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
最近，好多人，甚至包括一些民运人士，都在为林彪打抱不平，要为林彪翻案。更有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某党史专家曾倾尽生命的余晖，为林彪索尸招魂，鞠躬尽粹，死不瞑目。林彪究竟为我们这个民族带来过什么好处，值得这么多人又来为他抱屈鸣冤，大肆炒作呢？
乡下农民对如何相人有个非常通俗的说法，叫做“三岁定八十”，也就是说，一个人，从小形成的性格将决定他的一生。林彪是跟着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的。从他与共产党的关系来看，这时他还是个相当于三岁的娃娃。他在共产党内部不停的权力斗争中，形成了决定他一生命运的拜权教恶习，还在井冈山的山沟沟里就表现出趋炎附势，唯权是瞻的习性。
当时，为了生存，朱德和毛泽东根据当地土匪的游击经验，总结出一套游击战术。这套战术被事实证明是可行的。但是，共产国际看不起朱毛的这套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不伦不类的土战术，派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等人，夺了毛泽东的权，搞出一套拒敌于根据地之外，以阵地战对阵地战的军事原则。这一套根本行不通，根据地越打越小，人越死越多。当时，彭德怀就不信这一套，不仅暗中抵制，而且在战场上大骂李德。林彪本来是靠执行朱毛的游击战术起家的，但此时看到朱毛风光不再，博古，李德大权在手，竟然置战士和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转而投靠博古，李德，极力推行这种脱离实际的教条。并且还著文论短促突击>>从理论上为博古，李德鼓吹造势。现在，有人认为，林彪在这里仅仅是表达了与朱毛的一种不同看法，并无大错。当时，如果林彪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或教员，可以认为是无知或是一种不同的看法，但是，身为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天天在前线打仗，亲眼目见一批批战士在上级的瞎指挥下倒了下去，却无动于衷，不惜用战士的鲜血去讨好掌权的博古和李德，用人头和鲜血来保全自己的权利和地位，这就不是看法，而是人格的问题了。
解放后，毛泽东搞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已出现了经济危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拍案而起，为民请命，要毛泽东反省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的错误。起初，一些高层官员和毛泽东身边的秘书们都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提得很好，会上出现了纠正毛泽东公社化和大跃进错误的声势。毛泽东以小人之心来揣测彭德怀的意见，感到自己的威信受到了挑战，威胁参会的大员们，如果解放军也不听他的，要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并搬出在家养病的林彪上山助阵。林彪在真理和权势的面前，再一次置人民的痛苦和死亡于不顾，拜倒在毛泽东的权力之下。他一发言就把调子定得很高，历数彭德怀的罪行，从抗日战争时，自作主张，搞百团大战，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到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一贯对毛主席不忠，论定彭德怀是个头上长了反骨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林彪处处以毛泽东个人的意见和喜好作为区分真理与错误的标准，令毛泽东感到无比欣慰。
作为对林彪的犒赏，会后，林彪被毛泽东委任为国防部长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肩负起清理彭德怀死党的重任。在林彪的授意下，军队中对彭德怀反党集团，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批判和清理，任何将领，只要稍微表示对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同情，马上就会遭到整肃。像万毅，洪学智，邓华，钟伟就是在批判会上发表了一点不同看法，被撤职查办的。
林彪在庐山会议前虽挂有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头衔，但并没有实际参与政治活动，他在韜光養晦，窥视风向，寻找适合自己出山的时机和更高的位置。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给了他一个机会。他也看出毛泽东特别喜好，同时也迫切希望有人对他进行肉麻的吹捧，来掩饰他的乌托邦式幻想的荒唐。
彭德怀虽然自认是个粗人，但他对毛泽东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反对肉麻的吹捧和神化毛泽东。他当国防部长时，学毛著只是做做样子，他不相信那几本书有什么万能的作用。林彪当上国防部长后，开始在军队中狂热地开展造神运动。强调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1960年2月，还把毛泽东在对抗大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三句话八个字串联在一起，叫“三八作风”，并将这种个人题词，定为军队必须具备的作风。连毛泽东的亲信，总政治部主任谭政都觉得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太拿不出手，不同意这种提法。由此他也遭到林彪的痛恨被撤职。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助纣为虐的结果是毛泽东的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没能得到及时的补救。随之而来的全国性饥荒，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当年在对待“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问题上，不敢支持正义，态度暧昧，明哲保身的刘少奇，彭真，邓小平，陈云以及中共的许多的其他领导人，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在无情的事实面前，毛泽东不得不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退为进，言不由衷地检讨自己的失误，并借机测试与会者对他的态度和看法。
尽管如此，刘少奇，彭真，邓小平和薄一波等人还是想利用这次机会，从饥荒着手，否定毛泽东最得意的大作：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彭真在会上挑起对毛的批评：“我们的错误首先由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 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人也一起呼应，挑起与会各级领导发泄对毛泽东瞎指挥的不满。大会的气氛对毛泽东极为不利，毛泽东遇到了比庐山会议还要严重的危机。毛泽东后来曾说过，他受了一肚子窝囊气。然而，林彪不失时机地跳出来讲话，帮了毛泽东的大忙。他掂量出，即使毛泽东在党内高层失去了人心，但仍然牢牢掌控着军权，任何人也奈何他不得。他又一次站到了权力的一边。他说：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
会后，毛泽东称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马列主义的讲话，建议发至全党学习。还用讥讽的口气问罗瑞卿是否能作得出这种水平的报告。可见，当时公认很能投毛泽东所好的大警卫都赶不上林彪的特快列车了。
62年中央扩大会议后，毛泽东与刘少奇越走越远。刘少奇取消公社食堂，推行三自一包等宽松的经济政策，很快就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毛泽东不仅看到自己推行的那一套远远比不上刘少奇的办法行之有效，而且发现，没有他对各路诸侯的打点，刘少奇照样可以把各项工作抓的井井有条。社会经济形势与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时相比，有了天壤之别。刘少奇卓有成效地治理了自己甩下的烂摊子，并在各级领导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他感到自己在政治局，甚至在中央委员会，成了孤家寡人，全国三分之一的权力，已失去控制。他已经有了搞掉刘少奇，夺回掌握在刘少奇及其追随者手中的权力的打算了。
林彪受到赞扬和怂恿后，更加有恃无恐，近乎疯狂的把对毛泽东吹捧和讨好上升为超出人类范畴的神化。他认为只要投毛泽东所好，紧跟毛泽东就有希望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从他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到文革开始的几年里，他和他在军队中的同伙为帮毛泽东实现由人到神的转化做了别人不敢想，也做不出的奇迹：1. 把毛泽东本人捧为当代最伟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是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都不曾出过的天才；2.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是检验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3. 编辑毛泽东语录（红宝书），强制国人读毛泽东的书，听毛泽东的话，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4.推行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学习方法，高速为毛泽东打造成千上万既无知，又虔诚的信徒。
后来，在文革中广为流行的“三忠于，两祝愿，”每天早晚必须站在家里或工作单位设立的忠字拦和宝书台前，挥动红宝书，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以及跳忠字舞等一系列让人哭笑不得的既幼稚，又荒唐的举动，都与林彪及其追随者的推波助澜有着密切关系。当时，还流行着这样一个笑话：公安截获情报，从广州到北京的火车上，混入了两名台湾特务。没人知道这两名特务长得啥样，但无论如何要在火车到北京之前，把这两名特务抓获。广州公安的一个侦察员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命令所有的顾客下车跳忠字舞，结果大家都会跳，只有这两个特务傻乎乎的站着不知所措，当场被抓获。当时，对毛泽东迷信的普及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共历史上，刘少奇，周恩来，贺龙, 甚至可以说每个高级领导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吹捧和讨好过毛泽东。刘少奇在延安时就为创造毛泽东思想一词，并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中共的主导地位作过贡献。周恩来曾把毛泽东称之为中国革命的皇帝。贺龙虽然在理论上帮不上忙，但经常搞些毛泽东喜欢的腊肉，熏鱼来表示忠心，据说，一次，贺龙搞到两斤水果糖自己都舍不得吃，赶忙给毛泽东送了过去。江青喜欢的大青马，也是贺龙送的礼物。尽管这些吹捧和讨好都有很强的封建色彩，但是，它们有特殊历史背景。当时，强调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是为了使各地拥有武装的诸侯不至于个自为王，不听调遣，以保证中共的胜利。同时，毛泽东与共产国际派来的王明相比，也确实要务实和高明许多。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确有很大的发展。这种吹捧和讨好，有的是基于中共利益的需要，有的确实是对毛泽东很欣赏，当然也有的是想从中得利。从解放后刘少奇等人逐渐与毛泽东产生的种种分歧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后的讲话来看，他们当中不少人已经意识到把毛泽东捧的太高的危害性，并试图制约毛泽东个人迷信有可能对社会造成进一步的危害。
林彪在庐山会议跳出来，打击彭德怀，吹捧和讨好毛泽东，是在毛泽东胡作非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的境况下。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时，饥荒已经出现，几千万人被活活死。对此，连刘少奇都害怕要上史书，而林彪不仅对已经发生的这一切，熟视无睹，反而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昧着良心地吹捧和神化毛泽东，用整个民族的痛苦和灾难与毛泽东作政治交易，拜倒在毛泽东的独裁和霸权之下，连起码的人格和人性也已丧失。
三年全国大饥荒后，毛泽东在民众中已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在中共高层也被孤立疏远。如果没有林彪 不择手段的神化毛泽东，把一切功劳都算到他的名下，把一切错误都归为没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用栽赃的方式，让毛泽东错误的反对者为毛泽东背黑锅，民众很难忘却公社化饿死人的惨痛，也不可能在文革开始时，又陷入迷信的陷阱。林彪对毛泽东的这种神化，以及与毛泽东无原则的勾结，促长了毛泽东的势力，促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决心。再次把国家和人民推入深重的灾难之中，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和神化的动力来源于对权利的强烈欲望。强烈的权欲导致他失去理智。在对毛泽东的吹捧和神化过程中，表现出与他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头衔极不协调的粗俗和无所顾忌。他对毛泽东的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即使在当时，只要稍有点常识的人都可看出其中的荒唐，让人感到肉麻。在中共历史上，为了权力巴结，讨好，吹捧毛泽东的人不少，但是还没人像林彪一样能把这么荒唐和粗俗的东西，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推向全国的每一角落，每一家庭。即使四人帮也要甘拜下风，他们毕竟还要装出点文人的理性和清高。
现在有人写文章说，林彪在解放后不问政事，有隐退的打算。他后来出山，对毛泽东的吹捧和神化，是受毛泽东的胁迫，为求自保而不得已的行为。还有人试图用吴法宪等人的回忆录，否定叶群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夕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摆的话，来证明林彪没有要当国家主席的欲望，没有对权利的野心。
如果林彪没有强烈的权利欲望，59年毛泽东请他出山，他完全可以以身体不好的理由拒绝。当年抗美援朝，林彪曾用这个理由拒绝过毛泽东要他赴朝指挥志愿军的要求。62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本来中共的写作班子，已帮他写好了稿子，是他自己抛开讲稿，主动讨好和吹捧毛泽东。如果没有个人目的，他完全可以照本宣科，走走过场。
中共九届二中全上林彪即使没有当国家主席欲望，也不能说明林彪从59年开始无原则的神化和支持毛泽东胡作非为，不是为了个人的权欲。况且，当时这么多人参加会议，吴法宪，陈伯达等人的发言都有白纸黑字的记录，陈伯达还因此被毛泽东打入地狱。没有林彪的旨意，他有必要跳出来折腾吗？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或想争取更大的权利并不可耻，也无错误，他的无耻与错误在于以国家和人民的灾难为代价，与毛泽东作交易！
林彪一生既得利于趋炎附势，也毁于趋炎附势。当他所依附的势力不再需要他时，他的末日就来临了。还在林彪当红的时候，张国焘就曾对司马璐说，林彪不是块料，毛泽东不当上皇帝他是不甘心的。从后来毛泽东交给张玉风和姚文元等人的有关他身后的中共政治局名单来看，他就是要建立以江青为党主席的毛家天下。事实上，当林彪把神造起来，帮毛泽东打倒对手，度过难关后，毛泽东觉得林彪已无利用价值了，留着会对江青和毛家造成威胁。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和林彪在国家主席问题上的争论，是毛泽东烹狗毁弓的开始。
林彪最后的结局，当他鼓吹“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时就已预示了。他死在自己一辈子都在疯狂地吹捧，讨好，支持的革命之神的恐怖之中。这也是他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另一种方式。对他而言，可谓种瓜得瓜，因果报应！实在想不出，他有什么冤，有什么屈？真正有冤，有屈的是被他和因他助纣为虐，被饿死，整死以及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的那一代忠厚朴实的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