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他的办公室，其实就是一个接待室。刚好他的夫人也在场。我们聊了没多久，他就自动的走到书桌前面，问了我的指挥官大名。他听了以后，哈哈一笑，他说我的指挥官当年金门炮战的时候是他的部下。立刻用毛笔写了一封信要我亲自交给他。我还记得他的毛笔字龙飞凤舞，真没想到那时后我们的将领还能写一笔好字。其实那个时代，无论陆海空三军任何由校级晋升将级，都需要老蒋的亲自召见，才做最后定论。我的一位堂哥那年晋升海军少将，就被老蒋召见。从头到尾需要预习。据他说那个场面很隆重，好像当年觐见皇上一样，只是没下跪而已。拿了信我立刻告辞。老远的我们组长看我手上拿了一封信，一上车我就很得意的让他瞧了一眼。这个时候，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才算落下。回到师里，立刻去见了指挥官。他一看到信，十分高兴，当时就告诉我，好好干，有任何事可以立即找他。我们这位指挥官戴春玉上校，还有我们那位副司令贾惟禄中将，在我那一年服役的日子里的确给了我不少的照顾。可是，我也没有给他们丢脸。在我退役的时候，全师每一个单位选出一位最优秀的代表，接受表扬，我就是我们后勤指挥部的代表。
工作开始，我最要学习的就是公文书写。甚么主旨啦，事由啦，说明啦。公文都有一定的格式和语气。我就把以前的档案拿出来照个葫芦画个瓢。我们的组长肖傑少校写的一笔好字。时常为我修改，然后我再重新腾出来。有时，就是一两个错字，我也全部重新誊写。我的字一向写的工工整整，一眼瞧去，像军人排队似的，煞是好看。每天早上起床，从从容容，我们这个单位没有早点名，也不需要把被子叠得像豆腐干一样。寝室就在办公室的旁边，我们几个补给官睡的是通铺。清洗完毕，还可以看看报纸，然后就准备吃早饭。有一阵子我们也要出操。部队那时要举办全师检阅。所以早上在饭前还要练习踢正步。我们这些军官除了我们几位预备军官，其他都是四五十岁的，根本就没那个劲去操练。 记得那时带队的是我们的参谋长马登山上校，那时刚结婚，一个近50岁的老头。每次操练完，上气不接下气。大家都背地里说他日夜的登山，就是铁打的也受不了了。大家无精打采的动作，我就被时常叫出来做示范。成为指桑骂槐的对象。
部队的伙食，缺乏变化。也是因为国家穷的关系。每天吃的几乎是同样的菜。到了冬天，我建议吃火锅。结果每一桌一个脸盆。里面尽是大白菜，还有豆腐，少许的肥猪肉。可是却相当油腻。刚开始吃的几天，还挺不错的。每晚有饭，也有馒头。可是后来变成每天一个脸盆，看着都怕了。我还建议伙房做了一道肥肉豆鼓，青葱，爆辣椒。每人挖一点帮助下饭。他们说这真是个好建议。不多久，每个单位的伙食都加了这一道小菜。有的时候，我们几个就跑到福利社，买鸭头来补补。卤的鸭头带着长长的脖子，味道不错。有时也顺便切点海带，豆腐干之类的卤菜。慢慢的和我们组里的军官混熟了，我们还经常出营房打牙祭。那时后我们组里的通迅官王华鲁少校是俺老乡。早年一人离家从军。我们谈的非常投机。那时他已经四十几岁了，就一个人在台湾。到了晚上肚子饿了，他就带着我出营房。走到门口，卫兵挡驾。他就大吼一声。干什么！卫兵一看他是个少校，马上就敬了个礼。同时不准他出营房。我们这个王少校瞪了大眼睛，说我们出去观察地形，准备明天的训练。这个卫兵也就放了我们。我跟在后面，还真的捏了一把冷汗。
出了营房，我们直奔附近一个卖饺子的小摊子。这位摊主也是个山东人。好像是 王少校的老朋友。这个时候王少校拿了豁好的饺子馅，又加了麻油，就自己擀皮包起饺子来了。好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最后包好了，我们坐下，他又去拿了一些卤菜，还有一瓶米酒。我们就喝起来了。没多久，老板把煮好的饺子也端上来了。我们酒醉饭饱之后，就回到营房。临走我要付钱，他说，他每个月跟老板结一次账。这种溜出营房，又能吃上一顿饺子，还喝了半醉，是值得回忆的。有一次王少校喝醉了。回到营房，对着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告诉我他17岁离家当兵，跟着国民党东奔西跑的。想他的老家，想他的爹娘。多少年来也一直不知道家里的情况。然后看看自己，一个少校，也成不了家。那天晚上他就执意要去找副师长。他说副师长是他的老长官。他要找副师长给他做主成亲。我就很好奇的问了一句，有了对象了？他说我不懂，要副师长做主，就是要负责替他找对象，完婚。我知道他喝醉了。同时劝他不必去找了。每个人喝醉了都找他，他这个副师长也不必干了。第二天早上酒醒了，好像一切都没发生。我们这些单身没有成婚的老军官每个人都有一段诉说不完的伤心史。我始终觉得，我们当年逃到台湾的外省人，最难以忍受的就是与大陆的亲友常年的失去联络，毫无音讯。从49年后的40年之间，同种，同族的中国人，不能来往，不能通信。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想想这就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两人私人的恩怨，造成了两岸无辜人民的妻离子散。
