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11六周年，转载作家周泽雄当年的一篇文章，虽是旧作，今日读来仍然很有意味。）
思维癌病房
美国“911恐怖主义大灾难”后，国内互联网论坛上出现了两股敌对阵营，双方你来我往，彼此都没给什么好脸。如果要贴个标签的话（当然是粗线条的），不妨说一方属于“活该”派，一方属于“抗议”派。
有朋友对此忧心忡忡，认为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道德滑坡，已到了危机深重之境。但我还不这么看。仔细掂量两派观点，我发现双方观点上的对立程度，并不大于态度上的仇视程度。认为美国政府“活该”，并不等于认为美国人民“该死”，不少“活该”派人士为示观点周正往往还特意强调这一点。同样，向恐怖主义表达强烈义愤，也不等于漠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支持以色列沙龙政府日趋强硬的中东政策，自然也不等于认同哈马斯或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报复活动。由于巴以争端本身充满宗教的、历史的和领土上的复杂性，冲突双方各有一肚子民族苦水，由于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在民族特性和宗教气质上差别过甚，又由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历来夹杂了太多与自身利害密切相关的功利因素，每一位愿意对此认真思考的人士，感受都不可能是简单和趋于一极的。可以说，一个人对中东的历史与现状越了解，他往往越不敢下断言，定是非。
何况，网上的“抗议”派声明或“活该”派帖子，在文体上一般也有求简求快的特性，通常不可能（也不必要）把自己的浩茫心事百转愁肠一下子讲个水落石出。如果有人坚持要从中寻找破绽，本来也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双方若抱有“同情的理解”姿态，也不难迅速找到共同点。事实上论争双方竞相指责对方缺乏的，差不多是同样的东西，正如他们争相赋予自己的道德光环，也大致相同。“抗议”派谴责对方缺乏人性，“活该”派则奚落对方是“伪君子”、“假道学”。在这场论争中，“人性”乃是双方都想攫为己有的东西，而不是一方当做命根子，另一方却避之如瘟疫。依我愚见，这场来势汹汹的网上冲突，不见得反映出国人的道德沦丧，倒是我们民族思维素质低下、思维方式幼稚的弊端，意外地得到了一次集体曝光机会。
下面我将试图对国人思维习性的若干幼稚之处，以现象扫描的方式稍加归纳。在给朋友的信中我曾写道，“命中注定，我们这一代也是有大量瑕疵的，当我们致力于为社会去除毒素的时候，也得面对这个事实，即我们是在带毒工作”。请相信我一点没有置身局外自居高人之意，相反，没有人比我更讨厌高人气和“慷慨党”了。在思维领域，我把自己理解为病人，同时认为你也病得不轻，所以，我更愿意把这里的思考视为两个病人间的病情交流。如果我行文时偶或失控，说出些自以为得计的蠢话重话，我恳请您这样理解：这家伙的思维幼稚病又发作了。
一、道德思维
提个问题，我们这辈子见到的《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社论中，以《多行不义必自毙》为标题的，总数有多少？我知道不在少数，只是吃不准是否达到年均一篇的规模。当然，标题改成《玩火者必自焚》，差不多是一个意思，若一并算上，可能会达到年均1.5篇。刚才我在“人民网”的查询栏里特地输入“多行不义必自毙”七字，共得217条。
这句格言的道德性我当然非常认可，也非常希望它所体现的崇高正义能在人间处处得到兑现。但我也不得不指出，“多行不义必自毙”在逻辑上并没有多少站得住脚的理由，它更多地只是代表了被压迫者的祈愿，而非在陈述一个历史规律。在思维等级上，它显得品相不高，带有原始的因果报应色彩。它强大的道义力量并不能掩盖思维上的孱弱本质，它只是以希望代替推理，以信念代替结论，具有鲜明的自慰式思维特征。
比如，当我们以纳粹德国或日本军国主义的最终失败来验证这句道德箴言的正确性时，转眼就得面对另一些难堪事实：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帝国主义，将我们圆明园纵火劫掠的英法联军，似乎并没有“自毙”，时过境迁后甚至还摇身一变，依旧代表了当今世界的强势文明。当然，万能的道德思维者可以用另一句话“义正辞严”地反驳我，“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全部报销”。对此，请允许我转过身，略略窃笑。我认为，从宏观的大历史角度考察，结合所谓“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多行不义必自毙”或许仍不失其有限合理性，但若从微观的小历史角度、尤其是从具体的个人角度考察，则更多的情况下只能给人带来沮丧。因为，这种思维明显经不起反向推敲，我们不敢断定，凡“自毙”者皆已“多行不义”，不然，面对历史上（包括纽约世贸大厦下）的大量冤魂，我们先已将自己置于不义之中。何况，要说狮子或豺狼的使命，难道不就是对绵羊们“多行不义”？
道德思维在声调上是最高昂的，在思维等级上又是最疲弱的。不必推三阻四了，这种思维，国人不仅热衷，而且擅长。历史已经证明，对该种思维的长期信奉，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光辉的未来，虽然信奉者永远可以找到感觉良好的理由。
二、格言思维
曾读到署名阿成的一篇趣文《哈尔滨人的“神秘的咒语”》，对哈尔滨人的思维方式极尽嘲讽之能事，如谓哈尔滨人头脑简单，遇事不爱在脑子里多遛几个弯，只会照着一些格言、民谚或俗话的方子办事。比方说两个哈尔滨人在街上争吵，眼看就要干上一架了，刀子说时迟那时快就要见红了，但边上一位老者突然幽幽地来了一句：“吵什么吵，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位刚才还脸红脖子粗的爷们竟然顿时傻了眼，一脸“可不是嘛”的表情，随后各自拍拍屁股走人。再如一男一女俩同事因为多说了几句话，或男同事为女同事扛了袋米，女同事为男同事洗了回碗，仅此而已，根本还谈不上有何爱情萌芽，谁知流言蜂起，愈演愈烈，两人无奈之下只能找领导设法消除影响，哪承想该领导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只凭一句“无风不起浪嘛”，就让他们面面相觑，再无回嘴余地。
我再抄录作者一段话：“如果你想诱使这样的哈尔滨人去作恶，用‘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即可；如果你想勾引这样的人去荒唐，也十分容易，用‘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风流’就能奏效；如果你想怂恿这样的哈尔滨人大把大把地花钱，选用‘人生苦短，需及时行乐’则可矣；如果你想挑拨这类人之间的关系，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就能一言中的。”
作者真够损的！我没有去过哈尔滨，但认识不少东北人，也有几位哈尔滨朋友，我不认为哈尔滨人真像作者形容得那么弱智，事实上我觉得在思维能力上哈尔滨人与别地人（如上海人）并无高下之别，良莠之分。我愿意在此代哈尔滨人表达抗议。但如果将作者匠心独运的视角放大来考察全体中国人的民族思维特性，我认为还是大有警醒之处。这种思维的害处除了过于简单外，据作者说还可能导致“好人越来越好，好得让你直糊涂；坏人越来越坏，而且坏得理所应当，理直气壮”。作者最后一脸忧愁地发问：“这究竟是人的悲剧，还是民族的悲剧呢？”
上举第一条“道德思维”，在具体应用上，往往也会与“格言思维”形成良性互动。
三、蛮性思维
主观思维之一种，尤其体现在批评领域。该种思维的崇奉者往往在事情的复杂性远未得到充分揭示之前，情感先行，贸然采取单刀直入的方式，不惜以抽刀断水的气概，将事物内含的因果链条一刀斩断，只在因果一隅大打出手，痛下杀手。蛮性思维似乎遵循着某种园丁之道，只知删繁就简，去除枝蔓，最终将有生命力的对象强行改造成一个仅仅让自己瞧着顺眼的扭曲造型。从效能上思考，蛮性思维遵从的又好像只是彩票投注法，坚信自己随机填上的一组幸运数字，最终会奇迹般地带来意外横财。他们的思维态度是：大胆假设，决不论证。“爽”则爽矣，可怜真正的理性思维常常被它吓得魂飞天外，再也回不了家。
认为同情恐怖主义分子就是丧尽天良，认为同情美国人民就是想混美国绿卡，均可视为此类蛮性思维的最新版本。其实，前者很可能还是道德自负者呢，他很可能还正被自己为弱势群体鼓与呼的立场弄得热血沸腾呢。脑子固然僵化，心肠不失温软。天良？他们大大的有，所缺的只是良知。而由天良到良知，实在有一段漫漫长途要走。
蛮性思维的另一体现方式是死摁法，相信只要对方被他的蛮性判断摁住掐死，自己的形象就会冉冉上升。据我所知，网上不少上帖老手快手，长期来就是通过把论争对象不加分辨地一概指责为“高中生水平”来维持自己虚假感觉的。至于为什么除了“高中生水平”他就说不出别的，只不过暴露了这个事实，他对关于不同水平的繁复色谱仪早已丧失感觉，他的思维是大块吃肉式的，是以“丈”为起始计算单位的，他完全没有想过世上还应有一种按毫米汞柱方式进行的血压测量式思维。
四、游击思维
记得大学里有位女生，如果你有足够的判断力，阅读过足够多的西方文学作品的话，那么你可以根据她日常行为的异动，猜出她昨晚躲在蚊帐里就着蜡烛捂着手绢又看了哪部外国小说。她的眼神昨天像郝思嘉，今天像娜塔莎，昨儿个还是一副“茶花女”的表情，今天冷不防地又端出一脸简·爱的苦相。考虑到她春机发陈的生理因素和善于移情的心理因素，如此翻云覆雨移花接木，自有可以理解之处，甚至还不乏观赏性。但如果我们遇到的不是一名女大学生，而是一位煞有介事的学者、批评家，又将如之奈何呢？
无定见，无准则，同时又好读书，好议论的人，通常最擅长开展游击式思维。
这方面的个别老游击队员，由于他可以无休无止地变通作战方式，无缘无故地变更作战规则，无穷无尽地变换手中武器，所以在他的自我心理图像里，几乎就是一个常胜将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可以用科学标准指责后现代艺术不够科学，用道德标准指责科学家违反人性，用辩证唯物主义标准指责文学作品犯了大方向错误，用爱国主义标准指责别人卖国贼，用国际主义或全球化标准指责别人太狭隘，“爱国贼”。标准一日数变，而正确嘴脸常在。
五、投诚思维
这是一种林冲夜奔式思维，走投无路，栖惶失措，只有投靠到某位主子，心眼儿才会感到踏实。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但都懒得一说的常规景致就是，只要（并且不管）上面发下了什么“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领导和喽罗们都有能耐将自己的教学计划、外贸出口任务、街道计划生育指标、足球冲A大任，与之完全配套，并最终总结成“坚决贯彻”、“密切落实”的丰肥成果。
这些桩桩件件斑斑点点肯定会让后代中国人戳着我们脊梁骨大骂的事实，暂且不去说它了。然而在我们的人文工作者之间，信奉投诚思维的，也不在少数，甚至可说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引用成癖，依我看都已到了白骨成精的地步。甚至在那些貌似新锐的青年才子的大作里，这种孱头习气都完全没有刹车迹象。读了点基督教神学著作，就一脸传教士模样，枪膛里装着来自克虏伯的全进口子弹，扫向所谓“可怜的庸众”。分明一身媚骨软骨俗骨，偏还要学战士造型。乍看上去“反叛”之气威风凛凛，思维的核心构件，却不过是另一种“密切落实”。至于拿鲁迅当导弹乱扔的，更是不知凡几。个别的，甚至仅仅因为自己新认的主子更时髦，谈论的话题更前卫，就敢对别人摆出一脸鄙夷之色。
六、声效思维
也可以叫“酷毙思维”、“帅呆思维”，特征是，乍看之下完全不明白什么意思，细想之后还是不明白，与此同时却又觉得这个说法透着鬼气，说不定哪天会显灵出一段深意。举个例子，“不在乎欢笑伴着泪水”，这是某体育歌曲中的一句，我忘了它是哪一届运动会的主题歌，现在央视体育频道还把它作为补白曲目，天天都要放上几回。我请问，你听得懂这词吗？我坦白，完全不懂。依我浅见，“不在乎”作为一种态度，通常总得出现在艰窘困败的场合，而“欢笑伴着泪水”呢？我想它指的该是那种“喜极而泣”的场景。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都难得碰到几回“喜极而泣”的美事，一边喜极而泣，一边却要高唱“不在乎”，而且男歌手还要用一种极为深沉的嗓音唱出来，我就更加被蒙在鼓里了。我不知道作者依据何种思维，我可以想象的，也就是那副传说中的济公脸：“一半脸儿哭，一半脸儿笑。”或者，词作者是不是想告诉我，当东方神鹿王军霞在奥运会场上披着五星红旗“欢笑伴着泪水”地绕场一周时，内心其实是“不在乎”的呢？
下一句词也有点“酷毙”，道是“超越梦想一起飞”。我想，人生最大的奢望，无非梦想成真。连梦想都要被超越，连梦想都成了二等货三流货，我就不明白作者到底想嚷嚷什么了。他是嫌做地球人太掉价还是另有深意，我这个只会巴望着“梦想成真”的普通人，只有不敢领教了。当然，我也可以仅仅把它视为大话，大话嘛，追求点气势，还算可以理解。所以，真正不可理喻的，还是“不在乎欢笑伴着泪水”。如此不可理喻的东西还被堂堂央视体育台不厌其烦地天天播放，可见我们对于思维上的错乱，多么擅长于视而不见。
七、一刀切思维
这是我们的老伙计思维了，关于这种思维的缺陷和危害性，报刊杂志上多有指责，我们的杂文作家群也曾用力甚勤，把它数落得几无剩义，我没什么可补充了。简而言之，这是一种简单化思维，一种在长期大一统环境下自发生成的思维习惯，通常总能最深刻地暴露低劣思维在民众中的普及程度。当大脑的责任被限定在“无所事事”领域的时候，便最适合“一刀切思维”的粉墨登场。现在艺术批评界动辄将具有皮相近似之处的艺术家、作家划为一类（常见的如按年代、职业划分），只不过说明了此种弱智思维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还企图变得精致化、理论化。
不归纳了，到此为止吧。在我的草稿里，本来还想说说“概念思维”（相当于股票市场上的“板块操作”）、“类比思维”和“感觉思维”之类的，但想到这样的罗列几乎无法穷尽，一条条写下去又非常丧气，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去添加发挥吧。
我们置身其中的生存环境，原本存在着大量乖舛悖谬，科学、理性的思维常常被弄得像一只只丧家犬，无处容身。在这种环境中，维持思维的乐趣已经无从谈起，顾念思维的尊严，更显得空口说大话。比如多年来我们可以同时高唱“他是人民大救星”、“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浑然不觉得两者间的矛盾对立，已达你死我活的程度。我们有本事一面提倡“解放思想”、“百花齐放”，一面又时刻不忘“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殊不知思想一旦解放，认识就不可能统一，百花一旦齐放，百家必然争鸣。比如，水中仙子和芍药仙姑若是有灵，对美的理解多半大有出入，牡丹有可能瞧不起水仙的清寒出身，水仙对于牡丹那一身富婆打扮，也难免鼻子里轻哼一声，撇一下小嘴道：俗气。
上面随意列举的七种国人思维习惯，虽各有侧重，但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简单化，且无一不是体现了思维上的消极、惫懒特征。要知道中国人的确是勤劳智慧的，历史上（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先人曾经显示出强烈的爱智倾向，产量惊人地贡献了出众的思维成果，也给我们这些不思进取的后代留下了丰硕的思想遗产。所以，问题的症结在于，不是中国人天生不具备思维能力，而是我们这一原本优越丰厚的民族特质，在专制历史的长期重压下，逐渐消沉了，式微了，殒落了，惘然了。思维，我们久已不以为乐，久已深以为苦。当放弃思维的明哲保身策略在现实生活中总会给人带来这样那样的好处，当积极思维、独立思索的可贵努力在历史上总会与鲜血沾亲带故，中国人思维能力的急剧下滑，便几成历史的必然。以至在相对温和开明的今天，个别人士意欲重温思维的乐趣，也会顿生精力不逮之感。他满心想着展开雄鹰般的思维翅膀，回头蓦见，却发现自己的思维早已被收拾得如一只母鸡，只剩下扑腾之力了。不瞒各位，本人在写作和思考过程中，就经常被自己母鸡水准的思维能力折磨得捶胸顿足，懊恼无比。我前面已经招认，我自己就是病人，而且病得不轻。
在与朋友的私下谈话中，曾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再出现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当时稍微想了想，认为不可能。理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必须满足如下三个条件：一，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不仅是行政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生活艰窘，属于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的那种类型；三，信息高度封闭，国人对国门内外的事情基本上两眼一抹黑，可以相信当局提供的任何资讯。显然，目前这三个条件都不具备。但我现在想起来，还有第四个重要条件，即国民的思维能力是否依旧蒙昧低劣，依旧普遍不习惯、不擅长、不热衷用独立理性的眼光判断是非，决定取舍，选择立场？倘是，危险将会在潜伏中得到酝酿，倘否，前途一片光明。让我们这些思维癌病房里的老病号们共同努力，把这最后一个肿瘤也摘除掉吧。
2001年9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