] 斯大林: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等人应当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把它扔掉



北伐在军事上的顺利进展，让莫斯科很快开始为国民党的军队大唱赞歌。《真理报》接连发表文章，称赞国民革命军“在组织方面和士兵群众的政治觉悟方面与中国军阀的武装截然不同”，甚至相信它“是一支优秀的、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真正的人民军队”。（《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社论），《真理报》，1926年12月5日；盖利奥：《中国交战双方的兵力对比》，《真理报》，1927年1月16日，转见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等编：《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第249，256页。）



斯大林也公开表示：如果说在欧洲，革命靠的是人民起义和暴动，那么在中国这已经不适用了。中国革命将靠军队取胜。因为，“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7）》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66－267页。）



受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乐观情绪的影响，在1926年底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向中共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斗争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即争取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和“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而为了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应该支持其夺取农村政权，减少地租及捐税负担，没收军阀、地主、土豪、买办以及寺庙、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对右翼软弱和动摇政策的斗争”，保证土地国有化进程、撤除外国租界和“没收具有外国租让性质的大企业、矿山、银行”等。（转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78－284页。）



1927年2月底3月初，中共中央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在此之前，由于北伐进展过于迅速，各方面准备不足，但革命激情洋溢，导致广东及两湖地区先后出现了工农运动失控的情况。仅武汉一地，北伐军占领后两三个月里，就发生罢工150余起，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急于摆脱贫困，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相互攀比，“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过激现象。（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



而湖南农民运动中，也开始出现了诸如戴高帽、吃大户，随便勒索钱财，捉人杀人，禁养猪鸭，阻运谷米牲畜，抗捐抗税，乃至于捣毁税局厘局，擅自截扣军粮等过度行为。再加上战争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外国企业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中国厂家因工人频繁罢工和原材料严重短缺而无法维持，两湖地区日渐陷于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这时正在努力“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并设法限制无政府现象的发生，反对工农运动的过高要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84－391，402，404页。）然而，共产国际决议的到来，使中共中央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



中共中央这时通过决议声称：我们过去有一个根本错误，就是在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仿佛多做了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现在知道，革命就必须超越这个限制，不仅要努力争取无产阶级的实际领导权，而且要“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9－23页。）



他们因此开始相信：“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中国工人确有力量，确可革命”，“可以担负世界革命的责任”，因此，中国革命必须“一气呵成”。（《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记录》，1927年3月19日，25日，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7－344，395－398页。）



（第一章中苏建交声中的革命输出《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沈志华主编新华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而斯大林的观点是，目前还没有到抛弃右派的时候，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等人应当“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把它扔掉”。（转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转变》，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然而，还没有等到中共方面做好准备，蒋介石等已经于4月12日凌晨找借口缴了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之后很快另立中央，与这时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甚至于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公开实施“清党”措施了。



“四一二”事变的发生，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使在国民革命军占领下的广东、福建、广西、安徽、浙江、江苏，以及公开归附国民党的西南诸省，先后都站到了蒋介石南京国民党的一边，江西朱培德则夹在宁汉中间，两边摇摆。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左翼国民党人，实际上有效控制的区域，只剩下了湖北和湖南两省区。两省原本就因工农运动造成经济危机，外交关系紧张，如今航运及陆路均遭封锁，财政更加困难，统战关系，乃至军队和工农运动之间的关系，也愈发紧张起来。



湖北夏斗寅部和湖南长沙许克祥部相继发动的武装叛乱，更进一步使武汉政府失去了对湖北部分地区，特别是湖南大部分地区控制，从而更加突显了武汉国民党地位的岌岌可危。再加上北京政府这时突然袭击了苏联大使馆，不仅捕杀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一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而且查抄和很快公布了大批暴露出苏联大力援助国民党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文件。此举对国民党人和冯玉祥都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武汉政府甚至解除了鲍罗廷的顾问职务。






莫斯科“五月指示”中的要求，或者因为无法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或者因为在如此形势下短时期不可能实行，因而在实际上被中共中央束之高阁。但是，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却不甘于此，私下里擅自把莫斯科的来电拿去给武汉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看，希望能够取得汪精卫的谅解，然后渐次推行。作为一种讨价还价，汪精卫提出了1500万元的贷款要求。而莫斯科研究再三，一时也只能同意提供200万卢布的援助。（《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7年6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3号（特字第91号）记录》，1927年6月2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下），第352，364页。）



1927年6月22日，武汉国民党人唯一还可以寄予期望的冯玉祥，公开转向了蒋介石南京国民党人一边，要求武汉国民党遣送鲍罗廷回国，并与共产党实行分离的政策。紧接着，湖南籍将领唐生智、何健等公开站到同情许克祥等人的一边，指责工农运动，并对武汉国民党中央继续容纳共产党人表示不满。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发现形势已不可逆转之后，明令共产党员不能再留在国民政府里面，必须退出政府以示抗议，并准备在排除国民党中央的情况下，自行召集国民党新一届代表大会，以根本夺取对国民党的领导权。时至于此，汪精卫不得不把莫斯科的“五月指示”在党内高层公开出来。其结果可想而知，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最终确定了分共的方针。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