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篇》序言：生命、使命与诫命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林前15：10）。
我们在“总序：天国心，中国情”一文中谈及人生的意义和使命、中国基督徒的地位和使命、中国教会和社会目前面对的问题。在《使命篇》这一部分，我们将阐明基督教圣约世界观的导向就是建造“敬虔个人”、“幸福家庭”、“圣洁教会”、“和谐社会”、“自由国家”和“和平世界”，从而迎接弥赛亚的再来、整个世界最终的救赎。最后，我们将介绍本书写作的目的、依据和方法。
在《使命篇》部分贯穿的主题就是：生命、使命与诫命。生命是使命和诫命的根基，使命是生命和诫命的方向，诫命是生命和使命的落实。没有使命的生命是空虚的生命，违背诫命的使命不过是罪人的空想。没有来自上帝的重生的生命，一切都是枉然；没有领受来自上帝的使命，我们的生命仍然是虚空的虚空；不谦卑遵行上帝的诫命，我们就无法成就上帝交托我们的使命。新生命必然有新使命，新生命必然有新顺服。新生命是为了新使命。没有新使命，所谓的新生命也不过是罪人的幻想，因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绝不是徒然的。
一．重生的生命
雅哈博神学所强调的基点是重生的生命。这种重生的生命是以自有性的生命为来源，以个体性的生命为主体，以群体性的生命为导向。
1．自有性生命、个体性生命和群体性生命
自有性的生命就是上帝。上帝是永生的上帝，是自有永有的上帝，唯独他是人生命的源泉。人的生命既不是自有性的，也不是独立性的，而是来自上帝的创造，依靠上帝的护理。始祖的犯罪就是试图离开上帝，自己变得和上帝一样。始祖的犯罪使得死亡临到所有人的身上，这种死亡的本质就是与上帝隔绝，处于上帝的震怒之下。救赎的根本就在于藉着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因此，耶稣基督把用剩界定为：“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17:2）。
个体性的生命是指个体之人，简称“个人”。我们之所以强调个体之人，一是因为这是圣经中的强调，上帝所创造的是个体之人；每个个体之人都有上帝的形象；最终来到上帝面前交账的既不是国家、民族、家庭，也不是教会，二是每个个体之人；主耶稣基督作为个体之人救赎的也是个体之人，他甚至在自己的教训中明确强调：“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太16:26）奥古斯丁在谈及个体之人的时候说：“一个人，就像一个单词中的一个字母，是构成一个城市或国家这个整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二是因为中国文化普遍忽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在这种文化中，家庭、国家、甚至教会成为庞大的“利维坦”怪兽，用种种名义强调抹杀个体之人的尊严，操纵、蒙蔽个体之人为家庭、教会、党派、国家等虚拟的法律性组织实体作出牺牲。当然，更有奸诈之徒躲在家庭、教会、党派、国家等组织的名义之下，放纵自己的私欲，规避自己的责任，任意戕害其他个体之人。要改造、重建、成全这种重群体、轻个体的中国文化，我们必须用上帝所启示的注重个体价值的天国文化来予以更新、重建。
群体性的生命是指个体生命的社会性，我们生来就处于一定的家庭、教会、社会等不同层次的群体中，这就是我们群体性的生命。比如我们说自己是“中国人”，此处的“中国”就显明我们生命的群体性。雅哈博神学所强调的并不是血缘性、民族性、地域性的群体，而是强调在真理中彼此相爱的群体。当然，我们不忽视家庭和社会中其他各种群体的重要性，但我们所首先强调的是建造圣约性群体，就是以敬畏上帝、荣耀上帝为中心，以上帝所启示的圣约为基本架构，以上帝所吩咐的诫命为基本生活规范的群体，也就是教会。
2．自然人、重生人和属灵人
中文和合本圣经称没有悔改信主的人为“属血气的人”，本书中我们称之为“自然人”。同时，我们认为真正悔改归正的“重生人”就是“属灵人”，也就是属乎圣灵的人，因为没有上帝的灵，就不是上帝的人。
从整个圣经的启示来看，“自然人”并不“自然”，而是已经受到了罪的毒化。从上帝的形象来看，自然人已经被罪“扭曲”、“变形”（Deformed）；从上帝的律法来看，自然人已经“变态”、“反常”、“反律”（Abnormal）。而真正的改革宗人士则是心灵被上帝“改变形象”、“重新塑造”的人（Reformed）。
自然人并不都是无神论者，实际上，自然人仍然是“人”，仍然有上帝的形象。虽然他们丧失了真正的知识、圣洁、公义，但他们仍然具有一定的认知、感受、决志的能力，仍然具有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绪和基本的良知意识。从圣经本身的见证来看，罪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虽然仍然具有遵行上帝的诫命的本分和责任，但他们并没有真心顺服上帝的诫命的能力。
生命的转折和改变来自上帝的工作。当尼哥底母来向耶稣问道的时候，耶稣毫不含糊地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度”（约3:3）。因此，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所说的通过个人的决志和努力所进行的道德更新，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是完全出自上帝的恩典，出自圣灵重生的大能。关于重生最经常引用的经文就是《以西结书》36章26节--上帝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心、新灵，不但如此，上帝还要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目的就在于使我们能够遵行上帝的律例和诫命。
因此，真正的“属灵人”就是被圣灵更新，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的人，绝不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那种故作神秘，令人无法捉摸的奸诈之人。这种属灵人内在的特征是爱慕上帝，敬畏上帝，外在的特征就是遵行上帝的诫命，以各样的祷告表明自己的感恩，以各样的善行荣耀上帝，见证福音，造就他人。
二．崇高的使命
雅哈博神学的责任就是再此唤起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崇高的使命感，因此，雅哈博神学以重生的生命为起点，强调每个人都有来自己上帝赋予的崇高的使命，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尽我们自身当尽的责任。
使命既是生命的本质，也是提升生命境界的杠杆。没有崇高的使命，我们仍然是行尸走肉，酒囊饭袋。没有崇高的使命感，一个人就会继续陷在各种琐碎、污秽的事务中不能自拔。就像当初的扫罗一样，当他没有崇高的使命感的时候，到处寻找他父亲所丢失的几头驴。当上帝的灵临到他，使他担负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时，他就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国王（撒上9-11）。今日中国基督徒要在社会中发挥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关键也是要寻求来自上帝的使命感。
1．教会是一个使命性群体
教会是上帝的选民，被呼召、分别出来，绝不是为了让我们自我陶醉，而是为了一定的工作和使命。因此，使徒彼得明确强调：“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由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
其实，上帝创造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西1:15）。人生的目的与使命和意义密切联系在一起。著名的《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第一问首先所提出的就是人生目的的问题：“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回答就是：“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因此，教会既然是上帝的子民的群体，也必然是一个有使命感的群体。简言之，教会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改变世界的群体。
2．人生的目的性与生命“三向”
任何人都不仅仅是活着，而是为一定的目的活着。
其实，生命的本质绝不在于静态的物质，而是在于动态的趋向。我们在本书中谈及生命的“三向”，信心是向上仰望上帝（upward），爱心是向外爱人如己（outward），盼望就是向前迎接主来（onward）。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明确地强调：“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4:6）。上帝的话语为我们的生命指明了方向，使我们晓得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和意义。只有明白这种目的和意义，我们的人生才有明确的定位。
因此，人的生命的本质并不在于生命本身的“有机性”（organic），而是在于生命导向上的“目的性”（teleological）。
2．生命、使命与召命
使命是使命的根基，使命是生命的导向，召命乃是使命的具体化。
“召命”（calling）在中文中被翻译为“天职”，就是个人具体的责任。如果仅仅讲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容易流之空泛。使命必须落实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和个人的性别、身份、处境结合起来。
比如上帝给我的召命就是以“雅哈博神学”的形式，创造性地向华人基督徒阐明正统基督教信仰。更具体说，倘若上帝允许，藉着上帝的恩典，我的目标是完成：（1）三十七卷本《基督教圣约世界观神学原理讲义》；（2）重新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和改革宗神学角度翻译旧新约圣经；（3）撰述三卷本圣经概览《圣约与圣经》；（4）注释三卷本历代改革宗教会信条；（5）撰述多卷本解经讲道式五经注释；（6）成立雅哈博以马内利圣约书院。这就是我在教会侍奉方面的“召命”，愿上帝的旨意成就。
3．信徒、门徒与使徒
严格讲来，“信徒”、“门徒”与“使徒”并不冲突，是从不同的角度描述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信徒”是指基督徒生命的主观根基，乃是奠定在上帝所赐给的得救的信心；“门徒”是指基基督徒生活的方式当效法耶稣基督的脚踪，谦卑地学习圣经，勇敢地为真理付出代价。此处我们所讲的“使徒”并不是在救赎历史上担任特殊角色的人，而是指清楚地自觉地具有使命感的基督徒。从本质上来讲，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是“使徒”，因为基督徒的生命本质和生活导向乃是上帝所赐给的使命。
但是，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是，很多基督徒仅仅满足于“信徒”的状态，认为只要“信”了，就可以因信称义，永远得救，万事大吉。严格地讲，这样的“信徒”如果没有上升或体现在“门徒”和“使徒”的层面，他们所谓的“信心”往往并不是真正的得救的“信心”，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雅各说得非常简洁明了：“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2:17）。当然，出于真信心的行为绝不是盲目的行为，而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以荣耀上帝为导向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必有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就是以使命为导向的行为。
因此，我们在本书中提倡“信徒”、“门徒”与“使徒”三大身份的合一，“信徒”要确实成为“信者”，“门徒”要确实成为“学者”，“使徒”要确实成为“使者”。我们强调基督徒既要把信心落实在日常的生活中，又要以荣耀上帝为导向，把日常生活提升、融汇到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中来。
4．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
雅哈博神学的突破性亮光就是在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的合一与平衡上。自由派神学往往强调从道德、经济、法律、政治的角度改变世界，忽略纯正的教义和福音的传讲；基要派神学注重传福音，注重圣灵在认心中所产生的改变，但基要派人士忽略，甚至漠视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对世界的责任，把上帝全备的真道削减为简单化、机械化的信息，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积极地发挥光与盐的作用。唯独在改革宗神学体系中，我们才会把握到--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在本质上是一个使命。文化使命是上帝从创世以来就赐给人的使命，而福音使命则是堕落之后上帝在基督里对文化使命的更新。这一突破性的看见来自作者把创造、救赎与成全的历史性架构应用到对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的理解和诠释上。从创造的角度而言，文化使命先于福音使命；从救赎的角度而言，福音使命是文化使命的重申和更新；从成全的角度而言，文化使命在福音使命里达成，福音使命在文化使命里落实。
总之，文化使命是福音使命的根本，福音使命是文化使命的突破。也就是说，我们得救的目的乃是在这个世界上荣耀上帝的名，使上帝光明的国度不断在这个世界上降临、展开，使撒旦黑暗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缩小、灭亡，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6:10）。但是，如果没有福音使命的存在，没有圣灵对罪人心灵的更新，文化使命的成就既没有突破点，也没有立足点。因此，我们要始终牢记，在创造、救赎与成全的这一历史性框架中，中心并不是创造，也不是成全，乃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离开基督的救赎谈创造，我们所要面对的不过是被罪玷污和扭曲的世界；离开基督的救赎谈世界的成全，我们所面对的不过是各种形式的乌托邦幻想。总之，我们可以概括为：创造是根基，救赎是中心，成全是方向。
（1）文化使命的设立
在创造之初，上帝就把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交托给人。“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1:27）。这是上帝直接赐给人的第一个特殊启示，也是上帝赐给人的第一条诫命，更是上帝赐给人的使命，当然也包含了上帝赐给人的祝福。因此，上帝造人有上帝的形象，其本质就在于使人治理的能力和倾向。圣经中所启示的“赐福”并不是异教中所常见的神秘的“感应”，也不是现代人所注重的愉快的“感觉”。上帝赐给人最大的祝福就是赐给人一个伟大的高尚的使命。因此，这节经文在改革宗神学中一直被解释为“文化使命”（the cultural mandate）。
（3）文化使命的延续
很多基督徒在错误神学的影响下，从来没有注意过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文化使命。也有人认为文化使命在始祖堕落之后，或在新约时代已经废止了。但是，从圣经的启示来看，在大洪水之后，上帝仍然向挪亚重申治理全地的使命（创9:1-7）。几千年之后，大卫在《诗篇》中仍然明确地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让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诗9:5-8）。毫无疑问，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并没有因为始祖的堕落而失效，仍然是我们应当认真面对的上帝的吩咐。傅瑞慕总结说，在文化使命中有三大要素，一是上帝的祝福，二是遍面满全地的诫命，三是治理全地的诫命。因此，改革宗神学家傅雷姆强调说：“这三大要素在圣经中一再重复出现。在上帝与人所设立的每一个圣约中，都有这三大要素：上帝的祝福、后裔和土地。上帝祝福他的自民，使他们生养后裔，生活在一定的土地上，并且为荣耀上帝而治理这片土地。”[2]
（3）福音使命的设立
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在加利利的山上所赐给门徒的也是一个伟大而崇高的使命，就是“你们要去，当教训所有的国家和民族，为他们施洗，使他们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所有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请你们务要牢记：在所有的日子里，我都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太28:19-20；自由本）。
这是整个宣教世界的伟大使命激发历世历代以来无数的福音战士前赴后继，震撼、改变了整个世界，并且继续不断地在这个世界中发挥光与盐的作用，直到万物复兴，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徒3:20-21）。著名正统信仰之父亚塔纳修在其名著《论道成肉身》中充满信心地宣告：“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黑暗就不会继续横行了，任何残留的黑暗都会被驱散。同样，现在上帝之道已经显现，偶像崇拜的黑暗也不会再继续肆虐了。全世界每个地方都会被他的教导照亮。”
（4）福音使命的延续
很多基督徒往往认为只有在耶稣基督宣告大使命之后，才有了宣教万邦的福音使命。其实，圣经见证挪亚向当初的时代传“义道”（彼后2:5），亚伯拉罕本身也承受了传福音的使命，要使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创12:1-3）。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埃及，目的就是让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家（出19:6），耶路撒冷的圣殿本身就是为万民祷告的殿（赛56:7；太21:13）。使徒保罗在谈及倒闭的旷野的犹太人的时候就见证说：“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来4:2）。可惜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代，那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逐渐把犹太教转化为民族主义的宗教。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当初信耶稣的第一批人都是犹太人，当初传福音的第一批人也都是犹太人，上帝藉着他们把福音传遍了列国万邦。
（5）唐崇荣先生论文化使命
唐崇荣先生是上帝赐给华人教会的特别祝福，藉着他的神学讲座，越来越多的华人基督徒晓得改革宗信仰乃是基督教神学的正统。唯有纯正的改革宗神学，才能真正荣耀上帝，造福中国。“‘文化使命’，这是福音派的教会常常忽略、或者无知，甚至故意不要知道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愿意好好思考、研究的话，你会在历史的轨迹中间，发现加尔文主义所到的地方，都刺激了、产生了、萌生了全世界的民主运动。这种‘归正宗’（或说‘改革宗神学’）从加尔文开始就刺激了人对人性尊严的了解；这是对‘人到底是什么？’、‘人应当有怎样的权利？’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以及对世界的进军。所以，让许多指正掌权的人不能随意对待百姓，不能随意践踏人的自由和人的权柄。这就是改教时期中间，超越了天主教传统对人的了解，从神的启示中领受智慧所产生出来的伟大结果。”[3]
（7）福音使命的目的在于达成文化使命
福音使命的核心并不是一般性地传福音，想方设法让人归信。如果我们既不注重我们所传讲的福音的纯正性，目标只是让更多的人决志信主，我们就有可能重新犯当初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所犯的错误：“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们作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太23:15）。
因此，最重要的并不是通过各种方法制造“信徒”，而是通过“教导”的形式使人真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种“教导”必须是持续不断的，目的就在于使人“遵行”上帝的所有“诫命”，从而成就“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至20节中，在原文希腊文中出现了七个动词:1）Πορευθεντες--分词形式，过去式，强调一次性的动作，意思是“去”；2）Μαθητευσατε--主要动词，祈使句，过去式，意思是“使......作门徒”、“教训”；3）Βαπτιζοντες--分词形式，现在式，注重动作的持续不断性，意思是“施洗”；4）Διδασκοντες--分词形式，现在式，注重动作的持续不断性，意思是不断地“教导”、“教育”；5）Τηρειν—动词不定式，现在式，表达目的；6）Ιδου--主要动词，祈使句，过去式，意思是“看哪”、“注意”；7）Ειμι—主要动词，陈述句，现在式，注重动作的持续不断性，意思是“是”。因此，在这段经文中，有两大吩咐性的动词，一是“使......做门徒”，二是“观看”，强调我们要持续不断地教导人，使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同时我们要时刻仰望上帝的同在，离开他的同在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有他的同在，我们就不需要担心忧虑，不管我们是从事播种的工作，还是浇灌的工作，使其成长的最终是上帝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到，教导的目的是使人最终明白并遵行上帝的诫命，也就是文化使命。傅瑞慕强调说：大使命在本质上与文化使命是同一个使命。实际上，“大使命就是文化使命在堕落之人身上的应用。”[4]因此，福音使命的最终目的就是门徒训练，使人能够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文化使命。
（8）文化使命必须以福音使命为根基
我们所注重的改革绝不是文化性质的改革，而是心灵的变革，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乃是达成这一心灵变革的唯一的途径。离开圣经中所启示的福音根基，各种改革不管是道德性的改革、宗教性的改革、政治性的改革，还是经济性的改革，都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并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本。
福音的传讲和心灵的变革必然带来文化的变革；但文化的变革并不一定能够必然促进福音的传讲话心灵的变革。我们绝不能舍本逐末，从根本放弃、淡化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从事各种各样的文化对话、沟通、交流。我们必须始终不易地以福音使命为导向，因为唯独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
文化的更新不过是福音使命的副产品，真正的基督徒必然过周围的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些高举文化使命的人首先还是要回到福音使命上来，踏实地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断地对付自身的罪恶，积极建造自己的家庭和婚姻，积极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荣耀上帝。
（9）以荣耀上帝为目的，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协同并进
在基督徒人生的首要目的上，我们强调唯独上帝的荣耀。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认识上帝，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从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体系来看，三一上帝乃是整个圣经和历史的中心。上帝本体的荣耀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受造物只是把上帝的荣耀显明出来。
我们只有在履行上帝赐给我们的使命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地荣耀上帝。我们当注重目标导向的人生，高举神本主义，反对人本主义。荣耀上帝不仅仅是拯救灵魂；荣耀上帝不仅仅是参加教会；基督徒当以全人在全世界全方位地荣耀上帝；荣耀上帝是指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遵行上帝的旨意。
文化使命是福音使命的目的，福音使命是文化使命的途径。基督教会当以福音使命为主；基督徒个人当以文化使命为主；文化使命重在强调以上帝公义的法律为标准的治理，目的在于建立以法治为保障的自由社会；福音使命重在强调以上帝的恩惠的福音为应许的赦罪，目的在于使人摆脱罪恶的捆绑。因此，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不仅不互相抵触，反倒互相成全。文化使命为福音使命预备土壤，福音使命为文化使命过关斩将。文化使命保持社会基本的次序和繁荣，福音使命促使社会不断悔改精进。傅瑞慕总结说：“教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大使命。当教会从事大使命的工作时，也会使人能够完成文化使命的托付。但是，大使命必须是教诲所从事的一切事务的中心。实际上，大使命应当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中心。我们所做的一切目的就在于使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基督徒，并且是这些基督徒谦卑地顺服上帝的一切吩咐。”[5] 李健安博士强调，在伊甸园中只有文化使命的托付，新天新地乃是文化使命完全的成就。[6]
（10）教会在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二者平衡方面的挣扎
长期以来，基督教教会一直在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的关系上面对极大的困扰和挣扎。自由派、激进派基督徒注重文化使命，积极发展学术交流、宗教对话、社会关怀和文化重建的活动中；保守派、敬虔派基督徒则注重福音使命，积极投入传扬福音、医病赶鬼、祷告灵战、拯救灵魂的事工中。前者因为忽视传讲耶稣基督悔改的福音，使得基督教丧失了生命的根基和动力；后者因为忽视上帝在社会中行公义、好怜悯的教训，拱手把这个世界让给了撒旦。在学术和文化上，前者表现为基本上与世同化，成为大学和社会中体面的“文化基督徒”；而后者则特立独行，在学术和文化上画地为牢，使教会成为中世纪犹太人禁锢自己的隔都。这就是当初十九世纪中叶，年轻的荷兰基督徒巴文克曾经面对的困惑。后来，巴文克毅然深入虎穴，前往在基督教保守派阵营中臭名昭著的莱登大学神学系，学习“现代的、科学的”神学方法。他曾经在一篇论及十九世纪基督教自由派神学家立奇尔（Albrecht Ritsch）的文章中谈及这种困境：
从前，在基督里的救恩被认为主要是把人从罪恶和世界中分别出来，预备他得像天上的永福，是他在天上享受与上帝永不中断的团契。但立奇尔却提出了恰恰相反的关系：救恩的目的就在于使人一旦脱离罪的压制感，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上帝的子女之后，能够完成他在地上的天职，成全他在世上的道德责任。这种对立是非常尖锐的：一方面认为基督徒生活的最高目标就是现在和以后得见上帝的荣面、与他相交，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多多少少总是对世俗生活中的丰富持有敌意，因此难免有堕入修道主义、苦行主义、敬虔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危险；在立奇尔这一方面，则认为基督徒生活的最高目标就是上帝的国度，也就是人类的道德义务，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多多少少总是对离群索居、安静地与上帝交通持反感态度，因此就有堕入一种冷酷的贝拉基主义和冷漠的道德主义的危险。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还不晓得有什么方法能够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但我确实知道，这两大阵营中都有极好的方面，都包含着不容否认的真理。[7]
11．改革宗神学为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的平衡提供了和谐的解释
巴文克所著的四卷本《改革宗教义神学》所要解决的就是社会关怀与追求敬虔这个充满张力的问题，其实也就是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的关系。当然，巴文克把合乎圣经的改革宗基督教中找到了答案：
天国固然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但天国却要求这个世界中的一切都当为它服务。天国具有排他性和忌邪性，它不回任凭这个世界上有在它之外保持独立性或中立性的王国存在。当然，我们若是任凭这个时代自行其是，只是把力量集中在安静隐退上，非常容易。但是，上帝不容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此安息。因为每个受造物都是好的，万有都已经藉着上帝的圣言和祈祷分别为圣，若是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就不需要就拒绝任何东西，所以排斥任何受造物都是对上帝的不感恩，都是误判或藐视上帝的美善和恩赐。我们所从事的唯一的争战就是低档罪恶。因此，那些认信基督是主的人，在今生今世，不管被置于何等复杂的关系中，不管面对何等严肃、艰辛、甚至无法克服的社会、政治问题，特别是科学问题，如果我们一味蛮横地回避争战，甚至假借基督徒之名，把这个时代的文化视为邪恶的洪水猛兽来予以拒绝，所显明的不过是我们自身的不信和软弱。[8]
我们在改革宗圣约神学世界观中首先所化解的就是当初巴文克所面对的问题，也是一直困扰我们中国教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所强调的“生命、使命与诫命”的框架中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文化使命是人生使命的根本，福音使命是文化使命的延伸。不管我们是否信靠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影响我们所在的文化。堕落之人不能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律法，他们所建造的文化不过是藐视上帝、戕害人类的专制文化，这样的文化最终的结局就是自欺欺人，自暴自弃，自我毁灭。“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箴8:36）。唯独藉着耶稣基督归向上帝的人，才能够以上帝为中心，以圣经为标准，建立荣耀上帝，造福他人的敬虔文化。基督教是具有改变世界的使命的宗教，基督徒是上帝所拣选的改变世界的器皿。基督徒的人生目的：既包括认识上帝，荣耀上帝，也包括认识自我，实现自我，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光与盐的作用，尽自己当尽的本分。这也是基督徒人生的意义。
当然，我们之所以对于完成上帝所托付给的文化使命有信心，并不是对自己有信心，而是相信上帝的大能和信实。“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作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罗4:17-18）。今日教会中很少有人传讲上帝的属性，人们所注重的是上帝能够为我们作什么。但是，正如《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第三问所界定的那样，圣经的主要内容无非是两个部分，一是对于上帝我们当信什么，二是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本分。圣经一开始就向我们宣示：“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1:1）。因此，对于基督徒而言，正如先知约拿在外邦人面前所见证的那样，我们所信的是创造天地、使无变有的上帝（拿1:15）。使徒保罗在说明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也同样强调上帝是这样大能的上帝（罗2:13）。宗教改革领袖加尔文在讲道结束的时候，也经常引用以下经文：“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罗8:12）。没有这样的信心，不管是文化使命，还是福音使命，不过是奢谈而已。
但是，问题在于，上帝虽然是大能的上帝，他是否愿意以他的大能帮助我们呢？“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代下16:9）。“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上帝的信吗？”（罗3:3）。不相信上帝的大能和信实，我们在自己的软弱和社会的罪恶面前，就会畏畏缩缩，不敢放胆行事。在国家恐怖主义横行的中国，基督徒尤其需要相信上帝的大能和信实。
基督教是圣徒的宗教，也是英雄的宗教。在这个罪恶充斥的世界中，我们需要真正的圣徒。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中，我们需要真正的英雄。一位历史学家在总结当初加尔文神学为什么在荷兰胜过腐朽的天主教和西班牙皇帝联合施行的暴政时指出:
荷兰的成功或许就在于这一事实：加尔文宗比路德宗更适合抵抗运动。加尔文宗人士是积极的行动主义者。他们在法国很早就脱离了对于用武力抵抗暴政在良心上的羁绊。他们所具有的是英雄主义式的敬虔，他们致力于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以此来荣耀上帝。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式的敬虔精神，使得他们成为“把西班牙害人虫逐出荷兰土地”的一群人。[9]
因为敬畏上帝，所以不怕世人。唯独真正敬畏上帝的人，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勇士。圣徒式的英雄首先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人；圣徒式的英雄首先是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家庭生活中，以爱心、勤恳和智慧带领家庭的人。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从愚昧和专制向开明和自由的转型过程中，我需要无数的圣徒式的英雄，英雄式的圣徒。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教会要成为上帝所重用的真理的明灯，给全世界带来祝福，上帝必要兴起无数圣徒式的英雄、英雄式的圣徒。
三．圣洁的诫命
不管别人怎样误解，怎样反对，我们还是要始终不易地以全部圣经为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尺度，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独一的救主，而以十诫为中心的道德律则是我们顺服上帝、荣耀上帝的标准。
1．全部圣经是我们信仰与生活的最高规范
我们之所以注重全部圣经，就是因为种种错误神学虽然仍然打着“唯独圣经”的旗号，却在实质上根据自己的私意队圣经随意裁减。有的人剪掉旧约部分，有的人剪掉预言部分，有的人用自己所写的歇斯底里的歌曲取代上帝所默示的诗篇，等等。这种对圣经的摧残反过来也使得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残缺不全，支离破碎。
赵中辉牧师当是中国教会中第一位潜心研究、翻译改革宗神学著述，传讲改革宗神学，并对改革宗神学有内心确信的人。他在论及改革宗神学的时候指出: “改革宗信仰对这一点是非常认真的，认为全部圣经都是有意义的。许多基督徒不相信旧约中的律法，在今日还约束我们，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同意他们；因为第一，基督接受旧约作为他以及他门徒的生活准则。第二，基督死后，在凡事上教训门徒（约14:16），门徒又教导教会，说旧约仍然约束他们。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16至17节中清楚地说到，旧约是有意义的。我们相信，全部圣经是神的话，旧约的律法仍然约束我们，除非新约中另有教导。因此对改革宗信仰而言，新约并非是独立的，它乃是旧约的解释者。为了了解神对这时代的旨意，我们必须了解全部的圣经。” [10]
此处赵忠辉先生所阐明的解经原则就是我们在本书中始终坚持的解经原则。但是，我们不得不提醒大家注意，在当今教会中，甚至也包括在许多已经放弃历史性改革宗信条的改革宗教会中，所主张的解经原则就是：凡是新约圣经中没有认可或重申的，旧约圣经中的律法或教训就是无效的。这种解经原则不仅不合乎教会的传统，也直接与主耶稣和使徒们的作法和教训相悖。
2．基督徒顺服与善行的标准乃是以十诫为综述的上帝的诫命
加尔文在谈及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首先旗帜鲜明地强调:“唯独在上帝的律法的优美中行事为人，才显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在上帝的律法中包含新生命的活力，藉此我们可以完全恢复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形像，但因为在本性上我们是迟钝的，所以我们需要藉着一项指导原则来刺激我们，帮助我们。”我们遵行上帝的诫命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彰显上帝的同在，彰显上帝的荣耀，这就是我们人生存在的目的。加尔文神学院旧约教授威廉先生在讲解《以西结书》的时候，反复强调，遵行上帝的诫命就是彰显上帝的同在和荣耀。他也感叹，这种看法在当今教会中已经成为空谷足音！
3．基督徒既要传讲上帝公义的法律，也要传讲上帝恩惠的福音
合乎圣经的传福音是先不传福音！而是首先讲解上帝的律法！我们在此不需要详细的讲解，只要引证一节经文就可以明白：“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3:20）。假如我们不传讲上帝的律法，罪人又是如何知罪呢？
同时在传福音的目的上，我们一定要明白传福音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罪人的得救也不是最终目的，唯独上帝的荣耀才是最终目的。二十世纪改革宗神学家路斯德尼强调说：“传福音绝不应当局限于使人归正……重生当然是第一步，但是，假如我们把传福音局限于个人的归正，刚刚得赎的罪人往往就会得出这样的印象：他之所以得救是为着他自己的缘故，而不是为了上帝的缘故。这当然是错误的。传福音当把三一上帝对个人及其整个生活和世界的全部要求讲明。人得救不仅是为了享受天堂，而是要尽心、尽意、尽力侍奉上帝，并爱人如己。这就是说，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我们的得救目的不在乎我们自身，而是在于上帝的国度和我们对他的侍奉。得救使我们回到我们治理的使命。这始于重生，并在成圣和治理的过程中继续进行。”
4．上帝的子民的根本标记就是遵行他的诫命
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晓得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但问题在于上帝的子民有什么突出的标记呢？我们可以以什么为标准来帮助我们省察自己，避免自欺欺人呢？作为上帝的子民的含义，我们必须甘心乐意地遵行上帝的诫命。这是整个旧新约圣经的教训。上帝藉先知以西结强调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新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使他们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不断地奉行。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上帝”（结11:19-20）。因此，作为上帝子民的责任就是遵行上帝的法律，这也是上帝的子民的首要标记。同时，在这段经文中还有一节经文从反面强调上帝的子民必须遵行上帝的法律：“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恶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结11:21）。在二十节和二十一节都出现“哈拉卡”（יֵלֵ֔כוּ和הֹלֵ֑ךְ）一词，这个词直接的意思就是“行路”、“走路”的意思，是指“道路”的问题。作为上帝的子民，他们当遵行的道路就是上帝所启示的法则。此处，我们所看到的是上帝、圣约与道路的关系。如果我们信靠上帝，就必遵守他的圣约，而遵守上帝的圣约的关键就是遵行上帝的诫命。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更加清楚：“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诸般诫命”（约14:15）。“有了我的诸般诫命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约14:21）。
四．在基督耶稣里彼此相爱
生命乃是上帝的恩赐，上帝赐给人新生命的目的乃是让人完成他的使命，而完成上帝所赐予的使命的关键乃是遵行上帝的诫命。生命是领受使命的根基，使命是发挥生命的导向，诫命是完成使命的工具。基督徒当委身上帝的使命和诫命，就会在世上发挥光与盐的作用。当今基督徒若是领悟这一真理，必定能够走出当今以自我满足为中心，以反律主义为特色的肤浅神学、廉价福音的模式。
1．生命的本质在于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白白的爱
基督徒生命的本质在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白白的爱。在旧约圣经中，当摩西谈到以色列人得蒙上帝拣选的独特性的时候，把最终原因归于上帝的爱。“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你们的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专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申7:7-8）。使徒保罗在谈及基督徒得蒙上帝的拣选时，也把最终的原因归于上帝的爱：“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弗1:5-6）。
2．使命的本质在于蒙爱之人在耶稣基督里尽爱的本份
基督徒使命的核心并不是荣耀自己，而是甘心乐意地成为上帝的器皿。如果我们是以荣耀自己为目的去行动，只能说是“个人的野心”，谈不上是“基督徒的使命”。同时，这也说明我们的“生命”有问题，甚至可以说我们的“生命”还不是重生的生命，仍然是属血气的“生命”。所以，当使徒约翰谈及遵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最终落实在重生的生命上，“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了世界”（约壹5:4）。
3．诫命的本质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彼此相爱的规范和艺术
上帝赐给我们的诫命是爱的诫命。这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首先，从诫命的本源来看，诫命的本原是爱我们的上帝，上帝之所以把他圣洁、公义、良善的诫命赐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想让我们知道他的属性和旨意，使我们能够在生活中效法他的完美，彰显他的荣耀，得享丰盛的生命。其次，从诫命的目的来看，上帝之所以赐给我们这些诫命是让我们晓得如何爱他，如何像爱自己一样爱我们的邻舍。
4．基督徒生命、使命与诫命的最终成全都在耶稣基督里
生命、使命与诫命的合一是以上帝为中心，在耶稣基督里。
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不可能得享新的生命。耶稣基督不仅赐给我们新生命，也赐给我们崇高的使命，并且赐下他大能的圣灵，使我们能够甘心乐意地遵行他的诫命，从而成就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因此，我们的生命来自耶稣，我们的使命来自耶稣，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也是在耶稣基督里才能甘心乐意的做到。因此，使徒保罗所高歌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上帝在耶稣里的大爱：“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罗8:37-39）。使徒约翰强调我们得胜的信心并不是来自我们的自信，而是来自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约壹5:5）。
总之，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重生的新生命，就没有任何使命可言；没有见证耶稣基督的使命感，说明我们并没有得着真正的新生命。不在耶稣基督里遵行上帝的诫命，就显明我们仍然是叛臣逆子，仍然处于上帝的震怒之下。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然是“守上帝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圣徒（启12:17）。
笔者深信，基督徒惟有在生命、使命和诫命这一重要的架构内，才能有根有基地建造，有规有矩地成长，完成上帝托付给自己的使命。最后，笔者再次祈求大有恩惠的上帝向我们仰脸，光照我们中国教会，祝福中国教会，使中国教会忠心传讲悔改与赦罪的福音，既注重生命的得着，也注重使命的导向和诫命的落实，成为山上发光的城，为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提供光明、温暖和导向。
[1] Augustine, The City of
[2] John M.Frame, Slavation Belongs to the Lord (
[3] 唐崇荣:《神权、人权、政权》，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5页。
[4] John M.Frame, Slavation Belongs to the Lord (
[5] John M. Frame, Slavation Belongs to the Lord, p. 251.
[6] 2007年5月12日于美国Maranatha
[7] 转引自Herman Bavinck, Reformed Dogmatics-Prolegomena, edited by John Bolt, translated by John Vriend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3), p.14.
[8] Herman Bavinck, Our Reasonable Faith, trans. by Henry Zylstra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6), p.10.
[9] R.Bainton,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ixteen Century, quoted from Cornelius Plantinga, A Place to Stand (Grand Rapids: Bible Way, 1979), p. 37.
[10] 赵忠辉:《福音讲道集》，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1992年，200-2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